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一把,洒落一地珍珠--我的乡下岁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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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转的路上，走到台家铺，好容易才见到一座砖房。那是抽水机站，公家的房屋，我们走进去歇歇脚。屋里没有一个人，也没有家具，只有一口熏黑的灶，灶上方的墙上挂了一条风干了的肉，腊红腊红，象城里卖的叉烧。虽然只有几两重，可也能为我们的晚餐开开荤。我和杨觅知都看上了它，跳上灶，把它摘下来，找张纸一包，夹在棉衣内，溜出了屋。这是我们头回顺手牵羊，偷东摸西。不过拿回家，那却是不能吃的，它根本不是什么叉烧，王源钊说它是一块“盐碟”。不晓得那是猪身上的哪部分，反正一刀切下去，猪肝不象猪肝，瘦肉不象瘦肉。王源钊里手得很，他讲吃不得，那就是质检部门的鉴定了。王源钊父亲可能是黄埔生，大概在国民党里是个团级干部，解放后他家自然配享负数的“县团级”待遇，到了社会底层。街上破鳝鱼的、兑猪血的、卖扯骨肉的朋友认识不少，这套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我们听他的。
讲起偷东摸西，我们队的弟兄们比不得八队的彭小汇、刘国青的手艺高。他们每次去牛鼻滩或去常德从不空手而归。各样死的活的，只要进得口的，得便就收。一次他俩到了一家较大的供销社。营业员坐着烤火，态度冷淡，他们买烟，喊了半天喊不起身，实在气人。结果遭了报复。这两个家伙在店里仅有他两人的情况下，竟把柜台上一架半导体收音机和一口大玻璃缸用军大衣一裹，挟出来了，里面还有大半缸糖果。
彭、刘的丰硕成果只为我们“喜闻乐见”；到底不敢效法。我们属于小来偷针，大了还是偷针的一类小混混。
李歌闻也在八队，但是他从不参与这种事。李歌闻是个正派人，现在回想起来，他有极强的生活原则。跟着这帮破罐破摔的人在一起，他保持了洁身自好。跟他比起来，我们差得远。可惜他离开我们太早了。他是招工上来后得胃癌去世的。
黄溪堰大队大约有6000多亩水田和上千亩湖荒野地，分为16个生产队，几乎每个队都安排了几个长沙知青，绝大部分是同一个学校的同学，早认识，相互交往就没什么特殊的感觉了。只有13队、14队的，她们是长沙21中的，并且是女同学，在这里真要算客。我们三中是男中，懂事起就没接触过女同学，见了她们就跟宝玉见了天上掉下的林妹妹，只想找她们玩，又不知如何接近。只哓得她们中有一位叫何莹莹，她是在初到公社的头一天，办学习班，唱了两支歌而出名的，本来嗓子也好，就此端出了歌星的架势，不太理人。其他三位连名字也不知道，看起人来也有点鼻孔朝天。她们怎么不跟着自己的学校分到百家湖去，要跟着我们到黄溪堰来？她们对男同学也感到不好接近吗？她们喜欢唱歌，可喜欢跟我们一起热热闹闹地玩？她们成了我们心中的谜，我们都想探探新世界。
莽莽和吴可敏、李艺林分在７队，她们离８队近。我们与这两个队走得最勤。全大队统共９个女同学，她们自然容易相熟，所以很快我们就能听到一些关于13队、14队女同学的事了。她们的名字叫周书薇、王载安，她们俩在13队。但是她们中谁是周、谁是王，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分清。何莹莹是知名人士，众所周知。第八跟她一个队，我们也很快搞清了她是谁。她叫林三妹，“第八”显然不是指她排行老八，明明白白大名叫三妹，她的同伴们硬要改称她为第八，那是指骨牌中的“天九”、“地八”。我们闻革两年也玩骨牌，自然觉得叫她这个外号的女同学肯定不是整天板起一副脸的革命左派。
过完年，生产队初五就出工，社员不习惯，我们更不习惯，过完十五还不想做事，只想东游西逛。我们到了百家湖。那里的知青都是长沙21中的。知青们拿出甜酒、腌肉、藕、渣辣椒、风干的萝卜招待我们，是牛鼻滩的搞法。说话中还不时夹几句常德话，听去蛮舒服。我们也一样，正在入乡随俗。
21中的同学都认识我们大队的几位校友。听他们介绍，她们都是平常人物，没有与我们不同的地方。。给我留下印象深的只有周书薇。曾佳知说她会跳舞，很大方，很热情，学校哪次哪次演出，她表演怎样怎样。我问：“她是谁”？ 他讲是个子长得高点的。其实那时的书薇长得胖，并不显高，不象会跳舞的。反正跳忠字舞要求不高，按道理我也没必要留意谁会不会跳舞，我自己就根本不会。但是有一点很奇怪，我这时候老琢磨一个问题：周书薇到底是13队两个女同学中的哪一个？照身材看，王载安稍苗条些。
百家湖的知哥们并不十分热衷于谈论这些能歌善舞的女同学，因为她们实在也是平常得很。我们不同，我们愿意说起她们，我们是同一个大队的。但是适可而止，再打听多了就很不好了。从知哥们的言谈中感觉到男女混合学校的学生生活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感兴趣的事，他们看得稀松平常。我们感兴趣的话题，他们三言两语。我倒有几分羡慕这种生活，希望今后在我们的圈子里有几个这样的同学，她们是生活的色彩。你看现在的电影，电视剧，没了女角那还叫戏？
在百家湖一直玩到天黑，尽兴而归。 。 想看书来
7、认识书薇
7、认识书薇
我们队离13队很远，但是偏偏有几亩田在13队附近。那里离本队反倒有5…6里路。那天出工我们没有带午饭，又不想往回跑。想办法到13队混一餐去，管她们怎么想，在你屋门口出工招待一餐饭，总还是蛮合理的。我们就这样为自己找到理由，进了她们的茅屋。
正好是她俩在家。见了面我们又不自然起来。只好无话找话，问问她们同队两位男同学的事。他们四个人组成一个知青点。那两个男生不是我们三中的同学，年纪也比我们大好几岁，他们除了队干部外其实跟谁也无来往。我们同他们比同女生还陌生。这时他们四人还没有分家，那两人要恰好回来我们真还不尴不尬。
幸亏女同学们对她们的队友一点不怀好感，说他们之间天天见面可以一句话不说。那二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少有出门，也从不待客。出工去了箩里的米，壶里的油要做记号，防她们多吃多占。两个女同学一边笑一边骂。我们也跟着她们讥笑那两个男的，说他们"；将来肯定发财变地主"；。看来我们都不喜欢那种无声无息循规蹈矩的过日子，都喜欢有点动静，有点来往走动的。
我们的到来为这茅屋增添了几分生气。不必开口，午饭自然要请我们的。她们操办起来，拿出了从长沙带来的晒干的香干。那可能是王载安带来的，因为她显得更能干些，会过日子的模样。我已经分清了她们谁是谁。她们又到菜园割了一把韭菜，拔了一个萝卜，忙开了。我们蹲在灶前烧火。这是为了有点事做，不致一副吃白食的样子。我们本来是混饭吃的，她们一客气，我们就只有讲点斯文了。毕竟是初次接触。只是日后时间长了我们才知道，她们并不喜欢装斯文的人。讲起她们邻队14队的女伴何莹莹，因为歌唱得好，下乡没几天就被县宣传队招走了。几个月后衣锦还乡，显摆来了，蛮神气的，周书薇说她“才进城几天就像没下过乡的，说要洗澡，问我浴室在哪里。我说你没发烧吧，还浴室呢！”正是。都在地里刨食吃，就莫乔装打扮了。
首次接触，我们受了既有节度，又不乏热情的欢迎。我们总算建交了。随后的几次出工，我们大约又去过一二次。
大队召开社员会。前一天我们泡了一桶糯米。磨成浆。第二天一早，把浆灌进枕头套，吊起来，好让水沥干，浆成团。谁知性急了点，沥下去的水是白色。农民们捧腹大笑∶这些城里的戆（音撞）帮。又不是摇豆浆。滴下去的哪止水，连浆也流了。要不喊得早会只剩下个湿枕套。还是他们传统的老法子可靠：把浆乘在盆里，盖块布，把稻草灰轻轻铺在布上，慢慢把水吸干。
这件事农民笑过一回就打住，没有象他们编的城里人下河洗渣辣椒的故事，津津乐道。一讲起街巴佬的无能，回回都是这件铁证。渣辣椒是常德乡下特有的一种腌菜。将辣椒剁碎，与糯米粉拌匀装坛腌制而成。长沙人刚去，第一次尝。便有人编出个知青把渣辣椒浸到水里洗去米粉，剩下辣椒皮的笑话。其实我觉得那渣辣椒远没有这糯米浆的笑话现成而又生动。但农民自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以后即便要笑我们无能，他想起的仍是我们从没犯过的洗渣辣椒的错误。
农民帮我们扯干了糯米粉，我们放心开会去。
只要是开会，不管是知青会、社员会；公社开、大队开，（那时会也多，又是欢呼九大，又是珍宝岛，最新指示……乡里赶这些热闹从不落后）知青们只把它视为团聚的日子。摆脱掉田里的泥水，好比来散心。何况开会还给记工分。史山明有一个月才挣30分工，就是开了3天会。
那天开的什么会？批判9队的坏分子刘立正？农业学大寨？我记不清，也不关心。只知道我们队，8队，还有莽莽、吴可敏、李艺林、沈萧云、黄工红等知青聚在一起，谈我们感兴趣的事。等到散会，我们说，到我们队去吧，我们吃汤圆。沈、黄二位是三队的女同学，史山明似乎跟她们很谈得来。我们几个则想再叫上13队的同学。
沈萧云、黄工红比我们大两岁，又跟姐姐她们玩在一起，本可"；倚老卖老"；。我们之间没有篱笆，一请即来。只是通过她们请13队的女同学却有点不好启齿。是我找的黄工红，说：“你们把13队的女同学一起叫来吧，人多热闹。”。这时别人怎么想我，我不知道。但不能说我这时心里有了谁。我只觉得有这些女同学在一起我们生活中的色彩丰富多了。
要说心里真的没谁吗？那你又怎么非请她们不可，没想去请14队的？当然，把它解释成礼尚往来也勉强讲得通，因为她们请过我们。感情这东西，真还不是几句话讲得清的。这么说吧，也许那时我心里想要有谁，可并不知道那是谁。
汤圆，和月饼一样，农历十五月亮圆时的供品。中国人把它当作团圆的象征。这一天不是十五，但它在这一天的意义象征着我的定情礼。它把我和书薇渐拉渐近，团得圆圆的。
十多个人到了我们的茅屋。我们在大锅里烧起一锅水，学乡里的吃法，把汤圆有的下蕻儿（菜苔）、有的掺甜酒、有的放红糖加猪油，有的什么也不放；甜的、咸的、白开水的，都有。大家围着锅台，忙的忙、尝的尝。
我们痛快地吃、痛快地玩。我拉起了小提琴（琴带到长沙修好了）。吴可敏在唱歌，她唱得不错，学王玉珍，唱的是洪湖水，她姐姐是武汉歌剧院的演员，跟王玉珍一起，是她的偶像。沈萧云也很大方，她不用三请四邀就用长沙腔唱了首“九凝山上白云飞”，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可是我想听书薇唱一唱，大家也想听她唱一唱。她唱了，唱“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唱"；红灯记'中"；留下红灯无价宝"；。她是适合唱这类歌的。我们男同学就唱苏联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