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名流感悟人生:中国高端访问-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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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宝生：一个人和一个村庄的传奇（2）
《明史》中说：“劝民成俗，使民迁善远罪，乃治大者。”从１９８２年开始，八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相关要求，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员工代表大会等程序，陆续制订了一系列组规民约。诸如：猪、鸡、鸭、鹅必须圈养，放出一次，处以罚款；禁止抹牌赌博，一经发现，予以罚款；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老人去世，不准土葬等等。近年来，八组建立的规章制度已延伸到生产、生活、经营、学习、管理、勤政廉洁、党务工作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
１０多年前，八组招待所时的一台彩电不翼而飞。周宝生到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查了一段时间，仍然没有找到彩电的下落。组里有人劝周宝生算了，一台彩电不过２０００块钱，如果继续查下去可能会得不偿失。周宝生却认为，社会治安问题容不得半点松懈，必须一查到底。在周宝生的支持下，公安机关最终还是破了案。
这就是周宝生，是个法治上的明白人，在经常组织群众学习党纪国法的同时，不放过任何一个依法治组、教育村民的机会。他的依法办事，即使周边村组手脚不干净的人得到了教育和应有的处罚，又给八组的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课。虽说这次破案所花的经费远远不止买回一台彩电，但它换来的却是八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纯朴民风———这些都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有一次，田野集团临时从武汉请来了３名技术人员，他们知道在八组不准打牌是铁的纪律，于是晚上悄悄溜到组外打麻将赌博，被派出所逮住了。他们打电话给周宝生，求他出面说情，周宝生没有答应。事后，周宝生说：“当时我心里也很矛盾，人家是我请来的技术人员，如果照章处罚，撕破了脸面，就不大可能继续在八组呆下去，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但是，如果宽容一次，八组好不容易开创出来的一方净土就会受到损毁。抓精神文明文明建设守土有责，要理直气壮。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接受采访时，周宝生说：“制度不是为了束缚人，而是为了体现诚信、秩序、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解放人。一个有合理制度保障的官桥八组、田野集团，才是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单元。”
今天的官桥八组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不同河南的南街、江苏的华西、广西的南岭的是，这只是一个对村民小组范围内取得经济发展的突出成就，可谓全国独一无二，这得益于周宝生主倡走高科技的路子，不像全国的生产村大多走的资源加工型路子。如今，周宝生拿出抓经济的劲头来抓精神文明建设，群众看到了好处，都齐心来做。不健康、不文明的行为被禁止了，还必须代之以文明健康的活动。正如《李文公集》所言：“善为政者，莫大于理人，理人莫大于既富之又教之。”
健康的文化活动不开展，低俗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周宝生注重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得早，抓得狠，他说：“野蛮和文明只隔一层窗户纸，就看干部怎么做。”“治愚必先治盲”，“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工作。”由于制度制订得细而严，执行坚决，村民渐渐成了习惯，形成了自觉行动，也不觉得苛刻了。周宝生的成功之处在于，善于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善于把美好的规划变成群众的行动。
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文化阵地建设。基于这一认识，早在１９８９年，周宝生就高起点设计建起了农民文化中心。这些年来，八组的卡拉ＯＫ比赛、篮球比赛、逢年过节的歌咏大会、文艺晚会搞得热热闹闹、有声有色。常年开办农民夜校、农民训练班，开展科技文化知识竞赛。在周宝生看来，文化活动具有娱乐身心、移风易俗、沟通人际关系、提高人的文明素养的特殊功能。这些功能是上经济类项目所不可代替的。他说，“富了口袋、穷了脑袋”的农民不是新农民，只有把农村文化搞红火，才能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风文明”的目标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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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宝生：一个人和一个村庄的传奇（3）
学文化、学技术、学法律、学管理、学时事政治，在官桥八组蔚然成风。周宝生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这些年来，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原来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周宝生没有放松自己的学习。他顽强自学，完成了研究生文化课题，取得了法学硕士学位与研究员职称；他注重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刻苦钻研，获取了市场经济新知，成为高级经济师，并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工程技术专家。
有人往往一提农民，就和自私、狭隘、保守联在一起。在官桥八组，村民素养高，有文化、有知识、懂经济、会技术，有发展眼光。“好多年了，组里没罚过一分钱。上下班之余，清理、侍弄草坪，已成为我们八组人的行为习惯。”一位村民这样讲。
每天早晨６点２５分，村庄上空军号嘹亮。原来，官桥八组村民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号吹而作、号吹而息”———起床吹号，上班听号，下班同样是放军号。初来乍到的人，还以为这偏远的地方是一座军营。其实，这里的居民很难分清农民与城市职工的身份。
中国农村有一个怪现象，每逢春节过后，农村一些青壮年劳力又纷纷离乡，踏上了进城务工经商的征程。于是，村里剩下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也就是所谓的“３８６１９９部队”。而在官桥八组，没有见到人们所言的“空心村”，相反外地的一些高素质人才纷纷设法在这里创业。周宝生说，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农村青壮年是建设新农村的生力军和主体力量，建设新农村离不开他们。他认为，“空心村”问题是一个应该引起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正视的“新矛盾”。
“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中这样说。而今，文明之风绿田野。连年来，官桥八组被命名为“湖北省最佳文明单位”、“湖北省农村文化建设先进单位”，被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村镇建设文明村庄”、“全国三五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单位”、“全国体育工作先进单位”。联合国官员来到八组，看到这里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一路竖着大拇指。
敢为人先：集体的家底越来越厚
１９７８年以前，嘉鱼县官桥八队的农民从早忙到晚，就是摆脱不掉一个字“穷”。那时组里人均年收入不足５０元。每年青黄不接的日子要吃国家的返销粮，家家住的是土砖房。
“吃糠粑、穿破袄，栽稻秧、收谷草……”“住的是土砖房，吃的是返销粮，一天工值九分钱，上山打柴换油盐。”当年，官桥八队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队长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组来了一茬又一茬，就是解不开一个穷疙瘩。一位村民对我们回忆说：“以前，我们这些种田的，一年四季起早贪黑地在田里干活，活没少干，苦没少吃，总是搞不饱肚子，甚至家里用的油盐钱，都得靠偷偷摸摸地到山上砍点柴火换。家里养的两只老母鸡，也巴不得每天在鸡屁股抠两个蛋来补贴家用。”
在嘉鱼县化肥厂工作的周宝生，人在城里，心在村里，对这种生产队的现状十分不满。他曾建议当生产队队长的父亲改变吃大锅饭的做法，却被父亲顶了回来。父亲说：“你没当这个家，知道有多难？换了你，能干成我这样就不错了。”周宝生的拧劲上来了，他说：“我就不信我干不好。只要乡亲们信得过，第一年我让大家吃饱饭。”
是年春节前夕，厂里一名工人家中有事，上班迟到了。车间主任生气地说，“再这样，就罚你回农村去！”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周宝生的心。
１９７９年，２６岁的周宝生毅然放弃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尽管父亲一再劝说：“伢，好歹在城里工作一个月有３６斤粮，可以吃饱肚子哩！”倔强的周宝生说，“我就不信农村永远穷！”凭着这种不服输、不甘平庸的劲头，周宝生被选为官桥八队队长，掌声阵阵。周宝生激动地说：“生产队长算不上什么官，但我知道，职务意味着责任，掌声意味着期望。我决不辜负父老乡亲们的期望，我就不信农民干不出大事，农村没有出路！”
周宝生：一个人和一个村庄的传奇（4）
上任伊始，周宝生就立下了“要让农村变个样，要让八组人过上好日子”的坚定信念和人生目标。他不想走父辈们的老路，在上任没几天，看到安徽凤阳联产承包的报道，便在地方率先提出把田地按好坏分类定产，承包给各家各户经营。驻队干部对他的搞法不理解，怕担风险、犯错误，责令他将田地收回：“谁叫你这么干的？简直是无法无天！”
血气方刚的周宝生理直气壮地应对驻队干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号召我们实事求是么？联产承包经营有利于我们农民增产增收，人家安徽在搞，我们为什么搞不得？”他顶住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最终把田地分到各户，并掷地有声地说：“交足公粮，其余都是自己的。”
吃够了大锅饭苦头的人们，迸发出多年积蓄的能量，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当年的粮食产量达到３５万斤，比历史上的最好年份足足多出了１０多万斤。乡亲们个个笑逐颜开，他们终于可以一日三餐吃白米饭了。抚今追昔，周宝生说：“要发展，没有一点敢为人先、敢闯敢干的精神是不行的。”
粮食生产的连年丰收并没有使周宝生感到满足。１９８１年，周宝生这位出了名的“周大胆”又一次力排众议，拿着一份农民可以经商的红头文件，带着一帮农民“洗脚上田”，在官桥集镇上租了３间房子，开办了小卖部、熟食店和冰棒厂３个小店，一年下来，净赚７０００元。乡亲们第一次看到大把的票子，都喜出望外，指望着商店、冰棒厂有更大的发展。这时，周宝生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店不开了，回去开矿、办厂。
组里的群众一时想不通，有的人当面指责周宝生是在“瞎闹”、“歪掰”，说他是“五马换六羊，生意做不长”。
周宝生连续几次召开群众大会，对大伙说：“官桥镇地方小，销量有限，加上我们开店后其他小店跟着来了，像这样‘五马共槽’，才真正是生意做不长哩。我们村的狗头山下有煤炭，不如趁早转舵，回去开矿。”
在不被群众理解的情况下，周宝生四处跑批复，办执照。文件下来后，又挨家挨户组织劳力挖煤。他拿出家中仅有的６０００元积蓄，在村民代表会上敞开心窝子：“煤要挖，厂要办，赚了钱是公家的，赔了本算我私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