厚厚的黄土层 周国春著-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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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开座谈会，搞调查研究，写各种调查报告、工作总结、思想汇报，这不能说对于今后的工作是不重要的。江小南说她的综合能力要得益于批林批孔运动，评法批儒运动。理论正确与否，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问题。为政治斗争的浓墨涂染过的理论，是实用主义的，是扭曲了的。这理论是什么，我们毕竟读过了，也记下了，这不能说是没有用的。如何组织演讲稿，如何根据不同的听众调整你的教案，她毕竟是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训练。她的写作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讲解问题的能力，都是可以受用一生一世的。对于文科的学习，这个开门办学有着许多的可取之处。
现在的时间是１９７４年的春天，林昊、江小南和班里的同学们正在这座秦城最大的纺织厂里学习哲学。同学们分到了各个车间。
江小南和彭雅致在细纱车间。学生们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当然，挡车工，学生们是当不得的，那是要经过专门训练的。她们只能运运纱管，扯扯废纱头。扯废纱头的都是些老工人，学生们和老工人边干着活，边说着话。
“师傅，您什么时候干上这纺织工的呢？”彭雅致在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工攀谈着，那是一个胖胖的人，工人师傅们喊她大胖。
“十三岁就干上了。”
“那么小。”小南眨巴着眼在想，这人少说也干了快三十年了吧。
“我不是最小的。她最小，进厂时只有六岁。”大胖指了指旁边一位师傅，那人长得很像电影演员田华，工人们就叫她作喜儿。喜儿笑了笑说：
“抗战时，老蒋炸开了花园口，你们知道吧。”
“知道，那是１９３８年的事。”学生们应着。
“大水一冲，难民们无家可归，就逃难来到了秦城。所以，秦城的河南人最多，占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在秦城唱豫剧，听家很多。我就是那个时候和我们一家人来到了秦城。我爹给人拉板车，我娘给人搓麻绳，我大哥进了饭馆干了跑堂儿的，我的两个小年进的厂。一哥哥拣煤渣子拾破烂，我进了这纺织厂。我是１９４２家人没一个闲着的，还是吃不饱饭。”人们没有谁再插话了。小南、雅致这些人都是听着忆苦思甜的报告长大的，从小就会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文革大串联的时候，小南去了四川，参观了刘文彩的那个万恶的地主庄园。新旧社会两重天，年轻人是很了解的。
“别看她旧社会那么苦，新社会可是过得不赖。人家的男人，现在是秦城日报社的社长。”大胖又打开了话匣子。
“那您的丈夫是做什么工作的呢？”小南十分小心地问。姑娘们和长她们一辈的人聊起这些，总会有那么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
“我的丈夫就是这个厂的工人。别看外面的人都会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领导阶级地位就那么高？只能哄那些个不知道的人。我们工人，文化水平不高，工资也低，活又累，女工找个对象，也难着呢。”
“是啊。小伙子们找对象的时候把我们叫织女，说实在不行了就找上个织女凑合吧。”另外一个女工叹了口气搭了话。胖子又接着她的话说：
“但是，我们的人在外面开个会什么的，也人五人六的，让人瞧得起呢。是的，这小南他们这些大学生是知道的。这个厂，在五十年代，曾经出了一位全国有名的劳动模范。六十年代，则出了第二位劳动模范，如今，是省委的一位副书记。这两个人，原来还都是细纱车间的工人。”
“您是说季玉莓师傅和省委的王淑贤书记吗？”一个学生问道。
“是的。玉莓创造了巧姐妹工作法，说俗了就是多跑快干的工作法。挡车工苦啊，一天要跑几十里地，她领着我们这些姐妹，这几个都是。”她指了指身边的几个姐妹。女工们笑着点一点头。她又说了：
“玉莓真能吃苦，能钻研技术，跑着步子拼着命干。她出席了党的八大，我们都替她高兴，她为我们可争了光了。可是，她得了肺病，病得起不了床了，还在给年轻人讲她创造的工作法。她是活活累死的。”老工人和大学生们都低下了头。后来，胖子告诉小南，秦城日报社的社长当年是一名记者，多次采访季玉莓，一来二去的，对这个先进的姑娘倾了心，苦苦追求，可是玉莓一直没有答应他。在玉莓病得快不行的时候，小伙子默默地守在她的床边。玉莓在合眼之前，把我们喜儿的手拉着，放在了小伙子的手里。一年以子后，喜儿嫁给了小伙。胖子说，玉莓也爱恋那个小伙子，因为有病，不愿意拖累人家。他们没有缘分。玉莓没有缘分成家，也没有缘分当官。喜儿告诉大学生们：
“王淑贤也是一个能干人。季玉莓创造出个工作法，也带出个季玉莓小组。她死了，王淑贤接了班。这淑贤虽然也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比玉莓要能说会道的，这不，人家出席了党的九大、十大，当了副厂长，又当了省委副书记。我们姐妹们总觉着她是一个好工人，干挡车那是没说的。可是让她做官，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她不想干也得干。”喜儿没有再往下说。小南知道，一次学生们和工人们正上夜班，忽然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停在了车间的门口。车上下来了一个穿好了工作服，戴好了工作帽的人。她快步如飞地步入了细纱车间。
“淑贤，你回来了。”有人认出了她。乳白色的口罩之上，是一双明亮的眼睛。她眨着眼睛示意人们不要喊。她在熟练地操作着，在纺纱机前奔忙着。天快亮了，她匆匆而去。是的，没有车间，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她的生活没有了趣味似的。当工人们看到她钻进小汽车的时候，有的人竟摇头叹息：
“淑贤钻进了那黑甲虫里，憋闷不！”大学生们在工厂里曾经听到过一个笑话，说是一次王淑贤在主持一个汇报会，有人在汇报会上引经据典地提到了黄道婆，来了一句，黄道婆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女纺织技术家嘛。也许是女纺织技术家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她没头没脑地问道：
“黄道婆是咱们省的？”
“算起来应该是上海人，在广东发迹。”有人这样说，那发迹显然指她因纺织技术而出名了。这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
“上海人，出发去了广东？有机会，我也去认识认识她！”人们再也忍俊不禁，大笑了起来。而她，竟莫名其妙地瞪视着大家伙儿。这笑话自然不是从工人那里首先传出的，是办公室几个舞文弄墨的家伙先说开的。不管这笑话有多么的荒唐，也不管这里面掺有多么多的水分，但是无风不起浪。她只读完了小学，这是事实，她最不喜欢看书，也是她自己说过的。林昊和小南聊天说过，工人阶级伟大，纺织女工太苦，她们的社会地位，实际上从来就没有高过。远看，这个群体是巍峨的山峰；走到跟前，你照样会看到石头块和土坷垃，那自然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
大学生们在厂党委和系总支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些小组和工人们一起学习。他们主要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不懂的问题提出来，由教哲学的杨老师为大家做专题辅导。他还饶有兴致地为大家介绍了广大人民群众学哲学的情况。他说：
１９５８年，一场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开展。
在那一年的６月５日，《人民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上海工人学哲学用哲学》，报道了上海求新造船厂的工人是怎么学哲学用哲学的。他们从那一年的３月，就开始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这些工人开始学哲学的时候，河南省登封县三官庙乡的农民也在学哲学用哲学。以后，《人民日报》也报道了这些农民的学习情况。于是，全国的工农兵都来学哲学。大家在学习中懂得了什么是实事求是，什么是主要矛盾，如何抓主要矛盾，解决了生产上的具体问题，人与人的团结问题。所以，哲学并不是神秘学，它不玄，它是能够被我们掌握，并且解决我们在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的。”
“看来群众学哲学，也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听了老师讲的课，小南又去找林昊交流体会。林昊笑了：
“和工农兵上大学一样，都不是新生事物。看来，打日本的时候，是很打出了一些新生事物的，像‘三三制政权’呀，‘精兵简兵政’呀，还有‘工农上大学’呀，是不？大跃进的时候，也跃进出一些新生事物，像‘土法炼钢’呀，‘工农兵学哲学’呀，‘社员们都吃大食堂’呀。”两个人由不得都笑了起来。林昊忽然想起了什么，他饶有兴致地说道：
“对了，我临来时，在学校图书馆无意间翻了６０年代的人民日报，年７月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先有桌子的
看到了王若水在１９６３
观念，后有桌子。”
“对呀，从精神到物质，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看来，这个局部是存在的。”
“你的脑袋还真快。他就是这个观点。你知道吗？咱们杨老师说，关于桌子的哲学，还有一场讨论呢。”
“是吗？”小南来了兴趣。
“后来，他给我找了些材料。当时，针对王若水的观点，有一个叫黄林针的人论述了先有桌子，后有桌子的观念。”
“先有桌子，后有桌子的观念。可是桌子是人造出来的呀，它不是自然界中的东西。”
“是啊。他说，桌子是人在实践中造出来的，但是这种制造是不自觉的制造。因为在实践活动中存在盲目性和盲目成分。还说社会的新生事物就是首先在实践活动的盲目成分中产生的。”
“有道理。石器时代，从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我们的先人不就是因为在打击的过程中无意识的带出了磨制的动作，然后由不自觉到自觉地懂得了对石器进行磨制的吗？”
“你这样理解？，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这个发展过程存在对
着盲目性和盲目成分。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林昊边想边自言自语地说着。
“就这些了？”林昊沉思了一会儿，又接着讲：
“还有第三种意见，说关于桌子和桌子的观念谁先谁后的问题，实际上说的是新观念和新事物的关系。这种意见认为这二者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是相互交错，同时存在的。因为，新事物产生于旧事物，所以新的观念就可以对萌芽于旧事物中的新生事物进行反映。”
“你等一等，这不是等于说，还是得有新事物或者说桌子产生了，才会有反映它的观念吗？”
“我还没说完呢。这种意见认为正因为有这种反映，于是，在新生事物产生之前就有了产生新观念的客观可能。”
“新生事物在旧事物中虽然处于萌芽状态，毕竟是新生事物而不是其他什么，这不属于新生事物的产生之前，而是新生事物处于产生的过程之中。所以应该是新事物在前，新观念在后。”
“对的，我也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第三种意见在实际上是承认黄林针说的先有桌子后有桌子的观念这种现象的存在，承认社会发展中许多新生事物是人们不自觉地创造出来的。”
“所以第三种意见是不能成立的。先有桌子后有桌子的观念有道理。”
“还有第四种意见，桌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