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名流感悟人生:中国高端访问-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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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贺敬之非常喜爱诗人田间的抗战诗，诗句短小，铿锵有力。为了能随身携带田间的诗集，他把诗页上的天地空白都剪了去，可见他对田间的诗歌酷爱到什么地步。臧克家一来，贺敬之对诗歌更加神往了。
１９３８年底，贺敬之随着流亡的师生由湖北均县出发，步行经过陕南，绕道进入四川。这时学校已改名为国立六中，总校设在绵阳，贺敬之所在的一分校驻梓潼县城内。这时的贺敬之已逐渐成熟起来了，在梓潼，他更加积极地参加救亡活动。他和本班同学办了一个“挺进读书会”，还发起创办了一个《五丁》壁报，阅读进步书报，议论时局。从１５岁到１６岁这一年之间，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进步的政治、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中外进步的革命的小说和诗歌作品。凡是他得到的诗集，他几乎全部都能记下来。
主课之外的民主空气，进步的书刊，革命的诗歌，渐渐成为贺敬之生活中的主食。他开始学习写散文、小说、诗歌，开始向重庆、成都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报刊投稿，并多有作品被采用刊登。对于文学创作的兴趣爱好，奠定了贺敬之一生从事这项职业的基石。
岁月不改延安情
在老人的书架上挂着一块小手绢，那是一件旅游纪念品，手绢上印的是延安塔山。延安，那是让老人魂牵梦绕的革命圣地。说起延安，贺敬之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１９４０年４月的一天下午，贺敬之在学校办墙报、学写诗时认识的一位校友李方立从重庆来到梓潼，找到贺敬之及其他两位同学，四人相约到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
第二天清早，太阳都还没出来，四个人怀揣着自制的假身份证、假通行证踏上迷雾中的征程。到了延安，组织上并没有把他们安排在鲁艺，而是安排在徐特立任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院。贺敬之不甘于这样的安排，他千辛万苦来到延安，就为了投考鲁艺。他坚决地向自然科学院中学部的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老师答应让他去试一试，万一考不上就要在自然科学院安心学习。贺敬之携带自己在奔赴延安的路上所写的组诗《跃进》，意气风发地赶考鲁艺文学系。
考过几项之后，最后进入口试阶段。当时，贺敬之文化水平只有初一程度，对于文艺理论等专业知识，他自然答不上来。考试结束后，贺敬之虽然感到很失望，但也觉得没有白来一趟，确实为此让自己看到了不足之处。
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5）
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被鲁艺录取了。后来他打听到，是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决定录取自己的，何其芳说：“我看了他交来的几篇作品，特别是他的诗，他是很有些诗的感觉的！”
鲁艺文学系名家荟萃，周扬、周立波、何其芳等著名作家、诗人的课都是贺敬之难得的精神食粮，何其芳更是他步入文学之门的恩师。在学习期间，贺敬之向何其芳交了一篇习作，这是以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形式写成的。何其芳在其系列抒情长诗《夜歌》第三章中写到了贺敬之的那首诗给他的感受，诗中称当时还不满１６周岁的贺敬之为“１７岁的马雅可夫斯基”，于是贺敬之的大名很快在鲁艺传开了。对于贺敬之的学习、成长和创作，何其芳一直十分关心。
当时延安常有诗歌朗诵会，贺敬之踊跃参加，他朗诵自己的诗，也朗诵别人的诗。贺敬之在延安生活了六年，由热血少年成长为有坚定信念、超群学识的青年知识分子。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贺敬之才离开延安。
１１年之后的１９５６年３月，贺敬之陪同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一起，回延安参加西北５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贺敬之本打算写几篇报告文学和一点新闻报道，但是青年大会要举行一个联欢晚会，说要他出个节目。贺敬之答应大家，表示将用信天游的方式写几句诗，抒发一下感情。夜里，他就在窑洞里面走着唱着，一边流眼泪一边写，写了一夜，吟唱不止，结果感冒了，嗓子失音了，唱不出来，便没有在晚会上唱。后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拿去以后，说他们要广播；很快，这个稿子给了《延河杂志》，就在《延河杂志》发表了，《回延安》这首诗一时传遍大江南北。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语言朴实无华，感情却真挚动人———《回延安》曾经是那个火红时代的强音，感染过千千万万读者。在这首诗里，诗人贺敬之酣畅地抒发自己对延安母亲炽热的赤子情，这首诗也是诗人在中国的现代诗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１９８２年冬，贺敬之第二次回延安。“当时，党的十二大开过不久，为落实十二大精神，我作为###副部长到西安参加西北５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我顺访了延安。”返回北京的路上，诗人创作了自己的新古体诗《登延安清凉山》：“我心久印月，万里千回肠。劫后定痂水，一饮更清凉。”（作者注：诗中“印月”、“清凉”系双关，延安有清凉山、月儿井，井上建有印月亭）
２００１年５月，７６岁的贺敬之又一次踏上了回延安的行程。他重上宝塔山，寻访梦中的母校，走进毛泽东主席当年发表《讲话》的杨家岭……面对那亲切的山坡窑洞，亲切的面容和乡音，亲切的庄稼和黄土，亲切的蓝天白云，头发已经花白的贺敬之感慨万千：４０多年前一道闹过秧歌的老邻居大多已经过世，他们的后代，当年扎着两条小辫的小女孩，也已经年过半百，手里牵着小孙子来看望“老鲁艺”。时光如白驹过隙，物是人非，只有诗歌是不变的。半个多世纪之后，在自己辉煌诗歌人生的起步点上，诗人贺敬之吟诵着自己的诗句，顿时焕发了青春的活力。是啊，贺敬之的诗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平实与朴素的字句，却有一种排山倒海般的力量，这正是人们喜爱他的诗歌的秘密所在。这次回延安，贺敬之被延安大学鲁迅文学艺术院受聘为名誉院长。
２００４年７月，《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览在北京展出后，燃起了首都和全国人民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之火。７月５日，“老延安”贺敬之来到展厅，看到了大量延安革命时期的照片和人物时，不由自主的再次默念起了自己的诗作《回延安》。参观时，他非常关心延安的发展，当得知延安的经济和文化都有着巨大成就时，心里长长舒出一口气，说：“看到这个展览，既感到亲切又非常激动，延安精神鼓舞着我的一生，我希望自己永远都做一个有延安精神的延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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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6）
经典辉映成永恒
不论是作为剧作家，或者是诗人和词人，贺敬之都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哺育下成长成熟起来的。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３日，毛泽东与一群穿着厚棉衣的知识分子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讨论中国文艺的走向问题，于是有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讲话》成为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鲁艺未参加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的强烈请求下，院长周扬出面请毛泽东主席来给他们吃点“偏饭”。
“那时，我不到２０岁。座谈会我自然没有资格参加，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毛泽东到鲁艺又作了一个讲演，提出大鲁艺小鲁艺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小鲁艺这个小范围内要努力学习，但不要忘记广阔的社会生活，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还要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这些讲话对鲁艺和整个延安的文艺界影响很大。”谈到这个话题时，老人显得有些激动，目光变得更加深邃，思绪也仿佛又飘回那个激情荡漾的年代。
那天下着小雨，学校没有上课，贺敬之刚要出校门，就见一个人牵着马走来。贺敬之觉得来人很面熟，仔细一看，心中突然一热，这不是毛主席吗？他急忙转身往回跑，一口气跑回宿舍，把“毛主席来了”这一喜讯告诉了班里的同学们。大家争先恐后地拥出窑洞，正好看见主席和随行的几个同志被院领导迎进中院北面的平房中。很快，钟声响了起来，全院师生一下子集合到篮球场上来。主席站在篮球场中央，他身穿带补丁的衣服，脚上穿着与战士一样的布鞋，面前摆放着一张小桌，开始对全体师生讲话。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关于“小鲁艺”和“大鲁艺”的重要讲话，是对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进一步说明和扩充。
“我有幸和其他师生一起聆听了那次讲话，并在轻松的笑声中接受了终生难忘的马克思的新型文艺观。在那之前，我糊涂观念很多，对革命、对革命文艺的认识不是很深刻，甚至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在晚年，贺敬之毫不讳言自己年轻时的幼稚，很坦然地说，“学习了《讲话》后，我才对‘人民的文艺’、‘革命的文艺’有了根本的、系统的认识，并且开始自觉地改造自己。‘文艺为什么人’，这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它指出了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该走什么样的路；‘如何为人民’，则很好地回答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实践和生活实践的一系列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实践《讲话》精神、自我改造的热潮掀起，这时的贺敬之更是积极地投身到下农村、进部队的锻炼中去，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民间文艺的甘露，尤其对陕北一带民间秧歌、民间小戏和民间歌舞等的了解和学习，为他以后诗歌和戏剧的创作风格与写作语言打下了深厚基础。
年仅１９岁的贺敬之参加了秧歌队的集体创作，差不多所有歌词都由他来写。除了创作了《南泥湾》、《翻身道情》等歌曲的歌词，贺敬之还写过小秧歌剧《瞎子算命》、《拖辫子》（与丁毅合作）等。在这样一场没有硝烟的文艺宣传战役中，贺敬之始终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一切为了革命的需要、群众的需要和军队的需要，他发自内心的创作激情，如喷涌的激流一样，鼓荡在陕北的革命大军中。
１９４４年，鲁艺院长周扬收到《晋察冀日报》记者林漫托人带给他请他审阅的“白毛女”故事的草稿。在鲁艺领导研究为当年“七一”献礼的节目时，周扬主张将“白毛女”这一材料创作成剧目，随即便成立了《白毛女》创作组，贺敬之负责剧本写作。
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时候，贺敬之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潮迭起，荡气回肠。在小窑洞里，他一边写着，眼睛里时而流着泪、时而冒着火———喜儿的悲惨命运、财主狗腿子的丧绝人性……创作激情仿佛是洪水决堤，一泻千里，全变成密密麻麻的汉字挤在他的稿纸上。《白毛女》的剧本完成后，在鲁艺礼堂进行了彩排，反响非常强烈———当地农民观看了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