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资本主义-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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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球化，还有一种过于简单的神话似的解释：美国公司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丧失了国际竞争力，而外商开始凭借廉价的商品进军美国市场，国外的劳动力工资远低于美国国内员工的工资水平，这使美国收入颇丰的蓝领丢掉了工作。但从总体来看，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首先，这一说法没能解释为什么就业机会的减少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从此不断加剧；其次，实际上，美国公司也并没有丧失它们的“竞争力”。
转变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绝非偶然。回想一下美国为重振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的欧洲经济和日本经济所作出的努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花费了20年时间。然而，促进全球化的关键因素还是一系列新型交通通信技术的诞生，其中大多数与冷战有关——货船、运输机、海外电缆、钢制集装箱以及能够传输电子信号的洲际卫星——这些新技术大大降低了从世界上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运输成本。
这就是真正的全球化进程，贸易额数字本身的深层意义并没被人们注意到。从1969年到1983年，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美国从自己的海外工厂进口的商品总值从18亿美元增长到近220亿美元。而正是在这段时间，人们认为美国公司遭到了“竞争力的丧失”。
全球供应链还在继续延长和深化。根据商务部的数据，到20世纪90年代，全美进口的商品大约有45％来自美国自己的海外公司。2006年，这一比例增长到近48％。加上从海外公司购买后运回美国装配的零部件，以及在海外生产然后贴上自己品牌在美国销售的产品，这一比例还要大得多。惠而浦的全球供应链就包括在瑞典设计、在中国组装的微波炉。通用电气为通勤飞机制造的小型喷气发动机，其飞机由加拿大的庞巴迪公司生产，而占发动机价值1/4的零部件则由日本制造。戴尔公司把消费者与其海外供应商直接连接起来，当一名消费者在戴尔的网站上点击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时，这个订单就会出现在由台湾广达公司管理的一家中国工厂的电脑终端机上，装配完成后立即从那里运送到订购它的美国消费者手中。伊顿公司在巴西生产卡车变速器，其中一部分就被运送到俄亥俄州，用于组装北极星公司的卡车。三大汽车巨头生产的汽车中，越来越多来自海外工厂，即便是在北美装配的汽车，内部零件产自其他地方的比例也在稳步上升。。 最好的txt下载网
通往超级资本主义之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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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没有出现全球供应链，大规模生产恐怕仍然避免不了消亡的命运。到了20世纪70年代，那些原本意在提高军事用品生产力的机件反而在电脑控制的机械设备、机器人和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中找到了用武之地，所有这些工具不需要大规模生产就可以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坐在计算机屏幕前的工程师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完成设计和修改，可以指示机器制造或者装配出所需单位产品。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购买者甚至可以在软件的帮助下参与产品的设计。新科技对服务行业也产生了相似影响。银行、保险公司和*可以针对某些特别用户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到了20世纪90年代，因特网也大大增加了服务种类，包括针对具有相同特殊爱好或兴趣的人群进行广告宣传和市场营销。消费者可以使用搜索引擎和在线浏览工具，更加准确地找到以最优价格提供最满意服务的经销商。任何一家经销商也同样可以利用软件创建一家虚拟公司，这些公司大都由供应链合同组成，供应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要通过竞标确定，以便每一步都能获得最佳交易。
总而言之，不计其数的新型技术于20世纪70年代问世，并在随后几十年加速发展，取代了以前几家公司就可以控制的稳定生产体系。这一趋势产生的结果与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大致相同：旧有的稳定的寡头经济体系遭到破坏，与此同时，各公司之间为争夺消费者而展开的竞争日趋白热化。贝恩咨询公司的一份研究显示，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美国公司平均每4年就会流失超过一半的消费者，这意味着在维护剩下的消费者的同时，美国公司还必须不断地吸引新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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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监管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由赫伯特·克罗利以及那个时代的改革论者提出的。而与经济监管潮流相反的放松监管，人们普遍认为源自罗纳德·里根对于自由市场的热衷。其实，到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时，放松监管运动已经进行了10年。放松监管运动之所以得以兴起，是因为虽然15％的经济部门由独立的监管委员会制定价格和准入条件，但新兴技术仍然为公司创造了新的获利机会。被监管的公司看到这种商机都希望从中分一杯羹，于是向监管委员会施压，游说国会和州立法机构，并雇用大学教授进行研究，以证明放松监管对消费者有益。此外，这些公司还提起法律诉讼，声称由于受到监管保护从而阻碍了创新，这有悖于公共利益。随着压力的逐渐升级，监管大坝的决堤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比如，在电信业，早在1968年，生产新型设备的公司就看到了一个有利可图的潜在市场：把新型设备直接卖给消费者可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是贝尔母公司即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该公司舒舒服服地坐在监管保护伞下，声称如果用非电报电话公司生产的电话机及其他元件与该公司的系统相连接，就会破坏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系统的稳定性。一些新兴公司对其提起了诉讼。那一年，美国最高法院做出了“卡特尔电话决定”，支持新兴企业。贝尔母公司的保护伞上出现了第一道裂缝。
金融业的放松监管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就我们此处的目的而言，注意到以下这点就足够了：1980年，银行获许在任意地点开办分支机构，在此后的3年中，大约有万台自动柜员机——由电子支付和计算机搜索系统支持的覆盖面广且增长迅速的网络终端——被安置在银行、机场和商店前台。科技为普通人的日常金融活动带来了革命性变革，同时导致数千名银行柜台收银员和普通员工失业。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通往超级资本主义之路（4）
这一切转变背后的电脑和软件还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在1983年，银行业顾问爱德华·弗雷斯预言国家正处于金融革命的边缘，他认为放松监管已经“改变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心理状态”，使个人从“单纯的储蓄者变成了投资者。我们将进入为获取更多投资者的资金而激烈竞争的经济体系中”。他真是太有先见之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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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业放松监管之前，美国的储户都是温顺保守的。大多数人把钱存放在银行，得到法律规定的的利息。共同基金似乎是天外来物，而401（k）计划｛1｝和货币市场基金还没有发明出来。美国人很少会关注道琼斯工业指数，把存款拿来买股票的人就更少了。直到1970年，仅有16％的美国人持有股票。公司主要为富人所有，而这些富人也只是把他们的股票凭证放入银行的保险箱中。作为惯例，大公司不会把它们获得的寡头利润当做红利分给个人，公司会保留利润，投资于建工厂和购买设备，以进一步扩张规模经济，为股东带来资本收益，并把其他大部分利润分配给员工。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并非绝对意义的黄金时代，这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
但是接下来一切都变了。在20世纪70年代，储户变成了投资者，而原来的投资者则更为活跃了。持有股票的美国人的比例在1985年增长到20％，并从那之后开始飞涨。到了2005年，大多数家庭都拥有一些股票。（当然，其中绝大部分仍在最为富有的人手中。）纽约证交所平均日交易量从20世纪60年代的300万股涨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6000万股，在那之后增长更为迅猛。
然而投资者们由此获得了丰厚的收益，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由于美国的大公司削减了成本，同时比以往更加重视效率和创新，消费者也得到了实惠。毕竟，大公司持续稳定的赢利能力关系着公司的股价，股价主要依赖于不断增长的对公司感到满意的稳定顾客群。最后，事实证明，美国庞大的透明资本市场强加给美国巨型公司的规范确实是有效的，并且推动了美国经济的整体增长。这一点也为那些在欧洲、日本和中国讲学的美国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但是，即便人们对这些良性的经济影响表示认同，他们也未必能回答这一疑问：对于*资本主义来说，金融业的成长和主导力量是否是好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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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那些平衡包括员工、公司经营地社区的居民以及整个国家在内的各方利益的公司政治家已无立足之地。可口可乐公司的前CEO罗伯托·C。 戈伊苏埃塔明确地阐述了一种新的逻辑：“公司天生要追求经济效益”，当公司“试图要为所有人做一切事时，离失败就不远了……我们只有一项职责：就是为我们的所有者创造出像样的回报……我们必须专注于这项核心职责：创造长期价值”。换句话说，就是使股票价格最大化。
今天的CEO们再也没有精力关注其他事情了。如果他们没能达到“业绩”要求——为投资者掌管资金的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公司的经理对每股收益的预期——就会被别人取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CEO们不必去满足股东或者机构投资者的特别需要，他们的工作很稳固。年度股东大会不过是例行公事，CEO们拿出事先写好的简短陈述报告，回答几个提问，就可以离开了。今天的CEO却从始至终都要参与其中——或本人亲自到场，或通过电话、会议以及正式的陈述报告——不断地向大股东作出保证，打动华尔街的分析家，减少银行家和信用评级机构的忧虑。 。。
通往超级资本主义之路（5）
然而，我们没有必要对现代CEO的困境过于担忧。尽管他们丢掉饭碗的风险大大增加了，同时还要不断面对竞争对手侵占市场的威胁，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生活仍然非常舒适。他们的私人飞机保养得非常好，高尔夫俱乐部和SPA会馆会为他们自动更新会员资格，并且正如我们在下面几章探讨超级资本主义的后果时所看到的，他们的薪水远非普通人可以想象。就算他们被解雇，得到的安慰也是丰厚得惊人的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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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5年，超过1/3的美国员工隶属于某个工会组织。到了2006年，这个比例不足8％。这使美国员工争取更高工资和更好福利待遇的谈判力量急剧下降。从1945年到1980年，工会的工资协议几乎总是围绕着上调工资而定；而后来，工会协议总是包含着工资和福利方面的下降。非工会组织的员工也受到了影响，而隶属于工会组织的员工也不再具有足以提高全行业现行工资水平的影响力。
隶属于工会组织的员工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点，他们把工会成员数量的锐减归结为由美国公司和它们的CEO主导的暴烈的反工会激进主义急流，而1981年8月5日，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开除组织全美大*的空中交通管制员（首先因为他们没有*的合法权利）并永远禁止他们重返工作岗位则点燃了这次反工会激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