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的天堂-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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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我所愿的男生，他就是我的男朋友？
我清楚地记得，那次送老哥去火车站时，离发车还有两个小时，我们在离长沙火车站最近的晓园公园候车。
那天下着雨，我们坐在一个圆形的亭子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老哥那时候话不多，也不主动找话，更不会问我什么。
他只是等着我来发问。当时酷爱疯玩的我问他：“会跳舞吗？”
他笑着说：“不会”。
问他：“会踢足球吗？”他笑着说：“不会。”
问他：“会溜冰吗”他也笑着说：“不会”。
我连续问了他五六样，他都笑着说：“不会。”
我大叫一声：“天啦，你怎么连牛都不会吹。”
在当时的我看来，那是多没面子的事，在一个女孩子面前，在自己喜欢的女孩子面前，居然什么都说“不会”，甚至都不会换一种方式回答。显然，老哥根本不会玩，更不懂什么是浪漫，我当时这么想。
不过很奇怪的是，老哥完全不以为然。他波澜不惊地笑着，实话实说地答着，好像那说“不会”的人是我。
他仿佛没看到我惊讶的表情，一点都没有顾及我的反应，也完全没有要迎合我的意思。他浅浅地笑着，一副很自在的摸样，他甚至一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模样。
我一时无语，穿过雨帘，望着晓园里迷迷蒙蒙的一切。心想，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喜欢他？
这个看起来青涩涩的男生，这个当时看来像白水一样无味的老哥，在回到武汉之后，继续着他一周一个回合的信，继续把才情洋溢在信纸上。
现在回忆认识老哥之初，我感觉自己像个精明而保守的买家，只有发现老哥值得爱时，才把量化后的爱，小心谨慎地掏出去那么一点点。
2、我不知道把自己交给了谁
老哥不慌不忙地，一点一点地写着他，后来居然让我像喝白水一样，渐渐地习惯了有他，也渐渐形成依恋。
1994年的暑假，老哥邀我去武汉玩。我没有买到座位票，在火车上站了好几个小时，到他们宿舍一冲完凉，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合衣睡在老哥的床上，他睡在隔壁空旷的宿舍里。
他看我醒来了，就说：“你昨天太累了，在椅子上睡着了，我把你抱到床上去的，衣服也没脱，不知道睡得舒不舒服。”
老哥见我有点犹疑的样子，补充说：“我就看了你一小会，我抱你过去的时候，感觉你就像一个玩累了的小妹妹，真的，一点邪念都没有。”
我听后不好意思地笑了，觉得自己不免太“小人之心”了。
老哥后来欢快地做着“地主”，他带我去东湖，去磨山植物园。就像一个老哥领着小妹在游玩，他不急于表现什么，也不使出浑身解数赢得我的好感，那种感觉就好像我早就是他的了。
甚至对于我的提议，他也会否定。
那天，老哥带我去参观著名的黄鹤楼，我们坐巴士在长江大桥边下，我第一次看到了长江。
虽然没有滚滚的江滔，水也就像黄河水一样黄，但那毕竟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江，是地理、历史、文学书里无数次写到的中国第一江，我背过的有关长江的诗词，少说也有上百首吧。
我有点激动，提议说：“我们一起走长江大桥好不好，走过去，再走过来，然后再上黄鹤楼。”
我以为这是个很有纪念意义、很浪漫的提议，没想到老哥说：“不好，桥上车来车往，全是尾气，再说天气太热了，你会很难受的，可能走到一半，你就想往回走。”
我听了非常吃惊，我曾经有过很多古怪得多的提议，跟我一起玩的男生都会全盘接受，不会有任何折扣，没想到这个家伙，会拒绝我。我靠在桥栏杆上，看着浑浑噩噩往前涌动的江水，有点生气，有点乱。
老哥不动声色地站在我的身边，静静地看着长江水，我用眼睛的余光望着他。他戴着一副有点老土的近视眼镜，穿着暗花的枣红色衬衣，一条土灰色的休闲裤。看不出他有多优秀，也不知道他有多少魅力。
而且，他已经牵过我的手，还亲了我。虽然才见面的时候，不知道会牵手，牵过手后，不知道会亲吻。虽然是有些被动的，但既然都吻过了，那不是把自己的人生都交出去了吗？我心乱如麻。
“难道，从此就要和这个人过一辈子了吗？”我简直要喊出来，看着长江水，突然惊慌，突然茫然，那一刻我不知道把自己交给了谁。
3、老哥迎风入住了我的心里
和许多一开始就进入疯狂状态的人不一样，我最初对老哥的爱，一直怀有某种忐忑不安。
虽然明知道爱，可并不知道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直到后来，我决定考经济法的研究生，蓄精养锐已久的老哥，终于像一个农夫，分到了他的第一块土地，他开始施展手脚，准备耕作，准备收获。
我本科学的专业是中文，要跨专业考经济法的研究生，众所周知，文学的感性思维与法律的理性思维正好是两个极端。
老哥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把我从这个极端，领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使我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公费考上经济法研究生的中文系学生。
据说，当他查到我的分数，确认我是全校应届毕业生的第一名时，一个人在宿舍里狂笑了好几分钟。
在那个大半年的时间里，当时在读研究生的老哥，在我身上身兼多任，作为我的法学启蒙老师，他使出浑身解数，教了一个最难缠的学生。
他给我买来几十本我必须要看的法律书，圈出了许多重点章节。那些书对当时的我来说，就像一个刚学会拼音的小孩，突然要看一本厚厚的书，而这本书满是文字，没有任何拼音。
老哥只好一点点为我注音，他在法律专业上的功底，也从此崭露头角。
对于一个看惯了风花雪月文字的人来说，要去读懂枯燥的法律书，无异于要钢琴家去求解高等数学难题。
老哥只好将我要学的法学教材，用文学的语言进行讲解，将法律的三段论思维模式，从古希腊神话的精髓开始演绎，经过艺术的长途跋涉，拐弯抹角地进入我的大脑。
他曾经不爱多话的嘴巴，在文学与法学之间驰骋着，一旦寻找到我能听懂的话， 就喜出望外地表达出来。
我迷恋形式和氛围，背《诗经》喜欢在晓雾弥漫的岳麓山上，读《春江花月夜》要去湘江边，看恐怖小说必在静悄悄的深夜……我只有做足了形式的工夫，才能让内容水到渠成地配合心灵。
而法学的形式永远单一而严谨，过分强调因果而无任何意外，过分相信证据而与浪漫的形式无关。
老哥因材施教，发扬我的学习传统，在潺潺的小溪边给我讲民法，在幽篁的竹林里细说经济法，在朦胧的暗夜给我讲法制史，他感慨地说：“没想到学法律可以这么浪漫。”
不过，作为一名要招数用尽才能略偿所愿的老师来说，他也不会忘了严厉，哪怕那位学生是他的至爱。
1994年的那个暑假，老哥给我布置的暑假作业，是看完十本法律书，基本上是四年的经济法本科生一半的教材内容，我差点当场晕倒。
但老哥说：“这个暑假是最关键的打基础阶段，必须得看完这十本，不打折。”
我不能回家，否则双抢农忙季节，农活必定缠身，一定完不成作业。也不能呆在长沙，酷热难当不说，一日三餐要花费，下个学期的学费还得找出处。
最后，我找到了一个三全其美的办法，去做全天候家教，有饭吃，能赚学费，还能顺带享受风扇的降温安抚，然后再想办法看完那些可怕的书。
那个暑假，我在长沙近郊一个建筑包工头家做起了家教。白天轮流教三个孩子语文、数学、外语，三个孩子要么比赛出丑，要么比赛干蠢事，一个暑假下来，难分高下。
晚上，我教胖得只能买睡衣当外衣的女主人跳交谊舞。
她家有个舞池，先生常在家搞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流行的派对，女主人因为生气先生总是抱着别的女人跳舞，琢磨出里面的暧昧后，发誓自己也要学会。
于是，孩子们白天的课程一结束，女主人就把舞池的灯全部打开，怕村民们看到，她赶紧紧闭门窗，打开音响，调出不容易被偷听到的音量。她不舍得开空调，也不计较摇头摆尾的风扇所制造的噪音，与音乐声的势均力敌。
其实，音响完全不用打开，因为无论我多么费劲地提示，她还是听不到节奏和鼓点。
善良的她担心把我的脚踩碎了，自己把高跟鞋脱了，打着赤脚跳交谊舞。她似乎发誓要把交谊舞的优雅，糟蹋得像被野猪拱坏了的白菜。
我闭着眼睛奋力地想着此番家教的三大好处，才终于压制住了要夺门而逃的狂想。
我们跳舞时的情景，完全就是一只仙鹤在跟企鹅拼命，使足了劲，才能拉动她摇晃一下。
一个小时的交谊舞课程下来，我成了盐水里捞出来的白菜。
有一天晚上，谢天谢地，停电了——我不用教女主人跳舞，终于可以整晚看书了。
但与此同时，电灯也跟着休假了。我只能点着蜡烛看书，却没想到，夏天的风吹在蜡烛身上，还是挺能作威作福的。
为了保护眼睛，我只好把门窗都关了。我计算着人体所需要的氧气，精确地打开窗户的一小条缝隙，以此来杜绝蜡烛的摇曳多姿。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的衣服湿了一大半，手因为擦汗太频繁有点酸了。可是这时我对于完成老哥的暑假作业突然有了感觉。
我毅然决然地站起身，不顾36度的高温，把门栓好，把衣服脱了个精光，我感觉自己像个要赴死沙场的勇士一般，坐到书桌旁，一丝不挂地看手中的法律书。
当我把那天想看的书全部看完，起身准备冲凉睡觉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我坐的椅子周围，湿了一大圈。
我起身的一刹那，本来呈点状遍布在全身的汗水，突然吆五喝六地号召了其他汗珠，浩浩荡荡地沿着湿透了的肌肤，奔流而下。
我坐的竹椅子的四条腿，像正在燃烧的四根蜡烛，汗水犹如蜡泪，一颗接一颗，绵延而至，浸湿地板。
那个暑假，长沙的郊区经常停电；那个暑假，我的主打晚装，是晶莹剔透的汗珠；那个暑假，我看完了魔鬼老哥布置的十本法律书。
那个暑假，老哥仍然仰仗传统邮递员，在武汉鞭长可及地给我写着信，并把写信的频率从一周一封变成了一周两封，信中极尽现在流行的“赏识教育”之能事，把刚懂点法学皮毛的我，夸张地崇拜成法学教授，似乎是我倒过来，收了他这个学生。
现在回忆起来，老哥当时对我的赏识教育，一如他后来对贝贝的教育方式，他教贝贝走路、教贝贝说话，教贝贝看图识字时用的语气，跟当时教我学法律所用的语气，一模一样。
除了因材施教，除了赏识教育，老哥对我这学生最特殊也最管用的一招，是关怀教育，他走近我的身边，把他的爱融进要啃的法律书里。
我得啃完他的法律书，才能享受到他的爱。他给我布置好一段时间要看的书后，就回到武汉去，等我看完了，他就回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