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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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看到小大卫也参与大人的谈话。
当然，大多数父母都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自己的孩子是被保护人，不过，桑塔格和她儿子却非同寻常。连孩子们也注意到了。大卫穿的衣服完全就是方特勒罗伊小伯爵 穿的衣服。他像个小王尔德，自由地徜徉在大多数孩子从未到过的世界里——这是苏珊·桑塔格童年时代魂牵梦绕的文学世界。在纽约城，大多数孩子都有早熟倾向，甚至在他们当中，大卫都是奇才。有一天，桑塔格的一个编辑朋友走在街上，瞥见桑塔格和她那衣着颇有特点的儿子，这个编辑是和他两个小儿子一起出来的，他跟经过的苏珊和大卫打招呼。过了一会儿，他的一个儿子对其兄弟说：“这道风景你可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呵！”
铸就成功（4）
桑塔格在大卫的房间摆满了玩具，但是，她承认，因为她把对“家的感觉”的全部需要倾注到他身上，所以，大卫觉得做个孩子挺不容易的，也难以长大成人。大卫说过：
我小时候并不快乐。我更倾向于认为我的童年时代是服刑，青年时代是保释……有文友说过，我思想上是有某种渊源的，但地理位置上和种族上，我不知所属。他说对了。我对住过的地方并不感到依依不舍。
现在，像他妈妈一样，里夫也是记者，整天在外面跑。他希望呆在外面，希望处于前沿，他写难民，这也许是因为他像母亲一样，自己就是个难民。
桑塔格和她儿子对古巴、古巴革命和古巴左派，对反巴蒂斯坦 难民感兴趣，这一兴趣的产生源自他们刚到纽约时不稳定的生活情形。他们和艾琳·福恩斯住在讲西班牙语的社区，与古巴诗人赫伯托·帕迪亚 （ Heberto Padilla ） 交朋友。古巴人帮着照看大卫。他高兴地记得“隔壁两个动作利索的美人儿那时会几乎是神奇般地出现，把我抱抱就走，带到阿姆斯特丹街上的古巴餐馆（维克多餐馆）吃那些她们叫做“巴提朵斯”（Batidos）的稠稠的热带奶昔。”母子俩一九六0年六月到九月一直呆到卡斯特罗建立了新古巴，大卫在那里砍小甘蔗，桑塔格则考察古巴革命文化。
一九六0年秋，二十八岁的桑塔格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书。雅各布·陶布斯刚开始在那儿任教。在哥大，陶布斯是个杰出的、但也是孤独的人物——实际上他是系里的光杆司令，系里像桑塔格这样资历浅的教师有时会替他判卷，有时在他的系列讲座里穿插上一些课。苏珊·陶布斯也教宗教，但像桑塔格一样，她也一心想当作家，因此参加了桑塔格和福恩斯组织的写作小组。
福恩斯记得桑塔格是如何来和她谈谈想法的，她需要一个能对她的想法作出回应的伴侣。如果没有福恩斯的帮助，桑塔格照样可以写作。对此，福恩斯并不怀疑，但是讨论一下，她们确实促进了彼此的创作。可是，这些创作仅仅流于口头形式，除了谈还是谈。福恩斯最后说：“我们真傻！想写，干吗不坐下来写呢？”她们的写作小组就这样开写了。接下来紧张的六个月坚定了她们当作家的信念。
的确，桑塔格是为她的艺术而生活，而其他人则沉湎于家庭，极其小资，桑塔格让这些人觉得相形见绌。桑塔格指导理查德·特里斯特曼，称赞他一开始写的小说，并在他还是个大学生时就接受他参加写作小组。特里斯特曼完全被这群才貌双全的女人征服了，觉得自己能分享她们的抱负是在享受特权——但他感到自己几乎不配。他相信他还什么都没有做，不值得桑塔格对他这样充满信心。但是，她已看过他的不少作品，足以让她相信他的潜力，她极想发现有才华的新人。在城市学院，她会帮助培养奥斯卡·希裘利斯（Oscar Hijuelos）的写作能力，后来，他描写古巴…美国生活的小说《曼博舞王演奏爱情歌曲》（The Mambo Kings Play Songs of Love，一九九0）获普利策奖。
其他学生发现桑塔格很热情，比大多数教授平易近人。在“比较宗教”课上，她谈及自己在巴黎大学的经历，并讨论起萨特来。陶布斯的大多数学生只是把桑塔格看成大师的影子。她是名神秘女郎。她和陶布斯到底是什么关系？没有人真正知道。
铸就成功（5）
陶布斯痴迷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对弥赛业或救世主的期待。研究陶布斯的学者提到他的“启示录式的政治态度”。换言之，世界在等待的就是历史的断裂，那种由耶稣故事和保罗改变信仰所揭示的历史断裂。神学提供具有爆炸性的政治潜力的隐喻；这一潜力几乎等同于“别在这种世界上进行精神投资”的训诫。陶布斯传递给别人的印象是他知道不为人知的东西，他期待着一个变化的世界；在这种印象中蕴藏着他的诺斯替力量。他的时间表掐得分秒不差，因为他的时代就要在简称为“六十年代”的时代猝然降临。世界，借用陶布斯某弟子的一本备受称赞的书中的说法，就在伊甸园大门口。真正的变化与历史决裂，正如圣保罗所争辩的，它们是天启式的。会有上帝的新教徒（基督徒），或者用世俗语言来讲，会有一个新的政治世界。这极有可能意味着暴力和革命。“作为一个预言者，我能想象到世界将被摧毁，”陶布斯写道。后来，他对他以前的学生理查德·特里斯特曼说他已成为毛泽东主义者。
的确，陶布斯为他所认为的圣保罗式方式——为了确立一个新秩序的合法性，必须摧毁旧秩序的合法性——而辩护。所以才有毛泽东/卡斯特罗。但是，革命者以什么为权威去摧毁？陶布斯争辩说，圣保罗式的经验包含了似非而是的“自我授权的权威”的循环。圣保罗选定了自己，他那干预的个性或者使历史得以改观的力量，再次揭示了出人意料的救世主的可能性。桑塔格和儿子会在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实地体验这一真理，他们和被压迫者站在一起，这些被压迫者为反抗“破坏世界的力量”的暴虐而斗争。这里的引文出自马林·特普斯特拉对陶布斯论圣保罗的专著的讨论，正如向陶布斯和桑塔格灌输左派观点的沃尔特·本雅明一样，陶布斯的专著将对救世主的信念和解放事业联结在一起。
桑塔格在哥大全职上班，周末和夏天用来创作《希波赖特之梦》——后来，书名改为《恩主》。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天的时候，她已经准备把尚未完成的小说的一部分拿给出版商看。最后，她想方设法，终于约到很有实力的兰登出版公司的编辑贾森·爱泼斯坦见面。结果，他拒绝出版这部小说，但建议她不妨找找弗雷·斯特劳斯出版社的罗伯特·吉劳，说他有可能接受书稿。
吉劳——很快就要成为罗杰·斯特劳斯的合伙人（一九*年）——编过T· S· 艾略特、乔治·奥威尔、弗兰纳里·奥康纳、爱德蒙·威尔逊，以及罗伯特·洛厄尔等一些当代文学名家的书稿。许多人认为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成功地出版一系列名作，吉劳是劳苦功高。而且，从一九三九年起他便开始出版纯文学作品这一传统就此延续下来，当时，他刚出道，还只是哈考特·布雷斯·沃尔德出版公司一个小编辑。爱泼斯坦之所以想到吉劳，是因为后者为了推出难以出版的作品而作出过传奇般的努力。吉劳愿意出版长篇小说处女作也是有名的，推出过威廉·加迪斯 冗长而晦涩的《认可》（The Recognitions； 一九五五）。再则，吉劳是一流的莎士比亚学者，是一位作家们敬重的文人。吉劳在哈考特呆了十五年，于一九五五年加盟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除了其他原因，他说罗杰·斯特劳斯的“出版眼光”吸引了他。斯特劳斯出身于殷实之家，拥有雄厚的资金，足以使他将出版看成一种长期投资。他希望出版一系列国外名家和国内有前途的新人新作。
铸就成功（6）
在爱泼斯坦建议的鼓励下，桑塔格去见了吉劳。她劈口就是一句“贾森·爱泼斯坦告诉我，整个纽约，你是惟一能懂我小说的编辑”。吉劳发觉她的开场白让人叹服了。她既奉承了他，又贬低了爱泼斯坦，因为爱泼斯坦显然不懂她这部小说。爱泼斯坦确立了名家“铁锚版图书平装本”系列（Anchor paperback）的地位，现在，他把一个有吸引力的新秀推荐过来，而她的作品要推向市场是有风险的。他敢做吗？吉劳才看了小说的第一部分，但是，根据小说出色的开篇，他便作出决定，提供给桑塔格一份弗雷·斯特劳斯的合同，她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签下这份合同。
关于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是如何被接受出版的，桑塔格的说法有多种版本，但没有一种与上述的说法相吻合。这一叙述根据吉劳写给桑塔格的一封注明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的长信摘录（在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档案里，没有该信的回复）。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桑塔格向《出版家周刊》的米里亚姆· 伯克利解释了她是如何去找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
这听上去像个童话。写《恩主》的时候，我看着书房，自忖：“我要给谁出呢？”我按照自己喜欢的程度，开了个出版家名单，弗雷·斯特劳斯·吉劳排第一。我记得当时想，出过朱娜·巴恩斯和纳撒尼尔·韦斯特这两位我最喜欢的三十年代美国作家作品的出版社肯定会有人喜欢我喜欢的东西的。
她称，她在手稿上写了“小说编辑收”，就放在接待她的人那儿。她回忆说，大约一二个星期之后，有人邀请她共进午餐，并给了她出版合同。一九八一年夏，在国际笔会为表彰斯特劳斯和吉劳为出版事业所作的贡献而举行的聚会上，桑塔格又是另一种说法。她以自己初次与他们打交道的经历，高度赞扬她的出版商：她走进他们在西联合广场“棒极了的破旧的办公室”，把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放在一只（当年用来装打印纸的）斯芬克斯盒子里，并给小说编辑留了张条。桑塔格说，她很天真，以为一个出版社只有一个小说编辑。她认为自己十分幸运，她的手稿不管怎么说还是送到了罗伯特·吉劳这位“小说编辑”手上，过了几个礼拜，他便与她签下合同。
正是桑塔格对发生的事情描述的这一版本，促使吉劳在七月一日写信给桑塔格。他的信如果说是狡猾的，倒也是温文尔雅的。他说他在考虑撰写*，作为开头，他准备写篇文章，谈谈他编过的作家的处女作，但他注意到，她的记忆与他自己的出入很大，所以，想与她核实一下；此外，他还讲到，她的说法与“另一个目击者的回忆”也不符。接着，吉劳讲述了他们公司的建制。因为他不是小说编辑，而是总编，自荐的手稿应该在哈尔·沃塞尔手上登记。然后，吉劳描述了桑塔格与他联系的情况，即上文所说的爱泼斯坦的建议。
罗杰·斯特劳斯对记者菲利普·诺比莱讲到桑塔格的第一部小说是如何被接受的，他的说法证实了吉劳的信件的可靠性。诺比莱把斯特劳斯的说法（未提斯特劳斯的名字）写进他为《老爷杂志》写的一篇讨论《纽约书评》的文章里，这时候，贾森·爱泼斯坦致信该杂志，否认诺比莱的说法。桑塔格也写信给《老爷杂志》，对诺比莱的不准确的说法提出抗议。杂志社不惮麻烦，去核实作者那样写的资料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