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读遍红楼-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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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靡，甚移人至矣。然王实甫《西厢》一经李日华改窜，几于点金成铁；北之日趋而南也，虽风气使然，宁无古调不弹之叹乎！愚谓元人北曲，若以南词关目参之亦可：两人接唱，合场和歌，中间间以苏白，插科打诨，无施不可，又为梨园弟子另辟蚕丛。此意无人解者，今于柳山先生遇之。唐人小说传卫公、红拂、虬髯客故事，英雄儿女，各具本色……　　　　
　　其二，序跋多批评凌初成、张伯起改编《红拂记》之失。如尤侗序中云：　　　　
　　吾吴张伯起，新婚伴房，一月而成《红拂记》，风流自许；乃其命意遣词。委��殊甚：即如《私奔》一出，“夜深谁个叩柴扉”，齐微韵也；“颠倒衣裳试觑渠”，鱼虞韵也；“紫衣年少俊庞儿”，支思韵也。以一曲而韵杂如此，他可知矣。浙中凌初成，更为北剧，笔墨排奡，颇欲睥睨前人；但一事分为三记，有叠床架屋之病；体格口吻，尚仿元人，未便阑入红牙翠管间也。　　　　
　　毛际可亦有同感，序中云：　　　　
　　张伯起《红拂记》，牵合乐昌公主事。如传红绡伎者，附入红线以为掩映生姿，何若直书本事之为当家乎！至若凌初成易南曲为北曲，三人各分一出，可置几案而不可以登街心��毺，谓其义意重叠故自。　　　　
　　余不引录，文意大同则小异。由诸序跋的议论批评间可以看出曹寅撰《北红拂记》的背景和创作的动机来。　　　　
　　其三，诸家序跋高度评价曹寅《北红拂记》的创意和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功。其间或有溢美之词，但大体上还是反映了《北红拂记》的内容实际。尤侗序文中云：　　　　
　　……柳山复取而合之，大约撮其所长，汰其所短，介白全出自运，南北斗笋，巧若天成；又添徐洪客《采药》一折，得史家附传之法，正如虎头写照，更加颊上三毫，神采倍发；岂惟青出于兰，冰寒于水乎！柳山游越五日，倚舟脱稿，归授家伶演之，予从曲宴得寓目焉。既复示余此本，则案头之书，场上之曲，两臻其妙，虽周郎复起，安能为之一顾乎！于是击节欣赏而题其后。　　　　
　　又如，朱彝尊跋中云：　　　　
　　吴人好填词，然如张伯起之《红拂》、陆天池之《西厢》，一俗不可医，一腻不可近。兹得柳山主人改作《北红拂记》，铸词则浓淡皆工，衬字则铢两悉称，甜斋酸斋不得擅美于前矣。　　　　
　　再如，毛际可序中评云：　　　　
　　柳山先生出游越中，于两日内删改为十出。词曲、宾白无不穷工尽致，且同一侠也，李靖侠而爽，红拂侠而慧，虬髯侠而愤，洪客侠而高，即越公下追寻之令，亦具咄咄英雄本色。譬若张乐洞庭不可杂以凡响，写千寻绝壁不可缀以细蕊柔条，尤非伯所能梦见也。　　　　
　　除了上述序跋中的评论之外，抄本《北红拂记》的天头上还有65条硃笔批语评及戏文。从批者姓氏看，有尤侗批语22条，毛际可批语30条，朱彝尊批语13条。从批语位置看，第二出有批语5条，第三出有批语11条，第五至第六出有批语26条，第七出有批语5条，第八出有批语6条，第九出有批语2条，第十出有批语5条，第十一出有批语5条。这65条殊批文字言简意赅，紧扣戏文内容。例如，第二出“朝回”，戏文开头是：（旦持红拂上）自我介绍身世，在这一段戏文上有殊批：“毛（际可）云：写来历原自不凡”。下面是＇仙吕赏花时＇（旦唱）一段文字上有殊批：“尤（侗）云：世态炎凉开口道尽”。在“拂尽了俗尘缘”句上又有“朱（彝尊）云：一呼拂子，便有许多关合”的殊批。各出戏文上的殊批大类如此。限于篇幅不复赘引。　　　　
　　三、抄本《北红拂记》的“底本”与抄录年代　　　　
　　所谓“抄本”，版本学家有相当严格的“界定”，可参阅《古书版本常谈》　中的解说。研究者凡遇到抄本，都要对其纸张、墨色、印记做一番鉴定，以别真伪。同时，研究者还要对抄本的流传承续的“历史”做一番调查研究。这个过程虽然比较复杂，但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　　　　
　　抄本《北红拂记》发现之后，我首先鉴定了纸张、墨色、印记，可以肯定为清末至民国间的写本，而非近二三十年内的新抄本。随后我查阅了许多部清代戏曲方面的目录专书和相关的戏曲专著、论文和数种红学专书，核实前贤与时彦究竟有多少著录及著录的内容。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戏曲目录专书如姚燮的《今乐考证》（线装，抄本）、傅惜华的《清代杂剧全目》、黄文旸原本《曲海总目提要》、李修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戏曲辞典》及周妙中的《清代戏曲史》等专书中，均无《北红拂记》抄本、刻本的记录。除了红学大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根据尤侗《艮斋倦稿》卷九所收《题北红拂记》全文外，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卷八著录了曹寅所撰《太平乐事》、《北红拂记》二杂剧。庄先生在《北红拂记》条下考云：　　　　
　　此戏未见著录。钞本。署名柳山。其他戏曲书簿未见著录。仅见《剧说》并《艮斋倦稿》卷九《题北红拂记》。凌濛初亦作《北红拂》，系《红拂三传》。清初刊本有鹊（玉）亭主人《北红拂》一种，凡十折，即尤侗所题荔轩本，为曹氏作品。未见流传。惟此钞本见藏文化部艺术局。　　　　
　　这段考文的重要性有两点：一是《北红拂记》有“清初刊本”，只是“未见流传”；二　　　　
是“惟此抄本见藏文化部艺术局”　——即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内所发现的这部“邵锐手抄秘籍”。　　　　
　　那么，邵锐手抄的《北红拂记》的底本是据于今“未见流传”的“清初刊本”抄的，还是据某部手抄本过录的呢？起初，我认为两种可能都有，原因是20世纪40年代邵锐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科长”，极有机会从故宫博物图书馆所藏罕见的《北红拂记》的抄本或刊本“录副”自藏。特别是抄本《北红拂记》内钤有多方“杭邵锐手抄秘籍之记”印章，其中“秘籍”二字令我向这方向猜想。但是，在我仔细检阅邵锐的手抄本时竟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即抄有《北红拂记》的这册抄本末页紧靠书脊处写有一行文字：“癸未九秋从吴县潘氏藏车氏遗集稿本录副，杭邵锐记”。文字上方钤方形阴文“邵锐”二字印，下方钤方形阳文“茗生”二字印。从这段题跋中可以确认两点：　　　　
　　（1）邵锐手抄《北红拂记》底本是“吴县潘氏藏车氏遗集稿本”而不是“未见流传”的“清初刊本”。　　　　
　　（2）邵锐手抄《北红拂记》的时间是“癸未九秋”，合之公元纪年是1943年的10月至11月间。　　　　
　　吴县即今江苏苏州。潘氏是当地书香名门，其家藏书历史可以上溯到清乾隆年间的潘奕隽。其后传至咸丰年间有著名学者潘祖荫（1829—1890）承继先人的藏书传统。再其后有潘承厚（1904—1943），潘承弼（1907一？）兄弟二人相继拓展，藏书达20余万册，成为清代中叶至民国间著名的藏书之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潘承弼曾受业于著名戏曲家吴梅门下。故在潘氏藏书中收有《北红拂记》等一批戏曲稿本是绝不奇怪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邵锐手抄《北红拂记》的传流承续脉络是清楚而可信的。　　　　
　　四、抄者邵锐家世生平说略　　　　
　　今天，当我们有幸读到曹寅撰《北红拂记》的时候，首先应该向60年前不辞辛劳为我们“手抄”和珍藏这部具有珍贵文献价值的曲本的邵锐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我因心存此念，当发现抄本《北红拂记》之后，我用了不少时间去图书馆查阅有关邵锐先生的传记材料，以求弄清他的家世生平，乃至他抄录《北红拂记》及其他戏曲珍本的真实经过和目的。　　　　
　　在《邵锐手抄曹寅（北红拂记）的发现及内容》的报告中，由于篇幅的原因我只粗略地介绍了《北红拂记》抄本的概貌。实际上，邵锐手抄的戏曲珍本共一函五册，由于每册上没有标明前后次序，很难确定哪一本是第一册，哪一本是第二册。我只是依当时打开函套后的排列次序认定《娇红记》是第一册，《牧羊记》是第二册，《红纱》（内有《碧纱》、《挑灯》）为第三册，《玉梅亭传奇》排在第五册。《北红拂记》排在第四册首篇，后有《帝妃春游》（小泉程士廉撰）、《汾祠记》（少芸生填词），合为一册。但是，我从这五册抄本的钤印、题记内容看，邵锐当年抄录这些珍本时是用散装纸，抄完后又加合订为一册。例如，与《北红拂记》同在一册内的《帝妃春游》有题记云：“苍龙在庚辰孟秋既望杭人邵锐迻录于京之菰香馆”，下钤方形阳文“邵锐抄录之记”。又如，在《挑灯》（全名应是“小青娘挑灯闲看牡丹亭”）末页题记：“龙在庚辰祀灶前一日杭州邵锐茗生据倘湖小筑本迻写”。《娇红记》一册末则记“辛巳邵锐迻写”，下钤方形阴文印“邵锐字茗生”。庚辰为1940年，辛巳为1941年，而《北红拂记》记为“癸未”，则是1943年。1941年所抄《娇红记》恰为一册，而1940年所抄的《帝女春游》、《汾祠记》篇幅较少，故与1943年所抄《北红拂记》合为一册，显然是为了各本厚薄一致而采取“配装”，绝不是按抄录年份装订。由此可见，邵锐在抄录这些戏曲珍本时非常用心、细心，而诸多题记也为我们后人考察抄本的抄录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那么，邵锐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据我目前已经查到的资料看。邵锐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905年生。字茗生，斋号“澹宁书屋”、“菰香馆”。青年时就读北京通才商业学校，并从这里毕业。曾任黑龙江省财政厅秘书，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为考古学社社员。著有《宣炉汇释》、《衲词楹联》。从其所抄戏曲珍本情形看，邵锐本人对戏曲亦当非常熟悉和热爱，或为近代戏曲专家。　　　　
　　在邵锐手抄的五册戏曲珍本上我还看到钤有“邵章长寿”、“伯褧”、“伯褧七十已后作”三方印记。经查核，邵章乃邵锐之父，字伯炯、伯纲，一字伯褧，号倬盒、倬庵，又署崇伯、旧史馆。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留日，毕业于法政大学，善书法。著有《倬褧遗稿》、《云踪琴趣》（词集）、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邵家在杭州亦属诗书名门，与著名学者邵懿辰为本家，其弟邵羲亦有传，绝非“寻常百姓家”。　　　　
　　在此还特别需要补充两点：一是《北红拂记》究竟是十出还是十一出？二是《北红拂记》戏文的具体内容问题。第一个问题，抄本上作十一出，除第一出无标目外，第二出标目“朝回”，第三出标目“谒见”，第四出标目“私奔”，五至六出无标目，第七出标目“观棋”，第八出标目“赠家”，第九出标目“采药”，第十出标目“传书”，第十一出标目“沥酒”。但是作者“柳山自识”说仅得“十出”，其友人毛际可，程麟德在序跋中亦说是十出，而非十一出。此外，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考记清初刊本“凡十折”。据此似乎可断定曹寅当日撰《北红拂记》只有十出，抄本中的第五至六出，应为一出，缺标目，抄者未经核对误为“十一出”。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曹寅当日确只撰十出，但后来兴犹未尽加写一出于后，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