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将-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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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明是个大老粗，也看不出他有多么文雅，却也觉不出他是老粗。他总是那么稳重，沉静，笑不大笑，怒不大怒。发怒，生气的标志，就是原本不多的话语变得更少了。
“容易激动和暴躁的人，本来对实际生活就不适应，对战争就更不适宜。”韩先楚与克劳塞维茨不谋而合，一是天性使然，二是无论什么样的难题总能找出解决的办法来，所以也就没必要用暴跳如雷来表现，或者说掩饰自己的无能和无奈。
有人张口就骂，甚至举手就打，韩先楚除了那句“娘卖×的”，再没别的。进城了，有人还保持农民本色，随地吐痰，坐在车上那脚垫上也是烟头、痰迹。韩先楚从不这样。农村中也有一种干净、清爽的农民，韩先楚参军前就是这种农民。有人喜欢讲排场，走到哪儿都前呼后拥、咋咋呼呼的，好像满世界都装不下他。韩先楚在这方面倒有点像没见过世面的农民，无论见过多少什么样的场面，也无论怎样镇定自己，一颗心都有点七上八下地找不着地方。可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个话语不多、冷眼看去就像个穿着军装的农民的将军，却有种独特的魅力、一股英气，就不能不把目光转向于他。
有人那服装无论质地、做工怎样考究，总让人觉得有些窝囊。有人即使穿上那套笔挺、英武的将军服，也像个游击队。韩先楚在这方面，是讲究又不讲究，挑剔又不挑剔。鞋要大小适中合脚，衣服要不长不短、不肥不瘦，恰到好处合身，差半号也不干。旧了不怕，要洗得干干净净；破了也没啥，虽不说要缝补得天衣无缝，也得让人不仔细打量看不出来。从里到外从未窝囊过，他也不喜欢那种窝窝囊囊的干部。战争年代，从头到脚最能表现军人味道的，莫过于一双绑腿了。从将军到士兵，绑腿松垮下来，且不说行军打仗会怎样，那威严、精神劲儿也一下子掉下一截子。韩先楚那只左手除了夹烟外，基本派不上别的用场，可那双绑腿总是像刚打过一样，浑身上下透着股精干、清爽。和平时期，有人本来在军容、军姿上就缺乏正规训练，职务高了就更不拘小节了，甚至觉得不如此就把自己混同于普通官兵了。而他平时开会、散步、视察，那包裹在普通军装下的中等身材，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总是自然而然的军人姿态。即使后来当了人大副委员长，穿套便装，见到他，人们也说正规军来了。
平型关战斗后，汪洋从抗大毕业，分配到韩先楚任团长的689团。韩先楚是抗大二期，汪洋是四期，两人该是校友了。可他只读一年书，人家汪洋是正儿八经的中学生，怎么能比呀？那时团里有个中学生就了不得了，算大知识分子了。汪洋先在连里当副排长，打仗了调到团里当见习参谋，不久又让他下连锻炼，打仗了又调回机关当参谋。一年多时间，调了几个来回。开头没觉出什么，后来就纳闷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呀？从朝鲜归来后，两人见面，韩先楚说：我是怕你被打死了，你是个宝贝疙瘩呀！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战争大学（5）
中国民间自古就有尊重读书人的传统，而韩先楚的体会更有不同。
一个红安县出了200多个将军，为什么？穷，穷则思变，要革命，要造反。可那时哪儿不穷，为何红安独领*？这就是知识分子独特的也是巨大的作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红安人董老董必武，1920年在武昌创办私立武汉中学，红安先后有30多人入该校读书，其中许多人加入共产党，回乡宣传马列主义，于是才有“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开始，韩先楚忧心忡忡。中国革命和建设都离不开知识分子，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了。可从当年红军“肃反”开始，我们为什么总是看知识分子不顺眼，拿知识分子开刀呢？ 一天，他在办公室转着转着，突然停住：你们说，我是不是知识分子？ 秘书夏承祖和江如“芬”，看看韩先楚，又转而互相对视着，愣住了。
知识分子应是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知识又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司令员肯定是个脑力劳动者，可那另一半呢？他有领导能力、水平，战争年代打了那么多好仗，一些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或是把兵书背得滚瓜烂熟的人，都不如他。国民党那些从著名学府、军校毕业的将军，更是成了他的手下败将。从这上讲，到底是谁更有知识呢？可从传统和现代的标准讲，这“知识分子”的标准，不都是以相当的学历来界定的吗？那么，你这个只读过一年书，“芬”、“芳”不分的大老粗，又怎么能算作知识分子呢？
两个秘书认定司令员的问题有道理，可问题来得太突兀，一时间就难以作答。
韩先楚站在那里，望着他们，一字一句地道：我是知识分子。
声音不高，却是坚定、自信，甚至还挺自豪。
他无疑是战争大学的高材生，军事科学领域中有真才实学的大知识分子。
和平时期的将军，无论军衔多高，权势多么显赫，绶带多么华贵，都免不了让人感到虚飘，他们自己也应有同感。因为一个杰出将领的名字，总是与一个和数个著名战役相伴的。和平时期而能够青史留名的将军，应是理论研究型的。而这种将军的成果，也需要下一场战争才能证实它们的价值。
看看韩先楚的生辰年月，就知道他们这代人或者主动地投身于战争，或者被动地直接、间接被战乱蹂躏，几乎难有其他的选择。
从这点上说，这一代放牛娃应是幸运的。
从小就一脑门子“为什么”
赶着“与他家共一头”的水牛去放牧，他问为什么有钱人家的牛又多又壮，有的放牛娃说人家那草料好，粮食多。为什么他们就草料好，粮食多，放牛娃们说人家有钱。再问他们为什么有钱，大家就大眼瞪小眼，不知所以然了。
看到有钱人家孩子上学，他也要上学。父亲说傻孩子，咱家哪有钱供你上学呀。关于有钱、没钱的“为什么”，又在父子问一番探讨。斗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命”，那这“命”为什么总是站在富人一边呢？父亲除了说句这也是命呀，就只有唉声叹气了。
到邻村给地主扛活，修墙打堰，担土挑粪，春耕秋收，每天早出晚归，每月能挣一块银元。没人告诉他什么叫“阶级”、“剥削”、“压迫”，但他把什么都看在眼里。这家地主有多少地，有多少口人，雇了多少长短工，每年收多少粮食，值多少钱，除去各项开支剩余多少，摸算得*不离十。用今天的话讲，也算是一种社会调查了。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战争大学（6）
到汉口打工，他也不是只管埋头干活挣钱，而是想着自己的出路，这个世界的不平。
田李家是个小村，村里孩子常受附近大村孩子欺负。一次，一个田李家的孩子路过那里，又被打了一顿，大家气坏了，操起家伙要去报仇。韩先楚说不行。总受欺负不行，咱人少打不过人家也不行，打出人命更不行。他如此这般讲了个办法，大家都说行。一天，那村一个孩子头路过田李家村边小路，大家突然从树林里冲出来，把他围住。韩先楚与他讲理：咱们邻里邻村的，你们总欺负我们，什么时候是个头？我们抓住你，就要告诉你，如果你们还要欺负我们，你今天就好不了。如果能够从此和好，我们不会碰你一个指头。那孩子挺害怕，当即答应了，以后果然相安无事了。
大家都说：祖宝人不大，就是主意多。
当德军进攻苏联、日军偷袭珍珠港时，苏联人和美国人一下子睁大了眼睛，不大敢相信战争真的就这么到来了。中国人用不着惊愕。从他们的祖父，甚至曾祖父那辈算起，各种各样的兵们就在家门前过呀过呀，枪炮声就在他们生存的空间此伏彼起，战争好像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只是苏美两国无论受到怎样的突然袭击，也无论军人们准备得怎么样，他们都在军营中作着准备。而构成中国共产党的这支军队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毫无准备地扔下锄头拿起刀枪的。
战争中，一个天真的少年可以迅速变成成熟的男子汉，变成熟谙战法的指挥员。但正如菲特烈大帝所说，他的军队中的两头骡子，历经40多次战斗也只能是骡子一样，其分野就在于是否肯动脑子，善于学习。
据说，第一次战斗后，韩先楚这个连最普通的军语和战斗动作都不懂的扛枪的农民，就针对敌我双方的攻防，找出了几个“假如”和“为什么”。具体情况已无从得知。但这个从小就一脑门子“为什么”的放牛娃，自踏上军旅之路后，就愈发勤奋而又自觉地转动着思想的轮子，则成了他日后辉煌的一个重要注释。
彭德怀和军团长首长为什么不同意攻打定边，定边为什么能一鼓而下？盐池为什么一攻未克，二攻才下？10天之内连克两城，挟胜利之师之勇威，接下来打安边为何却吃了败仗？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他反复在心头咀嚼、掂量。这个特别善于从切身经历的战斗中学习战争的“九头鸟”，到东北后，更是每一仗都要总结经验教训。有时还要把他人和自己的其他方案，依照战斗或战役的实际过程，反复进行推演。或多或少，每次战斗都能找到遗憾。像鞍海战役后期对待大石桥守敌550团，虽然将其歼灭了，他却过于相信潘朔端已下令其起义，而对滇军中的死硬分子估计不足，差点儿中了缓兵之计。
韩先楚认为，离开对战例的具体分析研究，就难以深人地理解战略、战役、战术原则。他不但力求搞清每次战斗、战役的精髓，还经常根据战后得知的敌情，重新组织实施方案。有时还把自己摆到对手的立场上，下决心，定方案，与自己再厮杀较量一番。他曾经说过：别人打一仗，我不知打了多少仗。他将此称为“放马后炮”。他认为这种“马后炮”，对任何一位将军都是重要的，对他就尤其是必不可少的。
红25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长征到陕南，陕军就逼上来了。韩先楚就琢磨这陕军有什么特点，与国民党嫡系有何不同，陕南人民对红军会怎样，又怎样在新区发动群众？东北军也赶来了。这东北军挺能打，装备也好，可一提“九一八”，那劲头就泄去一截子。以后双方一照面，他们就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战初期，他也不知道什么“武士道”，到东北也不了解国民党远征军，到朝鲜对美军就更陌生了。可他总能尽快地抓住对手的弱点，那结果自然也就不同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战争大学（7）
在抗大学习时，他的“为什么”也多。兵器教员马千里，原是商震部队的司令部参谋。韩先楚有空就和他唠嗑，除了了解一些兵器知识之外，还请他讲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由此就不难理解那貌似偶然的184师火线起义，不过是他的系列“为什么”中的一个水到渠成的答案而已。
军事科学是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博”是将军知识构成的一个显著特征。如果说在人类科学中哪个领域通才比专才更可取，那无疑就是军事指挥领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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