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港 作者:[加拿大]阿瑟·黑利-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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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提出建议，召开今天晚上这个会，并由他亲自来参加。
谢天谢地。看来大会主席扎奈塔终于结束了他冗长的开场白。一直到最后，他还是抓住他的八股调不放，喃喃作声：“现在我荣幸地、愉快地请……”
没等到介绍他的名字，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霍地站了起来。扎奈塔的屁股还没沾上座位，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同往常一样，他不搞开场白那一套。
“如果你们指望我对诸位表示同情，那么你们现在就可以退场，因为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同情不同情。不但在这次会上，以后还开会的话，也谈不到同情二字。我不是个擦眼泪用的毛巾采购员，所以如果诸位需要，请你们自备毛巾，或者互相通融一下。我干的这一行是法律。法律，而不是其他。”
他故意嘶哑着嗓门，他知道他已打动了他们，他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
他也注意到新闻记者们抬起头聚精会神地听着。礼堂前面的记者席上有三个记者——两个是年轻人，代表市内两家主要的日报，一个是当地一家周刊派出的上了年纪的女记者。这三个人对他的计划都是举足轻重的，会前，他曾设法弄到他们的名字，并同他们作了短时间的交谈。现在他们的铅笔在纸上飞舞。好得很！在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处理的所有案子中，同新闻界合作占很重要的位置。凭他的经验，他深知要取得报界的合作，最好的办法是从新颖的角度向报界提供生动的材料。他经常在这方面办得很成功。报人就吃这一套，这比招待他们吃吃喝喝更受到欢迎。提供的材料越主动，越精采，他们写出来的报道也就越友好。
他把注意力重又集中到听众身上。
他稍为收敛了一下语气，继续讲下去，“如果我们双方决定由我做你们的代表，我有必要向你们提一些问题，了解空港的噪音对你们的住处，你们的家庭，你们的身心健康的影响。但请不要认为我提这些问题是因为我本人对这些事情或对你们个人表示什么关心。坦率地说，我并不关心这一些。最好先对你们讲清楚，我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我问这些问题是要了解，从法律上看，你们所受的委屈有多大。我深信不疑，你们是受了些委屈——也许是相当大的委屈——如果确实是这样，你们有权依法伸冤。但是要先对你们讲清楚，不管我了解到什么情况，不管我在这个案子中要陷多深，我一离开我的事务所或法院，是不会为我的当事人的福利操劳而少睡点觉的。但是……”
弗里曼特尔故作姿态地顿了一下，然后伸出一个指头，强调他说的话。“但是，在我事务所和在法院，你们作为我的当事人，我保证在法律问题上全神贯注和尽我所能为你们服务。在那些场合，如果我们携手合作，我保证你们会因为我是站在你们一边，而不是反对你们而感到高兴。”
现在他已经赢得了全场的注意。有些人，有男的也有女的，朝前挪动，坐在椅子边上，尽量在他因飞机不断飞过头顶而停顿时——哪怕是极短暂的时间——不漏掉一句话。他讲话时，个别人面有愠色，但为数不多。不过，这该是减轻对他听众的压力的时候了。他咧嘴一笑，接着神情严肃地讲下去。
“我讲这些是便于我们互相了解，有人对我说我是个小心眼、难相处的人。也许他们说对了，如果我自己有朝一日要请个律师的话，我一定要挑一个小心眼、难相处的，而且是个好样的——让他替我说话。”下面有几个人点头微笑，表示赞同。
“当然，如果你们要找一个心地比我善良的人，向你们多提供一些同情，也许在法律问题上就不怎么样，”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耸了耸肩膀，“那是你们的权利。”
他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他的听众，看到一个戴着宽边眼镜，象是个负责人模样的男的，欠身朝个女的窃窃私语。弗里曼特尔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猜测这个男人是在说，“这还象点样子！——这才是我们要听的。”那个女人也许是那个咬耳朵的人的妻子，她点头表示赞同。礼堂里其他人的脸上都有同样的表情。
同往常类似的场合一样，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机敏地对大会上的情绪作出判断，盘算他自己应采取的策略。他早就感到这些人对空话和同情已经听腻了——虽然是出自好意，但是起不了作用。他的讲话直截了当，有点刺耳，但象是一服清凉剂，有如醍醐灌顶。眼下在人们的头脑可能冷静下来和注意力可能分散之前，他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接触具体问题的时刻已经来到——今晚，他准备对这群人谈谈有关控制噪音的法律。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擅长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不放，他的窍门是在思路上先走半步。不多不少，以便听众领会他所讲的话，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时刻保持充分的注意力。
“请注意，”他告诉大家，“我这就要谈到你们的具体问题了。”
他指出，全国的法院正在加强研究有关控制噪音的法律。老的观念正在改变。新的法院判例认定，过度的噪音会侵害人们的私生活，会侵犯财产权。
此外，法院目前的倾向是对这种证据确凿的骚扰，包括飞机造成的骚拢，发出禁令并判决在经济上进行赔偿。
又一架飞机起飞，从头顶呼啸而过，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停了一下，然后指了指上空。“我相信你们这里不难证明这一点。”
记者席上的三名记者作了记录。
美国最高法院，他接着说，已经开了先例。在“美国对考斯比”一案中，法院判决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的一个养鸡场主有权索赔，因为低飞过他房子的军用飞机构成了“侵害”。在作出“考斯比案”的判决时，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是这样说的“……如果土地所有者能充分享有土地的所有权，他必须对紧挨着的周围空间拥有全部控制权”。由最高法院审理的另一案件“格里格斯对阿勒根尼县”案也是坚持类似的原则。在俄勒冈州审理的“桑伯格对波特兰港”和华盛顿州法院审理的“马丁对西雅图港”的案子中，飞机的过度噪音所造成的损失得到了赔偿，尽管原告所在地上方的空间并未受到侵犯。其他地方的居民区已经开始或正在考虑采取类似的法律行动，有些正在使用录音车和电影摄制机作为辅助工具，证明他们的指控。录音车用来测量噪音的分贝数，摄影机用来拍摄飞机的高度。测出的噪音经常是比航空公司和空港管理部门所承认的要高；测出的高度，则比对方承认的还低。在洛杉矶，一个房产所有人曾控告洛杉矶国际空港，指控该港允许飞机在靠近他住宅的一条新延长的跑道上着陆，未经履行法律既定的程序，就在他的产业上空通行。该业主要求赔偿一万美元，认为这相当于他的住宅价值因此下跌的数字。在其他地方，类似的案件被提到法院进行辩论的越来越多。
这一席谈话简明扼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讲话中所提到的一笔具体款数——一万美元——当场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正是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所希望达到的目的。通篇讲话，听起来很有权威性，有事实根据，又象是对这个问题作了多年研究的成果。只有弗里曼特尔自己明白他提供的“事实”
并不是什么钻研法律报告的收获，而是头天下午在城里一个报社资料室看了两小时剪报的结果。
还有几点事实他没有提到。最高法院对养鸡场主的判决是二十多年前作出的，全部赔款为数极微，才三百七十五美元，相当于一些死去的鸡只的实际价值。洛杉矶的诉讼案只不过是个要求，还没有进入审理阶段，也许永远不会受理。最高法院一九六三年才判决的“贝腾对美国”这一案倒是更值得一提的，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也知道，但他却有意避而不谈。在这一案件中，法院认为只有实际构成“侵犯人身”的情况才能负赔偿责任；光是噪音并不负有赔偿责任。由于梅多伍德没有受到这种侵犯，所以根据贝腾案所开的先例来看，如果要打官司，诉讼还没有开始，就注定要败诉的。
但是，弗里曼特尔律师不想让人知道这一点，至少现在不能让他们知道；如果一场官司打到法院，最后是赢是输，他并不过分关心。他要的是这些梅多伍德房产主成为他的当事人，收取为数可观的一笔手续费。
关于收费问题，他已经点了户数，心里算了一笔账。算下来使他大为高兴。
他估计礼堂里的六百人中，有五百人，或许更多些，是梅多伍德的业主。
考虑到夫妇一起来开会的情况，至少有二百五十人可能成为他的当事人。如果劝说这二百五十人每人都签一张一百美元的聘书——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希望在会议结束前他们会签字——似乎肯定可以到手的手续费的总数将超过二万五千美元。
在其他场合，他曾如法炮制过。大胆行事就可以大有作为，特别是人们正在狂热地追求他们自身的利益的时候。事情就是这样非常的有意思。他皮包里有的是印好的聘书。上面写着：本协议书由……为一方，……为另一方所签订，下称原告（或原告们）和弗里曼特尔和赛伊法律事务所，……后者将为原告（原告们）的法定代理人，致力索赔因飞机使用林肯国际空港之设施所造成的损失……原告（原告们）同意付弗里曼特尔和赛伊一百元，分四次付清，每次二十五美元。第一次应即照付。余额按季度即期支付……日后胜诉时，弗里曼特尔和赛伊将获得赔偿总额的百分之十作为酬金。……
这个百分之十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很可能根本就得不到赔偿。反正在法律上有时也会出现怪事，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相信四面撒网，必有一得。
“我已经把法律方面的情况告诉了你们，”他说。“现在我想给你们出点主意。”他难得地笑了一笑。“这个主意算是免费样品——象卖牙膏那样——可是再买，每支就得付钱了。”
人们报以一阵笑声，他做了个手势，猛然制止了笑声。“我这个主意是，现在没时间干别的，只有采取行动。立即采取行动。”
这番话激起了一阵掌声，更多的人点头称是。
他接着说，人们往往认为，打官司必定是缓慢的，长年累月的。事情往往也是这样，不过，有时候，如果下定决心，使用法律上的技巧，也可以使它进行得快些。拿眼前这个例子来说，在航空公司和空港会以噪音存在多年为由，提出这是个习惯和惯例之前，应该立即开始采取法律行动。又一架飞机轰隆地从上空掠过，似乎在替他强调这一点。它的声音还没有消逝，埃利奥特·弗里曼特尔就大声嚷道，“我再重复一遍——我的主意是不能再等了。你们应该今天晚上就动手。现在就动手！”
前面的听众中，一个身穿羊驼毛开襟衫和麻布裤子的年轻男人蓦地站了起来。“我的天！——你说吧，我们该怎么着手。”
“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先聘请我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