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大家大讲堂 作者: 钱穆等-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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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封建主义
记者：阁下不是以智性因素就解释一切吧？
李约瑟：不，当然不是。在智性因素上面，应要加上社会经济的理由。我本人不以为单以智性因素便能全部解答〃为什么现代科学不在中国诞生？〃这个问题，智性方向的不同不足以充分解释；社会经济结构才是更重要的。
曾经有过一段长时期，人们以为中世纪时的欧洲贵族封建主义比中国官僚主义更强固，可是事实刚巧相反。在欧洲，当时机一到，商人与城市居民竟能与贵族联盟，推翻封建制度。他们先建立了商业资本主义，之后是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朝廷，文人官僚们看起来好像比欧洲的骑士软弱，其实，他们比后者强得多。中国的商人从来未成功地摧毁这个官僚层。
现代科学的出现是社会经济的因素促成的。在欧洲，发展现代科学，有比较有利的条件。正好像某种霉，当条件适合、温度、湿度都适合，蘑菇便长出来。现代科学在欧洲出现，也有点像这个情形。
记者：你对于中国朝廷文人官僚占主导地位，这种社会形态，怎样下定义呢？
李约瑟：我们称它为〃官僚的封建主义〃社会，有些人称之为亚洲的生产方式。我们的研究小组成员不赞成用一个硬套的框框，将古代文明的发展套入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这一公式。我们以为中国有它的特征，而不能硬套以上模式的。
记者：但是，中国的历史学家是持这个社会发展史的直线模型的，他们以为这公式对中国是符合的。
李约瑟：这只不过是一个教条。中国历史学家有很多派。然而，大部分的史举家受这观念所指导也是事实。中国人想成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思想贡献不少，因为它指出阶级斗争的普遍性，这也成为思想上非常重要的指导源泉。但我们其他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并不认为，中国曾经存在过相似于希腊的奴隶制时代。官僚封建主义与欧洲的封建主义也有很大的分别。中国社会是由一班士人所领导，而这是一班不基血缘关系而组成的精英分子。在原则上，他们不可假公济私。虽然，该原则并非经常被遵守。在19世纪资本主义来到中国时，加上1840年的鸦片战争，官僚封建主义已是渐渐地消失，就因为他们疏忽了它的功能。
记 者：那个官僚层是否带来过极权制度呢？
李约瑟：没有。在古代中国，从来未有过极权统治。我们应了解，官僚层也有它的意愿，这是与皇帝的意愿分开来的。那些朝廷官员并非只做符合帝王意愿的事。孔子说：〃君子不器〃（君子不是被利用的器具）。中国封建官僚层不是一个工具，他们忠于儒家理想，而非单单忠于帝王的想法。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人因不愿服从违背他们人格道德的命令，从而杀身成仁。有不少人机械地将官僚拉上极权主义，我以为全不合理。
记 者：与流行于知识分子之间的想法刚好相反，阁下并不以为官僚层是绝对的坏事？
李约瑟：你讲得对，我不反对官僚主义。对于古代中国的官僚化和朝廷官僚，我有很大的好感和很赞赏他们的做法。如果在我们的历史里，那些如wiliam
Blake或如伏尔泰一类的人曾经有过朝廷官僚的地位，欧洲社会也许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所有的诗人、文学家，有文学修养的知识分子都曾担当过朝廷职位，至少在他们生活中有一部分时间参与政府工作。在欧洲，我们从来未有过将政府职权给予那些有独创性的思想家。
记 者：但是，阁下心目中的那种官僚阶层，在今日仍可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
李约瑟：我以为这么的一个官僚阶层，如果我们是以中国传统社会的那种官僚层的意思，是很值得发展的。现代科学、医药、技术的力量变得愈大，一个官僚阶层，即是说，一个道德的精英阶层，将是必须的。我们应该以这种道德力量和某种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来调和科学和医药的力量。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这样的一个中国式的官僚阶层将是必须的。
在这一点上，可以憧憬出许多个乌托邦来，可以有不少有趣的科学幻想小说。但是，我以为，若我有充足时间，我是愿意去设计这么一个应该而可能出现的社会。但是，我应先完成《中国科技史》。
就是这个方向，中国也许可以提供我们很多灵感。在过去，中国人对官僚阶层用道德观念来规范；虽然，朝廷官员并不是时常都守着这些理想，但那种规范是有效力的。那些朝廷官僚们并不惧怕超自然的制裁惩罚，因为他们没有宗教。他们遵守一种内在的道德，我们也许可称之为内在的智慧，这智慧使世界上所有的人得到启悟，这有点近于基督教的哲学。也许，我们应该研究一下这种道德典范，一种不是以超自然制裁惩罚为基础的道德典范。
那些中国伟大的哲人告诉我们，人性是善的，这个善是正义与德行的直接源泉；人在小时得到良好的教育自然会趋向于善。但在欧美，情况不是这样。在欧美，人自婴孩时期便养成侵略性格，很少提到合作精神。在中国，他们不灌输侵略性，而是灌输互助合作精神。在英国，也许在法国也是一样，我们要忍受各种形式的暴力和不顾公共利益的行为。这是腐朽败坏的征兆。来自中国的精神可以有力地抗拒这个坏倾向。
如何向中国学习
记 者：但中国也存在着暴力？
李约瑟：对，但它并不同于欧洲的形式。它并不是要打倒一切价值。在这点上，中国又可以给我们启发。在以前，在重农时期，中国对欧洲有过极大影响。今天欧美年轻一辈则喜欢道家和禅宗。究竟现今中国的理想社会的观念如何可安立于西方工业化社会之中呢？这问题，真不易解答。我以为〃新人〃的观念、对公家的义务、友谊的观念、社会合作和某程度的乐观主义的思想若能渐渐在欧美根植起来，也许可以免去暴烈的革命。
记 者：阁下对流行于现时西方的对科学批判的运动，持保留态度。阁下为什么对科学这样有信心呢？
李约瑟：科学必然地是和权力结合的，问题是要看权力的性质。科学家如果在官僚化但非极权主义的社会，科学是没有危险的。对科学的批判运动，就是对这种希望缺乏了信心。今天的科学家，至少他们中的大部分，以为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唯一工具。因此，他们以为他们对世界认识拥有专利权，但我一向以为，认识事物，还应通过其他的方式：宗教、艺术、历史和哲学。
科学家往往缺少社会责任感。这也就是我们资本主义文化特征之一。对科学的批判，有些是很有理的，比方说，一项科技上的新发现，若有利于军事上或情报上的用途，便立刻被采用；但是如果一项简单发现，就算对人类有益，也往往不被采用。现在，人们对核能产生忧虑，这并非全因军事方面的考虑。在英国，我们曾有过一项大辩论，讨论关于核废料的再处理问题。人们恐惧会进入钚的时代。关于原子核的运作将要严加控制，人民的自由将严重地受威胁。这种不幸的后果，正是由于科学的力量不是被一种道德的权威所限制着所致。
记 者：在多种了解宇宙的方式中，阁下好像特别厚待宗教经验？
李约瑟：我是基督徒，但我并不完全信服所有神学上的预设。不然的话，我对于估价中国人以前做过和现在仍在做的事情，就产生很大的困难。我该先除去先入为主的态度，放开一些观念。在道家的文献中，我们经常碰到一些跟基督教矛盾语句相似的话。当然，我并不是说那是同一样的东西，但它们毕竟是可以互相比较的观念。
我初到中国时，如果那时我不是基督徒，我也许会有很大困难与道教徒和佛教徒建立沟通的途径。如果了解到宗教经验是怎么一回事，所有的门都会大开的。如果那时我就像是许多西方科学家一样，对宗教的事情完全不感兴趣，甚至持敌视态度，那么我根本无法取得深入的接触。
对西方的批判
记 者：阁下可否谈谈你对西方世界的看法？
李约瑟：我们先应批评欧洲人和美国人之过分自满自大。那正是七宗罪之一。第三世界人民，如印度人、中国人就是觉得西方人是自满自大的。如果你学会那些民族的语言文化，你将会改变自满自大的态度。因为你会了解到，他们的文明蕴藏着多么丰厚的宝藏啊！
我以为这对非洲人来说有点不同。因为一种文明有高度发展的文学，另一种文明则没有文学，两者应分开来看。我经常问我的非洲朋友，他们是否感到有改进他们的语言的必要，好使教授科学课程时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的回答是不必多此一举，英语法语对他们已很足够了。他们认为他们的语言不重要，他们的语言只是日常生活的语言，而他们从来没有书写文学。
但那些有书写文学文化的民族，也不是很坚定很一致的。我曾是锡兰大学发展委员会的委员。锡兰人希望改进他们的语言，目的是让科学可以用本国语言教授。我极之赞成此意见。在中国，所有科学文献，就算如物理学或是病理学上最艰深的领域，也是译成中文的。要译得准确往往要付出很高代价，包括金钱和时间在内，但这也是值得的。在锡兰大学那个委员会里，我反而不是站在西方立场讲话的人，真正代表西方的竟是个印度学者，他是剑桥学生。当他听到有人提议要用锡兰语教科学学科时，他感到非常惊讶。
（白水 译）
余英时对话刘梦溪：为了文化与社会的重建
访问者刘梦溪按：1992年9月，我赴哈佛大学出席《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应余英时教授邀请，顺访普林斯顿大学。我与余先生第一次在哈佛见面就忘了时间，从晚上十时一直谈到第二天清晨五点。然后一起去普林斯顿，在列车上继续交谈。到普大后再谈。我们前后谈话的时间，大约有三十多个小时。主题则是围绕中国学术与中国文化，追寻的目标是为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重建。谈话过程中，我征得英时先生同意，随手作了简单记录。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现场记录的再整理。小标题自然是整理时所加。整理稿经英时先生过目，有些地方他作了补正。
学术不允许有特权
余：讲任何问题都不能承认某个人拥有特权。尤其在学术领域里，在科学面前，更没有特权的位置。对于某个问题，不能说只有我看到了，别人都看不到，宜称自己掌握了规律、看到了本质，是荒唐的。科学都不能随便谈，何况规律。一个人如果宣称自己看到了全部规律，那他就是上帝，他可以洞察万世。
可以有偏好，但不应有特权。比如研究思想史，研究者当然有自己的观点，但不能脱离开制度史，不能脱离开社会。在知识面前，在学术面前，在认识面前，谁都没有特权。如果强调一定要〃有慧根〃，才能跻身某个领域，那就是要确立一部分人在这个领域的特权。这就是要求特权。先儒里面，孔子平易，不追求特权。孟子的气势高人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