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4期-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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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专制社会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子，薛涛却最终走上了一条别样的路途，一条与统治者划出一条界线、自己拯救自己的路途。想想看，单是这薛涛笺所赚得的许多的钱，就让如此无所依靠的薛涛获取了不用心慌的物质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她恐怕是无法在成都碧鸡坊建起那座吟诗楼，让晚年得到一个躲避风雨的栖所的。这个曾经那样喜欢红色的装束，就连所造的笺纸也以红色为主的女子，晚岁却让道服裹体一身的素洁，这岂止是对于这个肮脏的男人世界的蔑视与明志，更是对于这个不合理社会的失望与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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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薛涛是不是古代中国唯一一位以诗歌为业的人？尤其是在唐朝那样一个诗人与诗歌多如繁星的时段里，一个女子，能够不为李白、杜甫等人的光焰所遮蔽，闪闪地发出着自己的光芒来，真的是大难了。薛涛沉着地开始了自己的诗歌之旅，从很小到终老，都将其当做终生唯一的主业。
尽管经过了那个不合理的社会的忽略、轻慢与屏蔽，她的诗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录有她89首诗歌的《全唐诗》，在她的诗前有一个小传，很短，全文转录如下——
薛涛，字洪度。本长安良家女。随父宦，流落蜀中，遂入乐籍。辩慧工诗，有林下风致。韦皋镇蜀，召令侍酒赋诗，称为女校书。出入幕府，历事十一镇，皆以诗受知。暮年屏居浣花溪，著女冠服。好制松花小笺，时号薛涛笺。有《洪度集》一卷。
北宋之前世上还有她的蜀刻本《锦江集》共五卷，载诗500多首。其后这些诗多已佚失湮没。是现代学者张篷舟先生毕其一生的精力，从各种古籍中裒辑整理出薛涛的91首诗并加注释，成《薛涛诗笺》一书。
凄风苦雨的日子是那样的多。比这样的日子还要多的则是心上的悲痛与哀伤了。但是不要紧的，总会有诗走来，把这些悲痛与哀伤衔起，再把她的心暖热。可以哭，可以笑。可以恋，可以娇。可以怨，可以怒。可以凛然如山，也可以柔情似水。当然，一个敏感而又情深的女子，却要孤立无援地深陷在男人的包围里，更有欺侮甚至背叛不时袭来。绝望过吗？或者还有过沉沦？但是她却绝没有真正地降服过，因为她有诗歌这个忠贞不渝、白头偕老的恋人相伴相护。那个给她欢乐给她希望也最狠地伤了她的元稹，是不会怜惜她的伤痛她的怨懑的。但是让元稹没有想到的是，认真的薛涛竟然能够因为有了诗歌而让生命始终生动着。写于公元831年的《筹边楼》，则将她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和高人一筹的见解跃然纸上：“平临云鸟八窗秋，状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写下这首诗后的一年之后，薛涛就与世长辞了。明朝钟惺在《名媛诗归》中的对这首诗的评说，至今读来还能让人感到作者落笔时的激赏：“教戒诸将，何其心眼，洪度岂直女子哉？固一代之雄也！”
在一个专制制度太过久长的社会里，越是美好的女子越会得着无端的轻蔑与侮辱。“妓”、“乐伎”、“官妓”、“营妓”、“蜀妓”、“妓女”、“青楼人”、“尤物”、“文妖”等等，有无数的称谓落在薛涛的头上。但是有她的诗在，并有一个丰满美丽独立高洁的女子形象，都会一代又一代地感动着后人。“南天春雨时，那鉴雪霜姿。众类亦云茂，虚心宁自持。多留圣贤醉，早伴舜妃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薛涛《酬人雨后玩竹》）——虚心自持，苍苍劲节，自由挺拔，独立不羁，这就是真正的薛涛了。
6
长眠在成都的薛涛是幸运的。锦江在思念她，望江楼在等待她，还有日夜守望着她的满园的竹子。当然，最要紧的是世代的成都人全都爱她。
真想变成一丛翠竹，留下来，陪她。
责任编辑 伊丽霞
古城文人情
何 申
时间过得好快，告别津门北上塞外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但屈指一算，我在古城承德生活已经三十余载。说来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参加工作后走的路本与其他人相同，即从机关小干事干起，一步步朝前奔。过去古人讲熬个一官半职，也好封妻荫子。但说实话，我还真不是特别想当官，只是大家都这么走着，你也得走。我的官运初来时的确很不错，年纪轻轻就当了局长，前程一片光明。但结果呢？走下来的我，却成了一个作家。
这其中，是因为古城这里有一位郭秋良先生。是他助我走上文学创作的路，并最终改变我的生活轨迹。如今，我这个年龄段的干部基本都让位于年轻人了，古城拥挤的街上少了些专车，可医院里却常见了一些仁兄。冷不丁袭来的失落确实会让人难以承受，医学研究表明失去权力的后果之一就是免疫力下降，于是紧接着就痛感药价太高，然后再有一顿牢骚。
于是我要感谢郭秋良先生，感谢文学。由于他和文学的原因，使我数年前就主动辞去领导职务，把权力、专车、大办公室全撇了，一下变成了古城老巷里的平民。当时，很多人对我的举动都觉得奇怪或惋惜。但现在他们明白了，人家“老何”活得很自在。的确，我很自在。自在的表现之一是我忙得很，忙我自己爱干的事，忙得没有丝毫失落感。
而这一切，都源于1989年春天的一次大旱……
那年已到播种季节，塞北的晴空不酿一块积雨云，上下都扛不住了。没有“开发商”，乡间的小庙就刷刷盖起来，且香火旺盛。地区行署要求各部门头头立即到各自联系的乡镇去抗旱。我当时任文化局长，联系的是兴隆县六道河子乡，就是电影《锦上添花》小火车站的外景地。我去了，但偏那个乡旱情不重。不重也不能立马就走，就小住数日，其间与乡干部喝了不少啤酒，听了许多趣事，回来信马由缰地就写了个中篇小说，三万多字，名字也没细想，就叫《乡镇干部》。
写出来，心里却没根，拿着手稿就到了地区文联，时郭秋良先生任副主席。他经历丰富，创作已很有成就。早几年他写的历史小说《康熙皇帝》，第一版就发行47万册。我与郭先生的交往，一是他主办的文学讲习班，我参加了，并听过先生的讲课，与先生有师生之谊。二是后来我在文化局，与文联来往特别密切。三是我写的小说，不时在郭先生办的刊物或主编的书里发表。大型杂志《燕山》，就是他和他的同事主办的。
在此之前，我虽然已在外面发过一些小说，但不是很顺。中篇《云雾缠绕铁塔》在《小说家》搁了一年才发。《孔家巷闲话》、《国粹》等，在《长城》也一年才发一篇。而且都不是头条，发了也就拉倒了。那个时候的苦恼不是没时间写，而是不知道自己的创作方向在哪儿，写的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缺少章法。同时，作品本身的风格也不行，无论结构、人物、语言，都缺少新意。因此，写出这篇《乡镇干部》，我自己心里也没底，想请高人给指点一番，看看能否改得更理想一些。
稿子给了郭先生，我心里也惦着。过了两天我再去文联，郭先生说这个中篇写得不错，原汁原味很有新意，他已寄给《长城》的编辑赵英了。我心里一热，这是我没想到的。一般来讲，受人之求看稿，本来就是件操心的事，怎么可能又帮着寄出去，何况又寄给了赵英。赵英是《长城》的老编辑，这位老大姐是从承德去的省里。当初郭先生大学毕业曾分到承德日报副刊当编辑，赵英是他的组长。有这等关系，稿子过去之后，肯定受到特别关照。
算不算走后门不敢说，很快《长城》就在头条位置发了《乡镇干部》，卷首按语还着重介绍了这个中篇。但往下就没有任何熟人关系了：《中篇小说选刊》选登了这篇。这篇作品还获了省里的文艺振兴奖。还与其他几篇改编成电视剧《大人物李德林》。尽管我后来写了大量的乡村小说，但不少读者多年后一提起我的作品，首先还会想到《乡镇干部》。由此我的作品在整体上也被文坛称为了“乡镇干部系列”。应该说这个“系列”之旅，是由《乡镇干部》这篇出发的。
如此说来，这应该是郭先生慧眼识珠。先生实乃我之伯乐也。郭先生长我一十五岁，以二十年为一代的传统算法，应该是我上一辈之人。郭先生时任文联副主席、主席，故我也与众人同称“郭主席”，但心中明白人家乃是老师、恩师。数年之后，我自己都想不到会在中国文坛上也有了一点位置，且随着作品的不断发表与年龄的增长而被读者记住。再与同代文人相逢，偶见有人趾高气扬不敬前辈，心中就不悦。我觉得不论走到哪一步，都不该忘记当年提携之人。细想想，郭主席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写（康熙皇帝），同时又有许多散文佳作发表，京津沪诸多名家，都与他交往极深。而承德作家群一时声名鹊起，亦与他有极大关系。以古来陋习，文人难免相轻，郭主席与我非亲非故，帮一把也可以，但帮得如此．尽心尽力，就显出其如大海一般开阔的胸襟。
事情还不仅在《乡镇干部》上。1990年夏，郭主席又为我操办了作品研讨会（由《长城》与地区文联合办）。规格甚高，特地请来了他的老朋友、人民日报的缪俊杰先生，还有省里的几位文学评论家。缪先生是大家，不是轻易给谁写东西的，但在那之前之后多次撰长文评我的作品。他说何申的作品必将在文坛上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此时我却是个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文学活动的默默无闻的业余作者，连个省作协会员都不是。那次作品研讨会上，与会者不断地用作家这个称谓称我，我愧不敢当，坐立不安的。在我的心中，作家这个词与自己有着很大的距离。后来郭主席跟我不止一次地讲，从此以后就应该有作家的意识了。现在可以说，由于郭主席，古城承德多了一个作家，而文坛有了“三驾马车”中的一员。
我的第一本作品集名叫《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那是需些费用的，两千元。但九十年代初的两千元不是小数。郭主席找了副专员和财政局长，他一出面，就解决了。集予的序就是郭主席写的，叫《何申印象记》，写得十分精彩，许多人看罢都连连叫好。好就好在那序不像有的序是作者自己动笔，然后找大人物签个名。郭主席根本就不需要我提供任何材料，我也不知他什么时候就写出来，且写得生动耐读。2000年我的“热河系列小说”结集时，自然又要请郭主席写序。这回我知道他是如何写成。时值盛夏，作为避暑胜地的承德亦酷热难当。郭主席说他热得睡不着，就为我写序。我还知道郭主席住在老楼里，家中没有空调。我很感动，因为那是边淌汗水边写的。这就正应了那两句诗，“洛阳亲友若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郭主席为提携后人，可谓呕心沥血。
郭秋良先生对承德是有大贡献的。古城承德之所以是历史文化名城，毫无疑问与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有关。在承德这块土地，考古发掘表明人类生存及文化渊源俱为久远。多年以来，虽然有文人学者关爱此地，诗词歌赋道德文章也不在少数，但深研此地文化形态的论著，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