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村 作者:聂茂 厉雷-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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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城市人和农村人的生活状态也完全不同，不管城市居民是流入居民和本地居民，他们追求的是工作和收入，这注定了他们的漂泊性，本身就是无根的，房子总是在转移，即使一家不转移，也很少有两代住在一起的。特别是随着汽车工业的兴旺发达，购车族的增多，一辆车子就是半个家甚至就是一个流动的家。这也就决定了城市里所谓邻居只是形式上的存在，相互影响不会太大。
而农村完全不同，农村的一切都是建立在泥土之上，建立在家族之上，一个家族在一个村里一般都已经生活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千年，父母和儿女都生活在一个村子，并且只要下一代不迈向城市，还将一代继一代地延续下去。于是村里的人都是认识的，熟悉的，不论同姓不同姓，也不管男女老少，其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生计来源等大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构成一个整体。加上乡村本来就是一个巴掌大的地方，村头一声吆喝，村尾都可以听见，一件小事情可以引起整个村子的轩然大波，于是，整个村子的人都可以被看作邻居，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形式上的联系是有血有肉的。
因此，农村的社会环境构成就更紧密，所有村里的人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孩子成长的社会环境。
而在这种构成紧密的农村社会环境里，对于孩子来说，故里乡亲对其成长环境的影响表现为被动的，或者是无意识的。这无形中构成一种矛盾：他/她不能为孩子所控制，又深刻地影响着孩子。这种作用在留守儿童身上又表现得最为明显，因为留守儿童失去了父母的监护和教导，往往不加辨别地被无形作用完全影响。同时，也因为其父母的不在，所有的故里乡亲都有意无意地成了他/她的监护人，影响之深不言自明。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一种整体作用。俗语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话真的很对！用在留守儿童身上，无疑就更加正确。所谓“一方水土”恰恰是农村社会环境整体性的一种表现：靠水的村子，基本上都是渔民；靠山的村子基本上则是山民。渔民一生在水里游泳撒尿捕鱼，渔民的儿女也在水里游泳撒尿捕鱼。山民一生在山上放羊种树采石，山民的儿女也在山上放羊种树采石。或者，山民渔民会感觉自己生活的单调、劳累、腥臭，那么他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走出水，走出山，他会告诉自己的儿女要好好读书，上大学进城。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会不断的鞭策儿女，儿女不好好学习他们会狠狠地教训儿女，甚至抡巴掌，抽鞭子，即便儿女走不出水和山，他们也希望儿女可以生活得更好些，多长些见识，不要再在水里山里像他们一样窝窝巴巴地过活一辈子，可以找点更光鲜的活法，反正是不要过自己过的日子。
可是父母走了，谁来教孩子？水和山来教孩子。水和山教孩子什么？水和山当然不会教孩子离开水和山，水和山只会教水和山的事情，更甚至于水和山会教比水和山更恶劣的事情，总之不会教高于水和山的事情。由此可见：能与农村社会环境的无形侵蚀相抗衡的只有父母的影响力，即有些父母可能也可以把孩子往另外的方向引导，而留守儿童远离了父母或其中的一方，于是，没有人过问，或关爱得不够，任由侵蚀，最后能变得和长辈一样地生活着，甚至更坏。
2006年10月，在皖北濉溪县丁里镇一个村庄调查时，我们就开始强烈地感受到农村社会本身对留守儿童的影响。那个村庄很穷，人也穷疯了。村里见不到一栋楼房，甚至见不到一座像样的瓦房。村里人习惯了游手好闲。
村长告诉我们：夏天的时候，人们家里没电扇，烈日当头，拖张破席子，光着膀子往树荫下一躺，睡得天昏地暗，苍蝇在头上到处飞，浑然不觉，口水流到耳根，亦没有反应。冬天里，没有暖炉，男女老少穿着破旧的棉衣蜷缩到麦垛里，从上午睡到天黑，鼾声四起，响彻天空。这里的人特别能睡，仿佛前辈子没睡过似的。再说，只有睡觉，让他们减少一点热量，得到一点快乐。又因为睡觉，男女很早就搂在一起，生的孩子更多。真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越穷就越懒，越懒就越破罐子破摔。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早年，村里没有人安分地种地，不种地也出去找活计，村口一条公路成了他们的本钱。公路上跑车，跑的却不是他们的车，他们只有破旧的自行车。自行车除了铃铛，其他都响。他们有平板车，平板车太重，他们懒得拉。公路是江苏省修的，因为江苏省在当地开采煤矿，煤要拉回江苏。
那么，公路怎么就成了当地人的本钱？原来，不知道是那个村民第一次动了耙头，乌黑的夜里，拉煤的车队载着一车车乌黑发亮的煤炭从村口经过，他站在村口，过一辆车，就迅速地从车上拉下几耙头煤炭。车队过去，他收获了整整一竹筐煤。消息很快在村子里传开，村里人都开始效仿他。那些年里经常在三更半夜看见无数的黑影拿着耙头，幽灵一般，长长地排在路边，等到有车队经过，他们疯狂地掠夺。到了后来，他们不满足于只在黑夜掠夺了，大白天也明目张胆起来。因为是他们的地头，车队也没有办法，只有任由他们掠夺，就当作孝敬“地头蛇”了。久而久之，这成了村里人的风俗习惯，男女老少都干这事情。
当我们去的时候，很多男人女人已经被贫穷逼出那片土地，跑进城市打工去了，留下的是已经种植在那里的劣根，留下的是一些仍旧在偷煤炭的懒汉，注定也留下满地的偷煤炭的孩子。我们就见识了那些孩子“完美”的掠夺。
我们是跟着村里一个叫刘明军的孩子去的。他12岁，读小学五年级。当听我们说想见识一下他怎么搞到煤时，他很得意地说：“很简单，去了你就知道了。”他拿出一个乌黑的竹筐和一根耙子，耙子杆接近两米长，耙齿又细又长，排得很密很宽。他告诉我们那是他父亲留下的，为拉煤专门做的。拿着工具，他又叫了村里其他几个孩子，风风火火地来到村口。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把工具放到地上，在公路两侧堆起石头，石头中间留出一道缝隙，大约刚好能让一辆卡车通过。
刘明军老练地说：这些“孬种”（司机）因为害怕被人偷煤炭，所以运煤经过村庄时都像疯子一样地开车，一转眼就飞过去，根本就没办法搞到煤炭。于是，他们想了对策，在公路上堆上石头，这样司机就不敢开得太快了，煤炭也就搞到了。不一会，运煤的车队过来了，速度果然放慢下来，一群孩子发狂一样地从车上把煤炭拉下来，落得他们满头都是煤灰。司机盯着他们，他们就骂司机，甚至用石头打他们。司机不敢下车，悻悻地把车开走了。
这电影一般的镜头令我们骇然。
回到村里，我们问村长：村里有这样的坏习惯，为什么不过问？
村长说：他也没有办法，地方穷，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讨生活，哪有时间考虑这些事情，他没参与偷煤炭的活动里已经算是万幸了。
而他本人到底有没有偷煤炭？
村里人告诉我们：“哼，他也偷！他怎么就不偷了？不偷拿什么活！”
农村人常说：“学坏容易学好难！”这是很深刻的。十件好事给一个孩子的影响往往不及一件坏事情产生的深刻；对孩子十年的良好教育有时候抵不上一个月的恶性教育。分析一下不难发现，社会上大部分人、大部分事情是平常态的，良性的，孩子也司空见惯了，在他们心里留下不了太深刻的印象。反而一些反常态的坏事情、坏念头给他们的冲击一下子可以将他们带上不归路。十件对一件尚且如此，十年对一个月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孩子从小到大生活在这种环境里。
想想这些，刘明军成为偷煤炭的小贼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农村社会环境对于留守儿童的影响还表现为个体性。众所周知，任何的整体都是个体构成的，构成农村环境里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影响到失去父母庇护的留守儿童。个体性的影响没有规律可言，如果孩子经常和某人来往，那么影响可能是长期性，长期性的结果是慢慢沉淀下来的东西；如果孩子只是和某人在某一时间发生对撞，那么影响就是突发性的，凡是能给孩子带来影响的突发事件一般又都来得十分猛烈。
例如，在湖南省华容县治河渡镇做调查时，我们就听说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故事同样发生在洞庭湖水域。故事的主角叫莫春华，一个11岁的男孩子。
莫春华的父母都在城市打工，在家里由爷爷奶奶照顾他，父亲留下的半亩鱼塘同样交给莫春华的爷爷管理。祖孙三口就住在渔场旁的船只里，守着破旧的家具，天天随着洞庭湖的波浪摇晃。因为老两口想省钱，船上没有通电，没有电灯，更没有电视机，每天晚上一盏昏黄的油灯亮在水面上，时间仿佛回到遥远的年代。
与他们的渔船相距不远的是莫春华本家的一个叔叔莫东升的船屋，船屋很大，设施也齐全，电灯、电视、电扇都有。而莫东升也有个儿子，和莫春华玩得很好，比莫春华低两个年级，叫莫晓旭。于是，放了学，莫春华总爱往莫东升家里跑，和莫晓旭一起写作业、看电视，有时候甚至就在莫东升家里吃饭。
奶奶对此很生气，认为在别人家玩玩也就罢了，可是总是在别人家吃饭始终不好，奶奶怕莫东旭两口子嫌弃孙子，虽然他们嘴里说得好听，说什么“没事，婶子！哥（莫春华的父亲，即莫东升的堂兄）和嫂子都不在家，春华也怪可怜的，喜欢在我们家吃饭就让他吃咯，都没把他当外人，和自己孩子一样。”
但是，老人心里一直有疙瘩，尤其是忌惮莫东升的老婆。老人说，那个女人是村里有名的母老虎，平时就会装模作样，发起火来谁都不认。所以老人三番四次教训莫春华，让他以后不准在别人家吃饭。
但是，家里没有电灯电视，怎么能留得住莫春华？他还是往莫东升家里跑。
200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爷爷、奶奶都已经睡下但没有睡着，莫春华从外面回来了。奶奶和他说话，他不理睬，显得闷闷不乐。因为点的是油灯，老人眼神又不好，倒也没有发现孙子出了什么情况。
第二天傍晚，放学后，莫春华一反常态地跑回家，钻到船里，再也没露面。天快黑的时候，莫东升跑来，火冒三丈地叫嚷。老人问他什么事情。他说，莫春华往他家的渔场里撒“毒稻谷”，毒死了好多鱼。
竟真有这事情？
老人跟着莫东升到他家渔场，看见灰暗的水面上铺着一层白色死鱼。莫东升的老婆正蹲在渔场边哭天喊地。老人意识到的确出事了，回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