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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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向上帝罗，”马车夫含嘲带讽地说。
“那你倒指给我看看，他在哪儿？上帝在哪儿？”
老头儿的神气那么严肃坚决，马车夫觉得他是在同一个刚强的人打交道，有点心慌，但表面上不动声色，竭力不让老人的话堵住自己的嘴，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就连忙回答说：
“在哪儿？当然是在天上。”
“那你去过那儿吗？”
“去过也罢，没去过也罢，反正大家都知道该向上帝祷告。”
“谁也没在什么地方见过上帝。那是活在上帝心里的独生子宣告的，”老头儿恶狠狠地皱起眉头，急急地说。
“看样子你不是基督徒，你是个洞穴教徒。你就向洞穴祷告吧，”马车夫说，把马鞭柄插到腰里，扶正骖马的皮套。
有人笑起来。
“那么，老大爷，你信什么教呢？”站在船边大车旁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问。
“我什么教也不信。除了自己，我谁也不信，谁也不信，”
老头儿还是又快又果断地回答。
“一个人怎么可以相信自己呢？”聂赫留朵夫插嘴说。“这样会做错事的。”
“我这辈子从没做过错事，”老头儿把头一扬，断然地回答。
“世界上怎么会有各种宗教呢？”聂赫留朵夫问。
“世界上有各种宗教，就因为人都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我以前也相信过人，结果象走进原始森林一样迷了路。我完全迷失方向，再也找不到出路。有人信旧教，有人信新教，有人信安息会，有人信鞭身教，有人信教堂派，有人信非教堂派，有人信奥地利教派，有人信莫罗勘教，有人信阉割派。各种教派都夸自己好。其实他们都象瞎眼的狗崽子一样，在地上乱爬。信仰很多，可是灵魂只有一个。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大家只要相信自己的灵魂，就能同舟共济。只要人人保持本色，就能齐心协力。”
老头儿说得很响，不住往四下里打量，显然希望有更多的人听他说话。
“哦，您这样说教有好久了吗？”聂赫留朵夫问他。
“我吗？好久了。我已受了二十三年的迫害。”
“怎么个迫害法？”
“他们迫害我，就象当年迫害基督那样。他们把我抓去吃官司，又送到教士那儿，送到读书人那儿，送到法利赛人那儿。他们还把我送到疯人院。可是他们拿我毫无办法，因为我是个自由人。他们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他们以为我会给自己取个名字，可我什么名字也不要。我放弃一切，我没有名字，没有居留地，没有祖国，什么也没有。我就是我。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人。人家问我：‘你多大岁数？’我说我从来不数，也无法数，因为我过去、现在、将来永远存在。人家问我：‘那么你的父母是谁？’我说，我没有父母，只有上帝和大地。上帝是我父亲，大地是我母亲。人家问我：‘你承认不承认皇上？’我为什么不承认。他是他自己的皇上，我是我自己的皇上。他们说：‘简直没法跟你说话。’我说，我又没求你跟我说话。他们就是这样折磨人。”
“那么您现在到哪儿去？”聂赫留朵夫问。
“听天由命。有活我就干活，没有活我就要饭，”老头儿发现渡船就要靠岸，得意扬扬地扫了一眼所有听他讲话的人，结束说。
渡船在对岸停住了。聂赫留朵夫掏出钱包，给老头儿一点钱。老头儿拒绝了。
“这我不拿。面包我拿的，”他说。
“哦，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你又没有得罪我。其实，要得罪我也办不到，”老头儿说着，动手把放下的口袋背到肩上。这时聂赫留朵夫的驿车已套上马，上了岸。
“老爷，您还有胃口跟他费话，”马车夫等聂赫留朵夫给了身强力壮的船夫酒钱，坐上车，就对他说。“哼，这个流浪汉不正派。”
！
二十二
马车上了斜坡，车夫转过身来问道：
“送您到哪一家旅馆哪？”
“哪一家好些？”
“最好的要数西伯利亚旅馆了。要不玖可夫旅馆也不错。”
“那就随便吧。”
马车夫又侧身坐上驭座，加速赶车。这个城市也同所有俄国城市一样，有带阁楼的房子和绿色的屋顶，有一座大教堂，有小铺子，大街上有大商店，甚至还有警察。只不过房屋几乎都是木头造的，街道没有铺石子。到了最热闹的街道，车夫就把车停在一家旅馆门口。可是这家旅馆没有空房间，只得到另一家。这另一家旅馆还有一个空房间。这样，聂赫留朵夫两个月来才第一次来到他生活惯的清洁舒服的环境里。尽管聂赫留朵夫租用的房间算不上奢侈，但在经历了驿车、客店和旅站的生活以后还是感到十分舒适。他得首先清除身上的虱子，因为自从他进出旅站以来，从来没有彻底清除过。他安置好行李，立刻到澡堂子洗澡，然后换上城里人装束，穿了浆硬的衬衫、压皱的长裤、礼服和大衣，出去拜会当地长官。旅馆看门人叫来一辆街头马车。那是一辆吱嘎作响的四轮马车，套着一匹膘肥力壮的吉尔吉斯高头大马。车夫把聂赫留朵夫送到一所富丽的大厦门前，门口站着几个卫兵和警察。宅前宅后都是花园，园里的白杨和桦树的叶子都已凋落，露出光秃的树枝，但其中夹杂着的枞树、松树和冷杉却枝叶茂密，苍绿可爱。
将军身体不舒服，不见客。聂赫留朵夫还是要求听差把他的名片送进去。听差回来，带来满意的答复：
“将军有请。”
前厅、听差、传令兵、楼梯和擦得亮光光的铺着镶木地板的客厅，都同彼得堡差不多，只是肮脏些，古板些。聂赫留朵夫被带到书房里。
将军脸孔浮肿，鼻子象土豆，额上有几个疙瘩，头顶光秃，眼睛底下挂着眼袋，是个多血质的人。他身穿一件鞑靼式绸袍，手拿一支香烟，坐在那里用一只带银托的玻璃杯喝茶。
“您好，阁下！我穿着睡袍见客，请不要见怪，不过总比不见好，”他说，拉起长袍盖住他那后颈上堆起几道胖肉的粗脖子。“我身体不太好，没有出门。什么风把您吹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城来了？”
“我是随一批犯人来的，其中有个人跟我关系密切，”聂赫留朵夫说，“我现在来求阁下帮忙，部分就是为了这个人，另外还有一件事。”
将军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呷了一口茶，把香烟在孔雀石烟灰碟上揿灭了，用他那双狭小浮肿、炯炯有神的眼睛盯住聂赫留朵夫，一本正经地听着。他只打断聂赫留朵夫一次，问他要不要吸烟。
有些有学问的军人，往往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可以同他们的职业调和。这位将军就是那种人。但他生性聪明善良，不久就发觉这是根本不可能调和的。为了解除经常出现的内心苦恼，他越来越沉湎于军人中盛行的酗酒恶习，如今在担任了三十五年军职以后，他就成了医生们所谓的嗜酒成癖者。他浑身细胞都渗透了酒精。他什么酒都喝，只要能觉得醺醺然就好。喝酒已成为他生活的绝对需要，不喝酒他就无法过日子。每天他到傍晚总是喝得烂醉，但这种状态他已习惯，因此走路不会摇晃，说话也不至于太不成体统。即使说出什么蠢话来，由于他地位显赫，人家反而会把它当作警世格言。只有在聂赫留朵夫找他的那种早晨时光，他才象个头脑清醒的人，能听懂人家的话，证实他那句心爱的谚语：“喝酒不糊涂，难能又可贵。”最高当局知道他是个酒鬼，但他受的教育毕竟比别人多一点（尽管他的学识仍停留在酗酒成癖前的水平），而且为人胆大、灵活、威严，即使喝醉酒也不会丧失身分，因此让他一直留在这个显要的位子上。
聂赫留朵夫告诉他，他所关心的人是个女的，她被错判了罪，为她的事已递了御状。
“哦！那又怎么样？”将军说。
“彼得堡方面答应我，有关这女人命运的消息至迟这个月通知我，通知书将寄到这里……”
将军依旧盯住聂赫留朵夫，伸出指头很短的手，按了按桌上的铃，然后嘴里喷着烟，特别响亮地清了清喉咙，又默默地听下去。
“因此我有个要求，如果可能的话，在没有收到那个状子的批复以前暂时把她留在此地。”
这时候，一个穿军服的听差，勤务兵，走了进来。
“你去问一下，安娜·瓦西里耶夫娜起来了没有，”将军对勤务兵说，“另外再送点茶来。那么，您还有什么事吗？”将军问聂赫留朵夫。
“我还有一个要求，”聂赫留朵夫说，“牵涉到这批犯人中的一个政治犯。”
“哦，是这么回事！”将军意味深长地点点头说。“他病得很厉害，人都快死了。得把他留在这儿的医院里。
有一名女政治犯愿意留下来照顾他。”
“她不是他的亲属吧？”
“不是，但只要能让她留下来照顾他，她准备嫁给他。”
将军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直盯着聂赫留朵夫，默默地听着，显然想用这种目光逼得对方局促不安。他不住地吸着烟。
等聂赫留朵夫讲完，他从桌上拿起一本书，迅速地舔湿手指，翻动书页，找到有关结婚的条款，看了一遍。
“她判的是什么刑？”他抬起眼睛问。
“她判的是苦役。”
“哦，要是判了这种刑，即使结了婚，也不能改善待遇。”
“可是您要知道……”
“请您让我把话说完。即使一个自由人同她结了婚，她照样得服满她的刑。这儿有个问题：谁判的刑更重，是他呢，还是她？”
“他们两人都判了苦役。”
“嘿，那倒是门当户对了，”将军笑着说。“他什么待遇，她也什么待遇。他有病可以留下来，”他继续说，“而且当然会设法尽量减轻他的痛苦。不过她即使嫁给他，也不能留在此地……”
“将军夫人正在喝咖啡，”勤务兵报告说。
将军点点头，继续说：
“不过再让我考虑一下。他们叫什么名字？请您写在这儿。”
聂赫留朵夫写下他们的名字。
“这事我也无能为力，”将军听到聂赫留朵夫要求同病人见面，这样说。“对您我当然不会怀疑，”他说，“您关心他，关心别的人，您又有钱。在我们这里确实钱能通神。上面要我彻底消灭贿赂。可如今大家都在接受贿赂，怎么消灭得了？官位越小，贿赂收得越多。唉，他在五千俄里外受贿，怎么查得出来？他在那边是个土皇帝，就象我在这儿一样，”他说到这里笑了起来。“不过您大概常跟政治犯见面吧，您给了钱，他们就放您进去，是吗？”他笑嘻嘻地说。“是这么回事吧？”
“是的，确实是这样。”
“我明白您非这样做不可。您想见见那个政治犯。您可怜他。于是典狱长或者押解兵就接受贿赂，因为他的薪水只有那么几个钱，他得养家活口，非接受贿赂不可。我要是处在他的地位或者您的地位，我也会那么办的。可是就我的地位来说，我不能容许自己违反最严格的法律条文，要不我也是个人，也会动恻隐之心的。可我是个执法官，凭一定条件才得到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