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加缪:鼠疫-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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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埃说：“对，有命令下来就行。如果你认为真值得这样做的话，我可以要求上级下命令。”
“值得一做，”里厄说。
刚才他的女佣告诉他，在她丈夫工作的大工厂中，已捡到了几百只死老鼠。
大致上就在这一时期，城里的人开始担心了。因为，从十八日起，从工厂和仓库中清除出了好几百只死老鼠。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不得不把临死抽搐时间过长的老鼠弄死。而且，从城市的外围地区到市中心，凡是里厄医生所经过的地方，凡是有人群聚居的地方，成堆的老鼠装在垃圾桶中，或者一连串地浮在下水道里有待清除。晚报自那天起抓住了这桩事情，责问市政府是否在准备行动，考虑采取什么紧急措施来对付这一令人厌恶的现象，以保障市民的健康。可是市政府根本没有打算，也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措施，只是先开了一次会进行讨论。灭鼠所奉令每天一清早就收集死老鼠，收集后，由该所派两辆车子运往垃圾焚化厂烧毁。
然而此后几天中，情况严重起来了，捡到的死老鼠数目不断增加，每天早上收集到的也越来越多。第四天起，老鼠开始成批地出来死在外面。它们从隐匿的屋角里、地下室、地窖、阴沟等处成群地爬出来，摇摇晃晃地走到光亮处踌躇不前，在原地打上几个转，最后就死在人的脚旁。到了夜里，在过道中或巷子里都可以清晰地听到它们垂死挣扎的轻声惨叫。在郊区的早晨，人们见到它们躺在下水道里，尖嘴上带着一小块血迹。有些已肿胀腐烂，有些直挺挺地伸着四肢，须毛还直竖着。在市区可以在楼梯口或院子里见到一小堆一小堆的死老鼠。也有孤零零地死在市政大厅里，学校的风雨操场上，有时还死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中间。使城里的人惊愕不止的是在市区最热闹的地方也能发现它们。武器广场、林荫大道、海滨马路，一处接着一处遭到污染。尽管人们一清早就把死老鼠打扫干净，但是它们在白天又越来越多地在市内出现。不少夜行者在人行道上行走时，脚下会踏到一只软绵绵的刚死不久的老鼠。就仿佛负载我们房屋的大地正在清洗它的体液，让直到现在为止在它内部作祟的疮疖和脓血，升到表面来发作。看一下我们这座小城市的惊愕心情吧！直到那时为止它还是安安静静的，几天之内就大乱起来，就像一个身体健壮的人，他那浓厚的鲜血突然沸腾，造起反来。
事态发展得愈来愈严重，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搜集、提供各种题材的情报资料的机构）在义务广播消息中报道，仅仅在二十五日一天中收集和烧毁的老鼠就达六千二百三十一只。这个数字使人对市内每日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事情有了一个清楚的概念，它更加剧了人们的慌乱。在这以前，人们的心情不过是对一件令人厌恶的偶然事件有所抱怨。如今却发觉这个尚不能确定其广度、又找不到其根源的现象具有某种威胁性了。只有那个患气喘病的西班牙老头儿仍旧搓着手重复地说：“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他说话时露出一副老年人兴致勃勃的神情。
到了四月二十八日，当情报资料局宣布收集到八千只左右的死老鼠时，人们的忧虑达到了顶峰。有人要求采取彻底解决的办法，有人谴责当局，还有些在海滨拥有房屋的人已经在谈论躲到哪里去的打算。但到了第二天，当情报资料局宣称这个怪现象已突然停止，灭鼠所捡到的死老鼠数目微不足道时，全城才松了口气。
可是就在当天中午，里厄医生正在把汽车停靠在屋子前面的时候，发现看门人正从路的另一端吃力地走来，歪着脑袋，叉手叉脚地活像一具牵线木偶。老头儿挽着一位教士的胳膊。医生认识这位教土，和他见过几面。他是帕纳卢神甫，是一位博学和活跃的耶稣会教士，在市内威望很高，即使在那些对宗教抱着淡漠态度的人们中间也是如此。医生等着他们过来。老米歇尔两眼发光，呼吸很粗。他觉得不大舒服，需要换换空气。但是他的脖子、腋下和腹股沟痛得厉害，迫使他往回走，并要求帕纳卢神甫扶他一把。
“有几个肿块，”他对医生说，“可能是因为我用力过度了。”
医生将胳膊伸出车门外，用手指四面按按米歇尔伸过来的颈子底部，那里长着一种木头结节似的东西。
“去躺下休息，量一量体温，下午我再来看您。”
看门人走后，里厄问帕纳卢神甫对于老鼠事件的想法。
“哦！这该是一种瘟疫，”神甫说，在圆形眼镜后面的双目露出一丝笑意。
吃了午餐后，里厄正在重新看那份疗养所打来的通知他妻子到达的电报时，电话铃响了。这是他的一个老病人打来请他出诊的电话。他是市政府的一个职员，长期以来患主动脉瓣狭窄症。因为他穷，里厄不收他的诊费。
他在电话中说：“对，是我，您还记得我。但这次是别人。请赶快来，我邻居家出了事。”
他说话时声音很急促。里厄首先想到看门人，但决定晚一步去看他。过了几分钟，医生就来到了外围地区费代尔布街上的一幢矮房子前。进了门，在那又阴又臭的楼梯上他碰到了约瑟夫·格朗——就是那个职员，他下楼来迎接他。这是个五十来岁的人，黄色的短髭，高个儿，背有点驼，狭肩膀，四肢瘦长。
他一边走下来，一边对里厄说：“他现在好一点了，我本来认为他完了。”
说着，他擤了一下鼻涕。里厄在三楼，也是最高一层楼的左边门上看到了用红粉笔写的几个字：“请进来，我上吊了。”
他们进了门，看到一根绳子系在吊灯上笔直垂着，下面是一张翻倒在地上的椅子，桌子已被推到了角落里。绳子孤零零地挂着。
格朗说：“我及时把他解了下来。”他虽然用的是最普通的言语，但似乎老在斟酌字句。“正当我出去的时候，我听到有响声。我一见门上写的字——怎么跟你说呢？——我当时以为是开玩笑。但他发出一声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可怕的呻吟。”
他搔搔头又说：
“照我看，过程恐怕是痛苦的。当然，我进去了。”
他们推开了一扇门，站在门槛上，面前是一间明亮、但陈设简陋的房间。在一张铜床上躺着一个矮胖子。他吃力地呼吸着，一双充血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医生停步不前。在这个人呼吸的间歇中，他好像听到老鼠的吱吱声。但是在屋角里毫无动静。里厄走向床边。这人不是从太高的地方掉下来，跌得也不太突然，脊椎没有断，当然，有点窒息难受。需要进行一次X线摄影。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并且说过几天就没事了。
那人带着呼吸困难的声音说：“谢谢您，医生。”
里厄问格朗是否已报告了警察分局。格朗显得有点尴尬。
“没有，”他说，“嗯，没有，我当时想最要紧的是……”
里厄打断了他的话说：‘当然，那么我去报告。”
可是就在这时，病人激动起来，一边从床上竖起身子，一边抗辩着说他已好了，没有必要去报告。
里厄说：“安静些，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请您相信我，我有必要去报告一下。
病人叫了一声：“哦！”
接着他把身子往后一仰，开始啜泣起来。格朗捻弄着他的短髭已经有一会儿了，这时走过来对他说：
“科塔尔先生，您得明白，别人会归咎医生的。比如说您企图再干的话……”
科塔尔挂着眼泪说自己不会再搞了，又说这次不过是一时糊涂，他只要求人家让他安静些就行了。里厄开了一张药方并说：
“明白啦，这个咱们别谈了，过两三天我再来，但可别再做糊涂事了。”
里厄在楼梯口对格朗说他不得不去报告，但是他将要求警察分局局长过上两三天再来调查。
里厄又告诉格朗：“今天晚上要看着点儿。他有亲人吗？”
“有没有亲人我倒不清楚，不过我会亲自当心他的。”
格朗摇着头又说：
“告诉您，我连他本人也谈不上认识，不管怎样，互相帮助总是应该的。”
里厄在过道中下意识地看了一下阴暗的屋角，问格朗在他这个区内老鼠是否已经绝迹。这位公务员对此一无所知。他听说有这么一回事，但对本地区的传闻没有十分在意。他说：
“我脑子里有别的事。”
在格朗说话时里厄已同他握别，因为急于想在写信给他的妻子之前去看望一下看门人。
叫卖晚报的在高声喊叫，告诉人们鼠患已经停止的消息。但里厄却发现他的病人半个身子翻出床外，一只手按在腹部上，另一只手围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往脏物桶中呕吐浅红色的胆液。看门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挣扎了好半晌才重新躺下。他的体温达39。5℃，颈上的淋巴结和四肢都肿大，侧腹部位发现有两处浅黑色的斑点，正在扩大。他诉说他现在感到内脏难过。
病人说：“烧得厉害，这混帐东西在烧我。”
布满煤烟色日垢的嘴使他说话时结结巴巴，他将目光转向医生，剧烈的头痛痛得他一对圆滚滚的眼睛淌出泪水。他的老婆忧心忡忡地望着默不作声的里厄。
“医生，”她问道，“这是什么病？”
“什么病都有可能，现在一点也不能肯定。到今晚为止，按规定给食和服用清血药。要多喝水。”
看门人正渴得要命。
里厄一回家就打电话给他的同行里夏尔，后者是城里最有地位的医生之一。
里夏尔说：“没有，我没有发现特别情况。”
“没有人因为局部发炎而引起发烧的吗？”
“啊，这倒有的，有两例淋巴结异常肿胀。”
“肿得不正常吗？”
里夏尔说：“嗯，所谓正常，您也知道……”
晚上，看门人不停地讲胡话，抱怨那些老鼠，体温高达40℃。里厄试行固定性脓肿处理。在松节油的烧灼下，看门人嘶声嚎叫：“啊！这些畜生！”
淋巴结已肿得更大了，摸上去像木块似地坚硬。看门人的妻子急疯了。
“夜里得守着他，”医生对她说，“有什么情况就来叫我。”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天空一片蔚蓝，已经微带暖意的和风送来了湿润的空气。随风而来的是一阵从远郊吹来的花香。早晨街头的人声好像比往常更加活跃，更加欢乐。在我们这个小城市里，全体居民从一星期来暗中担忧的心情中解放出来，这一天颇有大地回春的气息。里厄自己也由于接到了他妻子的回信而放了心，怀着轻松的心情下楼来到了看门人的家中。病人早上的体温已下降到38℃。他觉得浑身软弱无力，躺在床上微笑着。
他老婆对医生说：“医生，他好点了，是吗？”
“等一下再看。”
但到了中午，体温一下子上升到40℃。病人吃语不断，又呕吐起来。颈上的淋巴结痛得不能碰，看门人好像拼命要把他的头伸出身子之外。他老婆坐在床脚边，双手放在被子上轻轻握住病人的两只脚，眼望着里厄。
里厄说：“这样吧，把他隔离起来进行特殊治疗。我去给医院打电话叫辆救护车来把他送去。”
过了两小时，在救护车里，医生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