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6期-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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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现钱秀玲并撰写专访的第一人,在我采访过程中,他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
接到邀请函之后,我立刻跑到比利时使馆去办签证。可是,当我订好机票,等到第十五个工作日去使馆领取签证时,女外交官生硬的中国话却令我目瞪口呆:
“你的邀请函没有经济担保,不能给你签证!”
当时,我站在比利时使馆门口,看着拿到签证的人,一个个从我身边兴冲冲地走过去,而我心里却是一片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比利时使馆在我护照上盖上“拒签”,那就麻烦了,去其他国家办签证都难了。所以,我不能让他们给我拒签,急忙给比利时总领事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说,我是一位五十五岁的中国女作家,既不会外语,又没钱,先生和孩子都在国内。我不可能放弃国内优越的生活,跑到比利时去当下等公民,所以,不存在到比利时滞留问题。钱秀玲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比利时人民,她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民的骄傲。我赴比利时采访,理应得到比利时使馆的大力支持……
之后,我通过我的朋友翻译局副局长尹承东先生,请翻译家施康强先生把这封信翻译成法文。在魏金凤女士的帮助下,我约见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
总领事看信时,我紧张得心“怦怦”直跳。
看完信,他却说了一句:“我可以帮你签证,但你要用5千美元为你自己担保。”
噢,上帝……我急忙打车回到北京家里,拿出准备出国的几千美金。
1999年10月26日,我终于拿到了签证。
10月28日上午,我怀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带着给钱家及帮助过我的人带去的茅台、工艺品、中华烟、我的作品等因超重而被罚的旅行包,踏上波音747飞往法兰克福的721次航班……
我像瞎虻似的在法兰克福机场里乱闯
但不知什么原因,721次航班起飞前在首都机场就晚点近两个小时。
起飞后,我看到电视屏幕上标志着航程进度的小箭头,慢悠悠地走着,不由得心急如焚。因我在法兰克福的换乘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而且余美和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侨领,要到布鲁塞尔机场接我呢。
九个小时之后,当地时间下午3点45分,飞机终于降落在世界著名的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此刻,距离我换乘的4点起飞的4452次航班,只剩15分钟了。
15分钟,从这架飞机跑到另一架飞机,中间还要办理签证,换乘手续,寻找登机口……
机舱门一打开,我就像百米冲刺似的第一个冲出舱门,不顾一切地向机场大厅跑去。
但是,一迈出国门,我就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大笨蛋,有嘴不会“讲话”,有眼不会“看路”,有腿不会“走路”,跟傻瓜没什么两样。以往去俄罗斯,能照葫芦画瓢把自己的住址写下来,但今天这招不灵了,时间不允许。
进了机场大厅,我看不懂指示标志,不知签证处在哪里,更不知登机口在何处。我手里掐着机票和护照,背着相机和录像机,拼着两条已不年轻的长腿,像瞎虻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闯,见到机场工作人员就将护照和机票举给人家,人家“叽里呱啦”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只能按照人家的手势拼命往前跑。所有的老外都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
终于跑到签证处了,却见排着一行中国人。我急忙气喘吁吁地恳求中国同胞:“对不起,飞机晚点了!我换乘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请各位让我先办签证好吗?”
一个年轻女子抱着膀,斜着眼睛瞟我一眼:“你晚点?我飞机晚点三个多小时冲谁说去?这年头谁照顾谁呀!”她好像在跟谁赌气似的。
听她这么一说,我越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又不敢上前加塞儿,怕她把我拽出来。这时,一个中国男人奔过来,拿过我的护照急忙跑到前面,对签证官说了几句英语,签证官立刻在我护照上盖了章。我接过护照边跑边回头向那位男同胞招手致谢,急忙去寻找登机口……
一名黑人警察在我行李牌上写下“B10”的字样。我终于跑到“B10”登机口,一名工作人员看一眼我的机票,立刻操起电话,好像在跟飞机上联系什么。她帮我办理完登机手续,急忙把我送上只有我一个人乘坐的大巴,大巴载着我向远处的一架小型客机驶去……
我登上客机不到—分钟就起飞了。我随机的行李都没来得及送上来,第二天才送到。—个小时后,飞机到达布鲁塞尔,而我身上的汗还没消呢。
后来,朋友们常常取笑我:“雅文,听说你在法兰克福撵上飞机了?你可真行啊!”
我知道多亏我这两条练过速滑的长腿以及一颗健康的心脏。否则,十几分钟,别说一个五十五岁的老太太,_就是年轻小伙子“撵”上飞机也不容易!可是三年后,我这颗健康的心脏却变成了一颗“破碎”的心……
到达布鲁塞尔,余美和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张绍唐会长夫妇、张翼翔会长、陆惟华秘书长等侨领,都来机场接我了,并在张绍唐会长的餐馆里宴请了我。
风雨声,敲打着我孤独的心
到比利时头几天,我住在张绍唐会长在新鲁汶开的餐馆里,顺便采访了张会长夫妇及上海联谊会的侨领,写了一篇专访发在《欧洲时报》上。张绍唐夫妇很热情,给了我很大帮助。但新鲁汶距离钱秀玲居住的布鲁塞尔市区六十多公里,为了采访,我决定搬到布鲁塞尔市里去住。
可是,跑了几家旅馆都太贵,最便宜一天也要1600比利时法郎,折合人民币400多元。后来,总算找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华侨女人临时出租的房间,每天400比郎。房间在四楼,很久没人居住,走廊里没灯,房间里没暖气,连被褥、枕头都没有,只有一张光板铁丝网床,一扇窗子没有玻璃,钉着一张纸壳,纸壳钉得不严,冷风一吹“啪啪”直响。
男主人觉得住宿条件太差,责怪女主人不该收留我,两人为我入住的事还吵了起来。我忙赔着笑脸劝男主人息怒,求他看在同胞的情面上收下我,条件差点没关系,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行。男主人挺善良,把他自己的被子拿给我,让我既当褥子又当被……
说来惭愧,一个穷作家满怀信心地跑到欧洲去采访,到了欧洲才发现,你在国内的那点自
尊及成就感,很快就被囊中羞涩这个最现实的生存问题剥得精光。你就像剥了皮的鸡蛋,光溜溜地躺在餐盘里……你那缝在内裤里很怕被小偷偷去的几千美金,在这里根本算不上什么钱,连住旅馆、吃几顿像样的正餐都不够!
后来,余美和参赞跟我谈起这段往事,他感慨地说:“雅文,你当时没钱、没吃、没住、没翻译,太难了。我真佩服你对事业的那种执著情神。”
没钱,不会外语,雇不起翻译,住不起正规旅馆,吃不起像样的正餐,兜里总是揣着一把中英、中法文对照的纸条,无论去哪里,都得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纸条给人家看……不过,有过独闯俄罗斯的经历,这点困难也就无所谓了。这里毕竟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最令我忧心的是来布鲁塞尔七八天了,却一直没跟老人联系上,陆惟华先生认识钱秀玲的外甥陆嘉兴先生,但他外出一直没回来。有人传说老人大病卧床已经糊涂了,还说她儿子怕打扰老人家休息,拒绝任何人采访……
听到这些,我越发心急如焚。我万里迢迢跑来采访,与老人近在咫尺,却迟迟见不到她。不过我坚信,只要老人神志清醒,我就一定能采访她。
布鲁塞尔的气候跟北京差不多,11月正是秋色褪尽,寒气袭人,冷风瑟瑟的初冬时节。这里的海平面低,多雨,很少见到阳光,一连数天都阴雨连绵、凄风苦雨的,使我这个外乡人更有一种“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凄凉感。
夜里,风声、雨声透过没有钉严的纸壳缝隙钻进来,敲打着我蜷缩的身躯,也敲打着我这颗彻夜难眠的心,睡不着,索性爬起来看带去的《傅雷家书》。
异国他乡,孤灯夜读,看到傅雷对儿子的叮嘱,不禁别有一番亲切感,仿佛在聆听着父亲对我的教诲:“你要学会等待,学会平静焦躁……”
是的,我必须学会按捺焦躁,平静心态。
于是,在后来的几天里,我抓紧时间去参观名胜古迹,感受欧洲风情,凭吊文化遗址,参观二战展览馆……
在张绍唐会长的陪同下,我来到布鲁塞尔郊外拿破仑战败的滑铁卢战场,看到当年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如今已是草木凄迷,万籁俱寂,给人一种亘古沧桑的宁静。只有一头用战争废铁铸成的狮子,迎着夕阳的余晖耸立在山顶上,向人类昭示着那场战争的惨烈与悲壮。在布鲁塞尔大广场附近的一条小街上,我看到了被比利时人民称为“第一市民”的撒尿男孩于廉……
我还去了卢森堡和荷兰。在卢森堡,我瞻仰了世界著名的大教堂;在荷兰,在华侨画家吴晓科夫妇的陪同下,我参观了创作《安妮日记》的安妮的故居,去海牙观看了审判二战战犯的国际法庭……
本来我还想去巴黎,但时间不允许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1999年11月8日下午3点。
在陆惟华先生和陆嘉兴先生的带领下,我终于按响了布鲁塞尔A大街30号公寓的门铃。
当时,我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激动、兴奋、紧张、忧虑,我不知老人会是什么样子:痴呆、木讷、神志不清,还是……
门开了,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笑眯眯地出现在我面前。
“噢,上帝!”我心里顿时惊呼起来。
说真的,我从未见过这么美丽、这么可爱、这么笑容可掬的耄耋老人,身着一套红色套裙,化着淡妆,脸上洋溢着仁慈的宽厚与善良,身上透出一种颇具教养的学者风度……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样一位慈祥的老人,居然在惨绝人寰的二战中,从纳粹枪口下救出过那么多条生命!
我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着日夜思念的老人,激动地说了一句:“钱妈妈,见到您我太高兴了!”
就这样,我终于走近了被比利时人民称为“比利时母亲”的老人。
老人的住所不大,一室一厅,摆有沙发、电视、地毯,墙上挂的条幅是钱秀玲的堂兄钱卓伦将军亲笔所书。桌子上摆着一尊铜质塔形香炉,那是艾克兴市长赠给她的中国古董。窗台上,摆着几幅混血儿童小照,显然是老人的几个儿女。
得知我从中国专程跑来采访她,老人像孩子似的笑起来,连连摇头:“N0!N0!我可没什么可写的,那些事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的到来使钱氏家族的人大为震惊。老人的监护人大儿子米加医生,侄子钱宪人先生、钱为强先生都跑来看望我。钱宪人先生还在陆嘉兴先生的餐馆里,为我举行了欢迎宴会。
餐桌上,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这部作品的名字,钱妈妈还说了一句令人发笑的话:“盖世太保并没有拿枪口逼过我,我不认识他们。”
米加先生问我:“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见到我母亲那么激动?可我并不觉得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