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炮火-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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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事态的演变是德国恐怖论的产物，克劳塞维茨曾把恐怖规定为缩短战争的正当手段。他的整个战争理论的基础是必须快打、猛打和决战。不让平民百姓感受到战争影响是不行的，一定要使他们感到战争压力，并且要以最严厉的措施，迫使他们强迫他们的领导人媾和。战争的目的既然是解除敌人的武装，“我们就必须置敌人于继续打下去要比投降更难以忍受的境地”。这个似乎言之成理之谈，完全适合德军总参谋部的杰出的人才在整个十九世纪所呕心构思的那种科学的军事理论。这在1870年法国人在色当之战以后奋起抵抗的时候，就已付诸实践。当时德国以法国人进行“自由射手”战的罪名杀害俘虏和百姓的残酷报复行为，曾使全世界在钦佩普鲁士为时六周就已取得胜利的奇迹的同时，为之震惊，为之目瞪口呆。全世界就此认识了德国人的人面兽心。虽然1870年已经证实恐怖理论及其实践所造成的后果，即：加深对立，激发抵抗，最后是延长战争；但是德国人对此仍然抱住不放。正如肖伯纳所说，他们是无视常识的民族。
8月23日，列日贴出了由冯·比洛将军签署的告示，宣称：马斯河畔靠近那慕尔的昂当小镇，其居民以极其“阴险”的方式袭击他的部队，“经我同意，统率该部的将领已将该镇化为灰烬，并枪决了一百十人”。这就是告诉列日居民，让他们懂得如果按他们的邻居那样行事，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昂当镇的焚毁和大屠杀——据比利时估计被害二百二十一人——是在8月20日和21日沙勒罗瓦战役期间发生的。比洛手下的司令们，既要遵守时间表，而又受到比利时人炸毁桥梁和铁路的骚扰，于是就对他们所到的村庄进行无情的报复。跟昂当镇隔河相望的塞耶，有五十名百姓被杀，许多住家遭到恣意抢劫和烧毁。塔明是在8月21日被攻陷的，当晚，战斗一结束，洗劫便开始了，抢了整整一夜和整个第二天。通常在准许抢劫任其恣意妄为的情况下，随同发生的是酗酒，约束松弛，并把士兵引导到所希望于他们的那种野性发作的地步，以遂其增加恐怖效果的意图。塔明镇沦陷第二天，约四百名公民在士兵监视下被赶到教堂前的大广场，行刑队先是有计划地向这群人开枪，枪声停后，便用刺刀把那些未死的人捅死。塔明公墓中三百八十四个墓碑上刻着：“1914年被德国人枪杀”的墓志。
比洛的军队拿下三万二千人口的城市那慕尔后，便张贴通告，宣布：已从每条街取得十名人质，倘有人向德国人开枪，就将枪毙这些人质。人质的取得和杀害，象征收食品那样在有计划地进行。德国人越向前推进，逮捕的人质就越多。最初，冯·克卢克的部队每到一城镇，便立即贴出布告，警告居民说，市长、首席法官和地区参议员均已被扣作人质，并照例警告说，他们的命运将如何如何。不久，三个有名望的人作为人质不够了；每条街一个人，甚至每条街十个人也都不够了。经动员入伍在冯·克卢克军队任后备军官的小说家瓦尔特·布勒姆——他写的有关进军巴黎的报道是非常有价值的——告诉我们，在他的连队住宿的那些村庄里，“冯·克莱斯特少校”每夜都要“下令按户取一人质，没有男的，就要女的”。由于这种办法有其特有的致命伤，所以越是恐怖，看来也就越需要恐怖。
每当镇上一有狙击的报告，这些人质就立即被处决。冯·克卢克部队的欧文·科布曾从窗口看到两个平民押在两排上了刺刀的德国兵中间，被带到火车站后面。一阵枪声后，两副担架抬着一动不动的人体出来了，上面盖着毯子，只有他们硬直的靴尖露在外面。科布还看到了两次同样的情况。
维塞是德国入侵第一天在去列日的路上打第一仗的地方。它被摧毁了，但不是被刚从火线上下来的部队摧毁的，而是在战争向前推进好多时以后被占领军摧毁的。8月23日，德军一个团从列日调到维塞来了，这是对一份狙击报告作出的反应。当夜就杀人了，在荷兰边境那边五英里的埃斯登都可以听到枪声。第二天，埃斯登就被四千名难民的洪流淹没，维塞的居民，除了被枪杀的和被送到德国去为他们收割农作物的七百名男人和青年外，全部涌来了。放逐是从8月开始的，在道义上，尤其是在美国，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美国公使布兰德·惠特洛克后来在访问维塞原址时，见到的只是被烧黑了的断墙残垣，“一片废墟，可能就是当年庞贝的景象”。不见人影，不见有生命之物，不见屋顶。
8月23日，在马斯河畔的迪南，冯·豪森将军的撒克逊士兵正在同法军作沙勒罗瓦战役的最后一战。冯·豪森亲眼看到了比利时居民阻碍修建桥梁的“不顾信义”的行为“是确实违犯国际法的”。他的部队于是开始行动，捉了“几百”名人质，男女老少都有。那天正好是礼拜天，有五十人是从教堂里抓走的。这位将军看见“这些人在掷弹兵的监视下，挤作一团，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躺在地上，脸上流露着恐惧和难以言状的痛苦，并显示了强烈的愤怒和为遭受的灾难激起的复仇心情”。冯·豪森是个很敏感的人，他感到他们在发泄着一股“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而他正是曾在比利时一个绅士家里给弄得很不愉快的那个将军，吃饭的时候，那个绅士就是两手捏着拳头插在口袋里拒不同他交谈。而今在迪南的人群中，他又看到一个负伤的法国士兵，头上在淌血，躺在那里快死了，一声不响，很是哀痛，可就是拒绝任何治疗。冯·豪森到此结束了他的叙述。他很敏感，没法谈迪南公民的下场。事实上，这些公民一直被困在大广场上，傍晚之后被排成两队，女人在一边，男人在她们对面分成两行，前一行的人跪着。两个行刑队开到广场中间，各向一方扫射，直到没有一个目标竖着为止。经验明埋葬的尸体计六百十二具，其中包括出生才三个星期的费利克斯·菲韦。
接着便纵使撒克逊兵大肆骚扰、抢劫、放火。曾经保卫过这个城市的中世纪城堡，象鹰巢似地耸立在河右岸的高地上，俯视着中世纪的破坏掠夺的重演。撒克逊兵留下的迪南，一片焦土，瓦砾遍布，坑坑洼洼，灰烬满地，了无生意。冯·豪森将军对部下造成的这种惨无人烟的情景“深为感动”。但他撤出迪南这堆废墟时则确信责任在于比利时政府，是“它同意这种违背国际法的不顾信义的街道狙击战的”。
德国人对违反国际法的关注囿于谬见。他们完全无视他们在比利时的存在所造成的违法行为，而着眼于把比利时人反抗他们的存在视为违法行为。德意志帝国国会的阿尔萨斯议员，韦特莱神父，一次曾以长期隐忍的痛苦心情感慨系之地承认说：“在拉丁语学校养成的头脑，是很难理解德国人的心理的。”
德国人的囿于谬见有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比利时人的反抗是非法的；一是认为他们的反抗是由“上面”组织起来的，是由比利时政府或是市长、神父以及其他可列为“上面”的人物组织起来的。把这两个方面归结到一起，也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德国人的报复行为，不论程度如何，都是正当的，合法的。枪杀一名人质，或是屠杀六百十二人，或是把一个城镇夷为平地，都得一律归罪于比利时政府——这就是从迪南事件以后的豪森到卢万事件以后的德皇，每个德国人都是跟着这么说的。豪森一贯声称：责任必须“由那些煽动居民起来反抗德国人的人承担”。他还坚持说：毫无疑问，迪南和其他地区的全体居民“是由阻止德国人前进的愿望所驱使的——那又是谁下的命令？”没有“上面”命令的驱使，人民竟会去阻止入侵者，那是难以想象的。
德国人到处看到这些命令。冯·克卢克声称，比利时政府警告其公民不要采取敌对行为的公告，实际上是“煽动平民百姓向敌人开火”。鲁登道夫谴责比利时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平民战争”。王储对法国老百姓的抵抗也用了同样的理论。他指责隆维地区“狂热”的人民用着“巴黎特地送来的”猎枪“奸诈而不顾信义地”从门窗里向他们射击。在法国农村，星期日打野兔的猎枪，就象穿的裤子那样，是件普普通通的东西。如果这位殿下的旅行也包括了解法国农村的话，那他就会知道是用不着巴黎送枪来武装自由射手的。
德国人在谈论他们在敌人境内的经历的时候，一谈到游击战问题，就歇斯底里大发作，出言刺耳了。鲁登道夫说游击战是“可憎的”。这个时过不久其大名就成了欺诈、暴行、狡狯的别称的鲁登道夫，自称他是“带着骑士的、人道的战争观念”上阵的，可是自由射手的手法“使我本人的幻想痛遭破灭”。布勒姆上尉两周以前自己还是个平民，可是却为一种“可怕的想法”弄得终日惶惶不安，他想他可能会被一个平民一枪击中或是打死。他报道说，在一天二十八英里的精疲力尽的行军中，没有一个士兵掉队，因为他们“认为落到瓦隆人手中要比脚痛更糟糕”——脚痛是向巴黎进军的另一个极大的痛苦。
对自由射手的害怕和恐惧，是出自德国人认为平民百姓的反抗基本上是目无法纪的想法。歌德曾说，假如在不讲正义和目无法纪两者之间可以选择的话，德国人宁愿选择前者。一个在臣民对君主的关系以服从为唯一基础的国家训导出来的人，对一个建立在其他基础上的国家是无法理解的，所以当他来到这样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会感到很不自在。只有在权威面前才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