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近作及书简-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几块熏干是罗克在寒风里奔波一个小时的车钱。于是，我便尽量不在吃饭的钟点到他家去。却拒绝不了老遇的劝诱。学习班下课，老遇说，顺路到我家去坐一会儿吧！罗克喜欢和你“争论”。老遇用日文说的“争论”，用的是现在时的进行式。我懂得那邀请的诚挚。
少言寡语的遇崇基用了个吓得我双腿发软的冒险办法传给我一份已经流传得急风骤雨似的《出身论》。当时，居委会派给我一项赎罪的任务，一定及时、准确把领袖的最新指示写在黑板报上，单写不行，还得加花加框，以示隆重。板报旁边居委会的门洞里，有个旧牛奶箱。我被允许把彩粉笔、彩纸条等用具放在牛奶箱里。想想吧！当我在一片大好形势的剪报下看见了《出身论》的当儿，岂止惊骇万状，简直是手足无措了。谁传给我的？这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串连，我怎么办？我毕竟已经饱餐风雨，首先清醒地断定：这是朋友送来的。当时，给我的信件要先送到居委会经过审查之后才能给我。不利用邮递而利用牛奶箱，这是胆大心细的人出的绝招儿，肯定是遇崇基干的，他熟悉我办报的细节。虽然胆战心惊，我仍然从容地在板报上画上了个光芒被掩的半个太阳，寄托了我的难言之情。
深夜，捧读《出身论》，读得热血沸腾，兴奋得手舞足蹈。连赖以维生的绣花架子都碰翻了。怕惊动芳邻，扶起架子跌坐在木椅上，索性关掉了为深夜绣花装上的白亮亮的管灯，沉入黑暗之中，嘴里叨咕着：论得好！论得真好。一细想，恐惧便来了，意识到，这文章怕要捅大娄子，可我完完全全的无能为力。立时果断决定，再不能到遇家去，绝不能给遇罗克增加一条与日本特务勾搭的罪状。
领袖号召深挖洞之后，派出所的学习班解散，受管制的人在各自居委会的监督下，投入挖洞的义务劳动。老遇和我不在一个居民组，天赐绝面良机，可却难以放下对罗克处境的忧心。
一天，趁着黄昏暮霭，罗克突然来到我家，背着那个我给他补过的旧帆布书包，从书包中拿出一包东西来放在桌上，向我从容一笑，说：“爸爸请你分享希望！”说了这句含意模糊的话便转身走了，我还没从他突然的出现中缓过劲来，他已经消失在胡同深处了。
那是一小包白米，包在那条我熟悉的遇崇基劳动时擦汗的旧毛巾里，连看带琢磨，才把老遇那龙飞凤舞的日文草篆理顺看明白。写的是：陈总给我翻译围棋谱的机会，得了一点想都不敢想的稿费。
米到我手里，是挥汗的炎夏，直到春节，那米一粒也没动。罗克已经进去了①，我看见白米便想哭，完全不忍用它来填补饥饿。那是一握真情，我一定要在希望实现之时才吃，那才能吃出香甜。当时，我靠绣花糊口，吃了上顿愁下顿。遇家六口人，只有遇妈妈的60多元工资，白米对我们的肠胃来说，是过于奢侈了。
音在弦外（2）
耽读《我家》，心潮激荡，我完全没有料到当年那个半大小子遇罗文，会如此精明地梳理了那段岁月，用平实自强的生活反击了荒谬的时代。遇崇基要我分享的希望，由他的儿子送来了。出版社的白米饭我是和老遇、罗克共享的，我吃得分外香甜。
罗克生前，愿意听我讲《楚辞》。当问及我为什么要回祖国时，我把一直激励自己的屈原的警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写在他的笔记本上。我以为这个心之所善，是人、是民族的精魂。《我家》潜含了这点。我为《我家》祝福。
这篇短文，不是评书，是对故人的怀念，请原谅我的音在弦外。
我与日本文学
杉野元子女士给我写了封信，希望我在这次聚会上，谈谈“我与日本文学”。她还为这次聚会邀请了贵国研究中国文学的权威人士藤井先生参加，藤井教授推却了“陈独秀研究”的座谈会前来，我十分感谢，也很不安，我没有认真地研究过日本文学，只能说说我在接触日本文学的过程中，有某些直觉，某些领悟，某些感触吧！
这个命题，使我认真、仔细地梳理了这段尘封的往事，人老了，很多记忆都已失落，仔细回想，我接触的第一篇日本文学，竟是周作人译成中文的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
我上高中的时候，已经是“满洲国”的康德纪元了，时间上，已经使我们与本土的中国有了距离。我们学校里已派驻了日籍的校长，不过具体教学的还是我们原来的老师。我们的吉林省立女子师范，是当时的名校，很多老师都是随着北伐战争到东北来拓荒的志士，新文化的气氛很浓，我们爱戴的何蔼人老师便是志士之一。
何老师对我不时在作文中冒出来的对女性不幸的同情，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很欣赏，他悄悄把《新青年》杂志拿给我看，在刊登《贞操论》的书页上他还加了红色的重点。
刚刚16岁的我，还不能完全领会《贞操论》的观点，更想不透贞操在两性生活中的重要性，只因为那是来自《新青年》，又是何老师介绍给我的，觉得很珍贵，便一字一句地抄在笔记本上。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生母不幸一生在我心中烙下的悲惨，我对晶子提倡的贞操应该是两性共守的道德准则非常同感，拨亮了当时社会中以女方不贞而加害女人的道德迷雾。这是日本文学给予我的第一份营养。“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抄家时，把旧笔记本踏在脚下，我甚至感到了像是踏在我的心上一样。
我翻译的第一本日本小说：《白兰之歌》，是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1938年，我到“满洲国”的《大同报》就职，社长大石把《白兰之歌》的翻译工作派给了我，那时还没有《白兰之歌》的单行本，是根据《大阪每日》的连载进行翻译的。我当时的日文水平，还不够做日本小说的翻译工作，在柳龙光的帮助下，磕磕绊绊地译了几章。因为柳龙光考上了《大阪每日》的记者，我们离开长春转场，直到《大同报》连载了《白兰之歌》并要求我写篇后记时我才匆匆忙忙地看了我没译过的部分章节。久米正雄在《白兰之歌》中点画的中国女青年完全没有中国女人的韵味：我以为，那是按照日本男人口味凑起来的虚无人物。我不愿意跟着久米的腔调，极力宣扬东北大地的富庶，煽动日本人在东北落户。对我来说，那意味着强盗霸占了你的家园还胁迫你同唱赞歌。我在译后记写道：这是日本人写给日本人看的故事，也是发生在我们土地上的故事。《白兰之歌》带给我的苦难真是一言难尽。新中国成立后，审查我的历史，把这项译作定位为“为侵略者张目，是对侵略行为的赞美，是汉奸行为”。这个汉奸定位，包括我一些和日本的其他过往，是我用了廿多年无声的停笔时间还清了的。这不关日本人的事，是那个时代的要求。因为刚刚从抗日战争的血海里挣脱出来的中国人正处在一种情绪化的昂愤时期，我和我的同伴都没有逃过此劫，这也是中日恩怨纠葛的一段插曲吧！
1938年底，柳龙光到《华文大阪每日》就业，我们脱离了《大同报》，转场在阪神线的西宫镇安顿下来，我得到了自由阅读日本文学的机会。说起来，也许是种缘分吧！我首先选中的作家是夏目漱石，不是因为我对他有了了解，只是由于他的名字，因为中国形容知识分子不恋物质、热爱自然时有一句成语是枕石漱流，也颠倒用作枕流漱石。这个漱石的命名使我与作者有了相通的感觉。我读了他的《我是猫》，他那幽默辛辣的笔触批判了现实社会的庸俗与丑恶，我借用他的观点来观察社会时，也觉得目光犀利起来。他的《门》中的两性观点和我郁结在心的女性情结也有某些合拍，不过，我不喜欢他的《心》，读了两次都没有终篇，可能《心》那消极渐趋老年的灰色情绪与我当时的年龄和社会体认都不搭界吧！
这段时间，我也浏览了日本文中介绍西方的一些篇章，这大大地开拓了我的眼界；柳龙光也有这方面的兴趣，他在《华文大阪每日》上辟了一个专栏，题名为“海外文学”。我翻译了两三篇，印象深的是德国人黑塞写的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懂得了兽语，因之看透了世间的肮脏与不平，结果被作为疯子送进了疯人院。很可能我是感到了说真话时要承受极大的压力才选了这篇小说的。
音在弦外（3）
这一时段，我的创作也进入了高潮，不敢也不能触及民族被压的大环境，积压在心中的对妇女的同情之火烧得我不吐不快，夏目昭示给我的“暴露真实”成了我的价值取向。我陆续写了《蚌》、《鱼》和《蟹》。真正的是一种淋漓的感情宣泄，使我体认到了创作的喜悦。
从日本回到北京之后，我翻译了丹羽文雄的《母之青春》，是在一种既志愿又无奈的情绪下执笔的。丹羽是日本命名为“笔部队”的成员之一，他为战争摇旗呐喊，我不愿译他的这类作品，他又是“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主持人之一，我选择《母之青春》，因为书中讲的是母女两人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这和我的主题相近。我还有一点私心，想《母之青春》也许能够冲淡中国人对丹羽战争文学的厌恶吧！包括我在内。
翻译石川达三的《母系家族》出自同样的心理。石川的《活着的士兵》在中国翻译出版后，效果可能与他的愿望相反，因为他真实地描写了日本兵在中国的暴行，从侧面为侵华战争的残酷做了真实的注脚。随着战争的推进，我已经悟到了日本文坛也和我们一样，有“从政”和“为民”的分歧；从政的《白兰之歌》很快就销声匿迹，暴露真相的《活着的士兵》则留存了下来。
《鱼》、《蟹》先后得了“大东亚文学奖”之后，使我困惑了好长时间，我没有为“大东亚的文学共荣”做过贡献，为什么要颁奖给我？又仔细地看过袁犀的得奖作品，他也没讲日本人的事，我仿佛找到了答案，这是从文学角度做了定论的，因为用文学来阐述真实、宣扬人类共同追求的真善美，是作家的天职。而且，我隐约地觉得，日本的侵华战争已经是强弩之末，日本人的情绪也从战争的狂热中冷却了许多，敏感的日本作家们肯定也感触到了这一点，尽管这样想，我仍然没有去领奖。
这时，使我经常思索的是：什么才是中日民族间的真正交往？漱石小说中的一句台词（出处在哪里，想不起来了）“有理想的人，能够找到自己的路”，这引领了我；在日本接触到的日本女人那敬业、勤劳、忠贞的美行，这使我念念不忘，我认定：同样受着儒教的大男子主义对待的日本女性是我们的姐妹，我们共同的心愿是盼望安定、幸福的生活。我的路应该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化解中日仇恨的工作，战争别管多久终归是要过去的。
那时，在北京出刊的日文杂志《燕京文学》有很多富有生活意韵的小品文刊出，这正合我的心意，《母系家族》在《妇女》杂志刊出后，我接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都认为这是中日妇女间的真正沟通。我选了细川武子的少女系列，和饭冢朗的家庭系列，译出后在《妇女》杂志上刊载，也都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我在日本时，写的文字是阐述中国人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