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好些了吗 作者: 吴虹飞-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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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村： 像我这样的人很着急，想喝就要喝，我是很懒的急性子，像喝茶，要一口一口的，太麻烦了。最多是喝凉的白开水。吴虹飞： 谈一谈您的家庭？
陈村： 这种事情人不可以瞎说的，什么我的家庭很幸福，身体很健康，说了可是要倒霉的！不能夸口、说嘴。很多像你们这样的记者就爱这么采访。吴虹飞：
为什么喜欢麦兜？您引用过他的一句话： 笑得像个柿饼……我也记得您说过，您说过您喜欢那种小说，有点天真有点傻的那种，在人世间追求着自己的梦？
陈村： 它很好玩的。蛮好的。小孩子比大人可爱多了。大人太聪明了，太知道利害了，太无奈了。一点不傻的人不是好人，至少不是有趣的人。吴虹飞：
您讲过，人都很自私，不肯为别人设身处地的。平常的人不会站到你的立场去为您想的。有人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进一步说说吗？
陈村：
我要是不写小说，也很少站在他人的立场想问题。人这样大概是怕受伤害，要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但是，个人的利益往往和他人的利益是共同的，一损俱损。现在鼓吹更多的是扩张自己，其实人常常有必要收缩自己。中国人之间的无谓摩擦太多了，弄得大家心情很坏，何苦来。吴虹飞：
谈谈理想。
陈村：
还记得最早的理想是当个天文学家，研究星星。但现在连牛郎星在哪里都说不上来。现在？我现在的理想是到90岁再生一个儿子，为此要保重自己，保持体能与魅力。吴虹飞：
您会爱什么样的人，和被什么样的人爱？
陈村：
爱亲人。爱朋友中真诚、有趣的人。爱智慧的长者。爱美丽的人。爱青春照人的人。爱奶声奶气自以为是的小孩子。最见不得为自己的愚蠢得意的人。至于谁爱我就不知道了。我母亲最爱我。
吴虹飞： 您如何看待幸福？
陈村：
幸福就是一件件小事情。看法国印象派画展、看《歌剧魅影》是幸福。听儿子讲的一个好玩话是幸福。每天醒来，看到阳光灿烂四周和平是幸福。生而为人是幸福。
严歌苓： 第九个寡妇
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生于上海。七岁离沪，十二岁参军。
1986年发表并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绿雪》，1989年赴美留学后开始向港台的文学报刊投稿，获得海外九项文学大奖和两项电影奖。1990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攻读研究生。
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十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1999年8月出版的英文中短篇小说集《白蛇》亦受到美国报刊的好评。长篇小说《人寰》获“中国时报（台湾）百万小说奖”，其长篇小说《扶桑》2002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十名。
代表作品《女房东》、《人寰》、《雌性的草地》、《学校中的故事》、《海那边》、《本色陈冲》、《洞房少女小渔》、《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扶桑》、《白蛇？橙血》、《人寰？草鞋权贵》、《波西米亚楼》、《也是亚当，也是夏娃》、《无出路咖啡馆》等。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也许你会由衷地羡慕严歌苓。
因为她有这些：
天赋、才华、机遇和勇气。她还有传奇，白手起家，勤奋刻苦，与失眠作斗争，成为著名作家，美满地嫁了一个美国外交官，由她编剧的电影《少女小渔》获“亚太地区国际电视节最佳影片奖”，与陈冲合作的电影《天浴》获台湾金马奖七项大奖并独得编剧奖，如同玛格丽特？杜拉、阿仑？罗勃格里叶，在文学和电影界双栖。“用英文写小说，进入美国正规商业出版渠道的中国作家”，“芝加哥艺术学院文学系一百多年历史上惟一的东方人”，“为好莱坞编剧的中国女人”，“出使非洲的外交官夫人”——像足了一个女性励志故事，还夹杂了东方的传奇色彩。你再想想同样是嫁给美国人的张爱玲，她的狭小公寓，她的黯然和萧索，这时候你会觉得严歌苓像一台永不停息的发动机，自强不息地唱着生产之歌。
如果你这么想，严歌苓或许会暗自偷笑。但她依然会耐心回答你的问题，满足你对故事的好奇心。很快地，她的私人故事尽人皆知。她知道媒体要什么，她就坦然地给了。可是当你真心讨论她的新作《第九个寡妇》，谈及她私心里喜欢的那个不合时宜，那个疯疯癫癫、口无遮拦、浑不吝，又天真而充满仁爱之心和爱欲的王葡萄，王寡妇——她也会由衷欣喜起来。是的，严歌苓，一名作家，依然热切希望大家关注她的小说，而不仅仅是她本人。当作品刚刚完成（她用铅笔写作，而不是电脑输入），她快活似小神仙。因为她写了一个“中原离奇大案”，童养媳、小寡妇王葡萄把在土改镇压中被判枪决的公公偷偷背回了家，藏在红薯窖里二十多年，躲过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爱过了一个又一个正当年的男人——天哪，离奇、耸人听闻，无非政治风云、男女之事。小说家们真是生而逢时，在中国这么一片风云跌宕的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到处充斥着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老美吃惊的离奇故事。严歌苓能有什么新意吗？还有人很好笑地问，第九个寡妇？其他的八个呢？再说了，一个寡妇——我们恣肆汪洋的现代文学史上缺过寡妇吗？你想想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喋喋不休的怨尤，她太中国；你想想林语堂《红牡丹》里那个完全不守妇道，自由奔放的年轻寡妇，她太西方；你再想想当代的男性作家们，苏童、格非、余华、莫言，每个著名作家都写过寡妇（不知为什么，男人们都太容易夭折了），还不止一次，你还会对一个寡妇有着好奇心吗？但是，严歌苓完全不是你想的那样理所应当，统统不是。她给了她笔下的寡妇那么多的血肉、音容举止，那么多的生命力，那么多的无知无觉。苦难、委屈是一个方面，她更要给她的是那么多的体恤和爱惜。庞大的政治运动成了过场的边锣，欢乐和羞耻奏响生命的和声。而且很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拥有太多幽默感、让人忍俊不禁的寡妇，像蒙昧少女一样天真无知，像地母一样隐忍、迟钝和浑然。当她咀嚼消化了磨难，慢慢老去，你的忧伤也涌上心头。在热闹的故事里，严歌苓悄然完成了对悲剧的塑造。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学史上的寡妇，完全由严歌苓发明创造，独此一家，把一个貌似骇人的故事讲得合情合理，肌理细腻。她才华横溢，幽默感随处可见，但她并不跳出来宣扬大仁大义，或者爱与忧伤。她机警地删除了所有疑似煽情的句子——激情如此充沛，想像力在飞翔，却又如此克制、胸有成竹，卓有成效。你想想，她能不沾沾自喜吗？“其实我很有幽默感”，“我先生也觉得我有幽默感”，当她干巴巴地“自诩”时，你并不容易感受到，但是——这是真的，至少在作品里她是这样的。
她这样爱惜着她笔下的女性，从少女小渔到扶桑到王葡萄，她们都是性感的，熠熠生辉。卑微又高尚，沉重又轻灵。肉体如此丰满，灵魂又为何物？与其说是苦难，不如说是欢喜，虽然被践踏，但面对丑恶和暴力，依然有着尊严、宽恕和悲天悯人。她这么关照、爱惜着她们。你以为她是女性主义，其实不然。她没有那么咄咄逼人，她没有向男人要求过什么。“他们那种女权主义者很傻的”，“‘我就要和男人一样’是没有意思的，女人还是要去找老公，还是要去建立家庭。”女人在性这个问题上，是接纳体，是客体，是阴柔的，但不是软弱的。她自然而然，几乎是本能地把生活哲学用到了作品里。
她写过一切不合理的、非常态的、边缘的人物：
抢劫犯、同性恋、失眠症患者、移民假婚者、身处异邦的东方名妓。几乎是危言耸听的故事，最后她都令它们合理化了，变得可信。她举例子，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荒谬绝伦的故事，作家却把感受变得真切起来。
在美国
12岁到西藏当兵，见过大川大河，高原冰峰；经历“文革”，目睹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扭曲；20岁的时候当过战地记者，观望了对越南的自卫还击战，死亡在身边频繁发生；25岁退伍时已经是军旅作家。对于写作她优越感十足，“因为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专业作家还是很少的”，“不用上班，就在家里写作”。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十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一切开始顺利起来。直到美国新闻总署邀请她去访问美国，参观当时的美国青年作家创作中心，看到艺术基金会对艺术家进行支持，她动了心。
“前几年我还在说，我的理想是能够做一个基金会的‘瘪三’。”在美国，那些专门吃基金会的人叫“瘪三”，每年有个4—5万美金，生活还是比较优越的，还有100％的自由。“这样看起来，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不是很理想吗？”
“从美国回来以后就拿了一本《美国600所大学》，反复权衡，找到几个学校，我想我可以去考：
一个就是芝加哥的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没有写托福分数，没有打算收外国学生），希望把你的作品寄过去看看，然后写一个self
statement；还有一个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中文系，可以拿到奖学金，而前者因为是私人的学院，所以比较难拿奖学金；还有一个是康奈尔大学中文系，也给奖学金的。而我去美国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学校的录取，还因为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开了一个20世纪战争文学研讨会，正好我的作品《雌性的草地》刚刚出来，我就寄过去了。结果会议并没有开成，但他们对我的书印象很好，后来就邀请我到美国去了。”
她是30岁才开始学英语，从零开始，天天抱着《新概念英语》，在国内，坐在父亲的自行车背后也在背单词。在美国的英语强化班学习，GRE成绩才530分，还没有进去的时候分数高。带去的钱已经快花光了，怎么办？她听说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有考试，“就豁出去了，把剩下的一点钱都买了机票，飞来飞去，一个月之内把成绩考出来了。几乎是奇迹”。也许是幸运，也许是因为破釜沉舟，她没有退路了，反而勇往直前。
“芝加哥艺术学院给了奖学金，当时最大的挑战，是和美国的同班同学一起写作。”这几乎不可能，但她异常勤奋，居然做到了。“当时我们上拉丁文学课，老师是阿根廷人，我们都要被他弄死了，每个课有75
page要完成，量非常大。”反正她从在部队文工团的时候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