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浮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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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⑸洗笥跋斓牟⒎瞧渫饨换疃欢亲魑幕菇诤鸵晃唤艹龅难菟导宜邮碌幕疃此降摹靶型蚶锫罚舶俅窝荨薄�1942年上半年美国《华盛顿邮报》载：“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普遍游美国各地，行程达三万五千里，造成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纪录。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演说之纪录，亦为外交团所有人员所不及。”胡适做大使时也每向好友倾吐他行万里路，讲百次演的苦差事：“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馀次，颇感疲倦。我在此三年，不曾有过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据他自己回忆：“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全美各地演讲四百次之多。”胡适把讲演看成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从事外交的最佳手段。应该说，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能被美国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胡适的演讲是功不可没的，但一位处于关键职位的驻美大使却仅仅将演讲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这里多少也体现出胡适大使的书生气。胡适的热衷于演讲也被时人所诟病，宋子文就曾在公开场合对胡适的演讲表示不满，他对胡适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对此，唐德刚先生评价说：“其实这种苦差事（指演讲）如行之者是胡适教授，政府对这种成绩斐然的国民外交，自然要传令嘉奖。但如行之者是胡适大使，那政府就应把他撤职才对。胡先生故乡的农民就有一句土话说，摸鱼摸虾，耽误庄稼。胡适身为中国抗战期中的驻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庄稼他丢下不做，而拼命去摸鱼摸虾，岂不该撤职……总之胡先生是个教书料。大学的讲堂和图书馆才是他最感到乐趣和最该去的地方。”而更显胡适书生气的是，当他作行程三万五千公里的旅行，到处发表演说并传播中国的良好愿望和理想时，国民政府给了他三万美元作宣传费用，他将此款全部奉还并解释说，我的演说就是足够的宣传，不需要任何宣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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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大使的书生气（2）
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另一为时人所诟病的话柄是“先生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这也不无根由。胡适任大使以后，美国的一些大学慕名而来，纷纷赠以荣誉博士学位。据统计，胡适四年大使期间竟领得二十七个荣誉博士学位。当然，如若此事是在和平时期，或者胡适只是一个单纯的学者，各大学赠以荣誉博士之学位，胡博士欣然受之，本也无可厚非，或则也是一段佳话。但作为战时的驻美大使，百务缠身，却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接受学位，怎么说也有不务正业之嫌。正如他的学生傅斯年婉言批评的那样：“此自非坏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对于荣誉博士学位，胡适自己也知道并无多大实际价值，“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不过好玩罢了”。但胡适博士对此却依然乐此不疲，我行我素。胡适如此行事，却也不脱书生本色，单纯得可爱。又据时人传言，胡适主持大使馆馆务，用的是无为而治的办法，让各部门的人各司其职，自己向来不亲细事。傅斯年曾写信提醒胡适注意此事：“当时熟人中之传说，有可注意的几点：馆中staff（职员班子）始终未曾组织好，凡事自办，故efficiency（效率）难说……又言馆中纪律亦缺乏……此事似值得考虑也。”此事也显出胡适大使的书生气。
“一身轻才能无官”（1）
胡适在任大使期间写给妻子江冬秀的家信中，涉及生活的很多方面。1961年，胡适夫妇在台北这些家信也为我们全面理解胡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胡适大使任内的家信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几乎在每一封家信中，胡适都会提及到“钱”。随举几例：“保险费付了也好。我随时一定寄点钱来。我知道你是不会瞎用钱的。”“买外国东西，全世界都没有香港便宜，此事我最近才明白。如要什么，可托慰慈代买。”“你收了许多漂亮的干女儿，你要我买东西送他们。我是不会买东西的，只好托游太太去买了几个粉盒，几个钱包……这些都不贵。”
当然，平常夫妻之间谈及一些家庭琐事是很自然的事情，但胡适作为身居高位的驻美大使和一个世界知名的大学者却如此频繁地谈及经济问题，却又与我们平素对高官的认知相左，更与我们心目中的胡适形象不太符合，一向温文尔雅、格调高雅的胡适博士嘴边怎么可以时常念叨“钱”这个阿堵物呢？从胡适使美期间的家信中我们可以了解胡适任大使期间的经济状况，同时更可以了解他在大使任上的思想状况以及他的个人品质。
胡适对钱财的态度如何？他是不是视财如命的俗人一个？对于金钱胡适曾表明过自己的态度：“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问，便是很富有的人了。”从两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胡适对钱财的真正态度。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曾有一次向友人汪原放谈及家事，胡适原先居住在竹竿巷时，每月的薪水都放在一个地方，自己并不过问，家里的帮佣买米买油都是自己拿钱。有一次，可能是帮佣私吞了一部分钱，短短时间内竟然出现了几人吃掉几担米的现象。不得已之下，江冬秀只好辞掉帮佣，自己管理家务。这件事固然说明了江冬秀的精明能干，但也说明了胡适对钱财的态度和处理方法。而在胡适去世后，人们清理他的遗物，除了书籍文稿，只有一百三十五美元。这是他的全部遗产。试问，如果胡适是一个对钱财很在乎的人，以他的地位和身份，身后何至如此？
事实上，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频谈经济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此期间胡适陷入了经济的困顿之中。我们首先看胡适大使任内的收支状况。使美期间，每月五百四十美元的大使月薪是胡适的主要收入，这在消费水平高的美国不算高收入。但由于驻美大使属于公职，有些开销不需从个人薪水中支付。胡适在家信中也曾说过：“我的日用不需多少钱，所以每月还可以馀点钱买书。房子不用我出钱，汽车汽油都是公家开支。”但胡适除了负担自己的日常生活之外，还要负担江冬秀在国内的家庭支出以及两个儿子的教育费用。因而胡适使美期间的经济是不宽裕的，甚至于要举债。1938年12月，胡适因过度劳顿大病一场，住院的巨额医疗费的支出立即使胡适的经济陷入困顿。1939年9月21日，胡适致信江冬秀，委婉地告知自己的经济状况：“我从来没有对谁说过叫你不要问我要钱。这大概是朋友们知道我没有钱，才如此说。我这一次病了，单是医院，七十七天，就是三千多美金（医院特别优待，给我打六折）。医生是最有名的医生（他来看我七十次）。起码可以开账到五千元，但他只开了一千五百元的诊费。这两笔就是四千多元。我每月只有五百四十元美金，这一场病就去了我八个月的薪金。”“医药费是陈、李两人借的居多。他们都是好朋友，我借了他们的钱，慢慢的还他们，不要紧。你也不必替我着急。”
为了应对相对拮据的经济状况，胡适采取的办法就是尽量节省自己的开支。1939年4月3日，胡适在家信中让妻子给他寄茶叶，“这里没有茶叶吃了，请你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也请你代付，只要上等可吃的茶叶就好了，不必要顶贵的”。江冬秀给他寄衣服，胡适回信给妻子：“我的中国衣服很合适，只有衬绒的绸面有点缩，但在家里穿很好。”“中国衣服，我总舍不得穿，所以都还是新的。至少够一年穿了。请你以后不要再寄衣服了。”这种语调如发生在平常人身上我们会觉很自然，但是以胡适的声望和地位却也在这些小事情上注意节省，更显示出胡适的不寻常。在一般意义上，穷困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穷困发生在身居高位的胡大使身上，这种穷困就充满了不平凡。君不见当时有多少肠满脑肥的官僚们大发国难财！胡适如要用一些手段来摆脱自己拮据的经济生活，以他当时的地位是不难办到的。与此等国家蛀虫相较，不禁让人感叹如胡适之官员何其少！梁实秋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曾回忆说：“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梁实秋认为，在国民党的政府中，像胡适这种不领特支费的，除了任过外交部长的罗文干，别无第三人。尽管胡适的生活有一些拮据，但他从不对他人叫穷，且为了保持自己的清廉而拒绝一切形式的捐助。胡适大病住院时，“孔庸之先生好意汇了三千美金给李国钦兄助我的医药费。国钦知道我不肯受，又不好就退回，所以等到我的医药费付清后，慢慢的把这三千元退还给孔先生了”。
“一身轻才能无官”（2）
众所周知，胡适在任驻美大使期间，胡妻江冬秀并没有同往。1939年11月14日，胡适致信江冬秀向她说明不携其往美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我本来不指望久居，故要减轻负担”。而且，胡适为了节省费用还将他的小儿子胡思杜送往美国中部的大学，他很清楚中部大学的教学质量相对而言要差一些。那胡适为何要舍好而求次呢？在家信中他说得很清楚，“我想把小三送进一个中部的大学，中部的生活程度比东部低些，用费可以节省一点”。现在，问题出来了。以胡适一月五百四十美元的薪水，虽说算不上很高的收入，但维持一家在美国的生活，稍微节省些应该也能勉强应付。为什么为了减轻负担而不带家眷，甚至到了要牺牲儿子学业前途的地步，胡适何至如此？胡适在1939年家信中谈及原因：“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是一句名言。大儿子现在进了大学，每年要一千二百美金。我明年要是走了，我就得想法子去到什么有金子的地方，教一年书，替大儿子挣两年学费。不然，大儿子就得半路上退学。一个儿子已是如此，加上太太和小儿子，就更不自由了。”“不自由了”，胡适此处话似没有说透，他要的是什么“自由”？怎么太太和小儿子来了就“不自由”了？在1941年的家信中，胡适把话说得很明白，坦陈自己如此的原因：“我从前所以不敢叫两个孩子都出来，正是因为我要减轻家累，可以随时要走就走。古人说‘无官一身轻’。我要倒过来说，‘一身轻才能无官’。”原来如此！
胡适小传
胡适（1891—1962），原名嗣贰轶U，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1904年赴上海，入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等校学习。1910年赴美国留学，1914年在康奈尔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师从杜威，深受影响。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提倡“好人政府”。1928年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月刊。1932年主办《独立评论》。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