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年之恋:朗读者-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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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什么时候，这种情绪退潮了。不知什么时候，游泳池又回到了那个正常的午后，仍旧是点缀着作业、排球、谈笑和###的游泳池。当我抬起眼睛时，我看见了她，当时我正在干什么，却忘得干干净净了。
她套一条短裤，穿一件衬衫，衣襟敞开，腰间扣紧，站在离我大约二三十米的地方，在对我张望过来。我也回看她。她离我太远，辨不清是什么表情。我没有跳出水来，向她奔跑过去。一连串问题掠过我的脑海：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游泳池呢？她愿意被人看见跟我在一起吗？我愿意给人看见跟她在一起吗？为什么我们总也没有不期而遇呢？我该怎么办？于是，我站立起来。说时迟，那时快，我眼神刚游移了那么一下，她就倏地不见了。
她套一条短裤，穿一件衬衫，衣襟敞开，腰间扎紧，在对我张望过来，我却从这里头读不出任何意思。这是另一张图画，汉娜遗赠给我的。
《朗读者》17
第二天，她就走了。我像往常一样准时去她家，按门铃。我透过房门朝里面看，一切依旧，还听得见大钟在滴答滴答响着。
我在楼梯间坐下来，跟往常一样。在我们相识的开头几个月，她平时跑的路线我已经熟悉，就再也没有想去陪着乘她的车，或者下班后去接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不问这方面的问题了，也不再表示对这事有什么兴趣。今天，这问题倒又回来了。
我走到威廉广场的电话亭，给有轨电车公司打了个电话。电话转了一个又一个人，我最后得到的回答，是汉娜·施密茨没有来上班。我于是又回到车站路，去到细木工场询问这栋房子的业主是谁，人家告诉了我名字和地址，在基歇海姆。我骑上自行车就走。
“你是问汉娜·施密茨太太吗？她今天一大清早就搬走了。”
“那她的那些家具呢？”
“那不是她的。”
“她住在这套房子里多久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个女人是在窗口同我说话的，讲完，砰的一下就关上了窗。
我又赶到有轨电车与缆车公司去，在办公大楼我一路打听人事部。那位负责人倒还态度友好，表示关心。“她今天一大早就打来电话，说###给找一个替工，时间刚刚好衔接。她说她不再来了，就此不来了。”他摇摇头，继续讲下去，“两个礼拜前，她也就坐在你这把椅子上，我给她提供了一个机会，培训她当司机。可是，她拒绝了这一切。”
又过了好几天，我才想起来，该到居民户口登记处去问问。她果然曾经在那儿通报过，说她要搬到汉堡去，可是没有留下那儿的地址。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非常难过。我还得费好大的劲，一定不让我父母、哥哥、姐姐和妹妹看出什么破绽。我在餐桌上也交谈几句，也吃点东西；实在要呕吐出来的话，我就先###耐着，过后吐进抽水马桶里。我照常去学校，去游泳池。下午我也消磨在那儿，藏在一个没人找得到我的僻静地方。我的身体渴望着汉娜，不过，比身体渴望更糟的是，我有一种负罪感。我为什么没有从水里一下子跳出来，向她奔跑过去呢？在我来说，一件小事浓缩了我这几个月来的心猿意马，正是这种三心二意使我居然拒绝承认她，以至背叛了她。不告而别是对我的惩罚啊。
我忽然又想，那一次看到的也许并不是她。我又没有看清楚脸蛋，为什么就能硬说一定是她呢？换言之，如果真是她的话，我居然会连她的脸蛋都认不得吗？这样一来的话，我到底能不能确信那一定是她呢？
再转念一想，我知道那就是她。她站在那儿，在朝我看着。可惜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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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18
汉娜已经离开这座城市了。可是，很长一段时间，我还转不过弯儿来。我仍旧在四处寻找她的身影；很久我才习惯那些没有她的午后；见到几本书，我也会想，该选哪本书给她朗读才好呢。过了很长时间，我的身体才不再对她充满饥渴。在睡梦中，我的手脚还会想要摸索到她的肉体。我哥哥不止一次在饭桌上报告，说我夜里叫喊出“汉娜”这个名字。我也还记得上课时我什么也不干，就只是梦着她、想着她。开头几个礼拜我为内疚而煎熬，后来才渐渐消散平息。不过，我还是尽量避免走过她家那栋建筑物，而是走另外几条路。半年以后，我家也搬了，搬到这座城市的另外一个区域。我也还没有因此而忘记汉娜。不过，对她的记忆不再如影随形了。她的影子向后退缩，正像列车开过时分，城市就从车站向后退缩一样。可是那东西还在那儿，在后面某个地方，你可以折回去，搞清楚的确还在那儿。但是，我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记起在中学的最后几年，还有大学的低年级，我都过着幸福时光。可是，真要讲却又讲不出什么来。这些时光毫不费力就过去了。无论中学毕业考，或是大学学法律，对我而言都不困难。我选择法律，是因为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真想去做。此外，无论是结识朋友，或是结交关系，甚至是结束关系，我都不存在什么难处。我几乎事事顺遂。没有什么是沉重的。也许，这就是我的记忆包袱很小很小的原因。或者，也可说我是故意保持这样小小的记忆么？另外，我甚至还怀疑，我的快乐记忆是不是真实的。因为，我越是想它，就越会想出一些尴尬场景和痛苦情况。再说，虽然我已经朝汉娜的记忆道声再见，但是，我却并没有将它克服。曾经沧海难为水，我不再对人卑躬屈膝，我也不再自惭形秽；我不再自揽罪过，或者感到负罪；我也不再去爱人，以免一旦失去便又会悲痛万分。这一切我并没有故做什么明确的构思，只是在感觉上坚如磐石。
于是，我养成了一种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的习惯。我装得好像没有什么能够感动我、摇撼我或者迷惑我。我是什么也不沾边。我还记得，有一位老师的慧眼看穿了这一切；他也曾经跟我在谈话中指出来，可我硬是无礼地把他敷衍过去。我也想起过苏菲。汉娜离开这座城市后，苏菲给诊断出得了肺结核。她在疗养院一呆就是三年，出院时刚赶上我进大学。苏菲很孤独，就想找老同###系联系。其实，要寻找到一条直通她芳心的路，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在我们一起睡过觉后，她终于明白，我的心并不在她那儿。她含泪问我：“你到底是怎么啦？你到底是怎么啦？”
我想起了我的祖父，他去世前我去看他，他要为我祝福。我却对他说，我对这一套是既不相信，也不看重。我当时对于自己敢于这么做还沾沾自喜，现在想起来真无地自容。可是我记得，小小一个示爱的手势居然会让我如鲠在喉，不管这姿态是冲着我来，或者冲着别人。而且，要引发我的激动，一个电影镜头就已经足够。这种冷漠无情和极端敏感在我身上并存，我自己也感到迷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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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19
等我再次见到汉娜，已经是在法庭上了。
这不是第一次涉嫌纳粹集中营罪行的审判，也并非主要的一次。我们的教授是研究纳粹历史和有关司法审判的少数专家之一，他以这次审判为主题组织了一个讨论班，希望学生能够协助审判，也好让他看看学生学得怎样。到底这位教授要考查、确认和驳斥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有一点我却印象很清晰，我们在讨论班里辩论过一个问题，追溯###的惩罚是否应该废止？是否根据犯罪当时就已经存在的刑法有关条文，来判决集中营看守和帮凶就已经足够了？或者，这问题是否还涉及到另一个方面，即他们犯罪的当时，该条文到底是如何进行解释的？又是怎么应用的？又为什么没有应用到他们身上？更延伸开来说，到底什么是法？法就是写进书本的吗？还是在社会上实施并得到遵守的？或者，不管写不写进书本，法乃是在正常情况下必须在社会中加以实施并得到遵守的么？
教授是一位长者，从国外流亡归来，对于当时德国法律界保持着一种旁观者的超脱。所以，他一方面以丰厚的学识参加辩论；另一方面，解决有些事例单纯依靠学问还不够，对于这些问题他就保持一定距离。教授的名言是：
“请看清那些被告，你们找不出一个，会真的相信他们当时有权杀人。”
讨论班在冬天开始，而审判则在春天，持续了好几个礼拜。法庭是礼拜一至礼拜四每天开庭，教授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天一组轮流出庭，以便对每一次开庭都做逐词逐句的记录。然后，礼拜五讨论班上课，对本周前几天所搜集到的材料进行评价。
是评价！而且是评判过去！我们学生在讨论班里把自己看做评判的急先锋。我们使劲推开窗子，放进新鲜空气，一阵疾风最后会呼啸着吹掉灰尘，那是社会曾经容###过的，社会容###这些灰尘堆积在过去的恐怖之上。我们责无旁贷，要让人们能够呼吸清新和眼见为实。我们并不依靠书本上的法律知识。我们坚信，最后必须进行审判。我们同样一眼就看出来，过去对某几个集中营看守或帮凶虽然也审判过，但只是走过场而已。有整整一代人站在审判席上，他们或者曾经为看守或帮凶服务过，或者没有设法去制止他们，或者，在１９４５年以后，原应该把这些人从人群中揭发出来的，而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们也要对他们进行评判，把他们###在羞耻之下，以这种办法对他们进行审判。
在第三帝国，我们各自的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很不相同。好几个同学的父亲曾经参加战争，其中有两三个的父亲是正规军军官，一个人的父亲还是党卫队冲锋队军官。这些人当中有人在司法部门或地方政府任过职。我们的双亲中也有做教师或者做医生的，又一名同学的叔叔或舅舅曾经是内政部的高官。我敢肯定，如果我们询问他们，或者他们回答我们，讲起来一定五花八门，各自都有一本账。例如，我父亲就不喜欢谈论他自己，但是据我所知，仅仅因为他曾经计划讲授斯宾诺莎①，就给撤消了大学哲学系的教职，被迫在一家搞旅游地图和小册子的出版社担任编辑，带着我们全家艰苦地度过了战争时期。那么，我们又怎么判他以可耻的罪行呢？我却这么做了。我们当时都对双亲判了可耻的罪。我们认为，他们没有在１９４５年后把那些作恶者从人群中告发出来，而犯了知情不报的罪。
在讨论班中，我们这些学生形成了很强的班组特色。我们是所谓“集中营讨论班”。起先，这是别的同学给我们起的称号，后来我们就这样称呼自己了。我们所干的事情其他同学未必感兴趣，很多人是敬而远之，更名副其实地吓跑了几个同学。我今天回想起来，我们那种热情，要使那些可怕的罪行大白于天下、并让每个人都了解的热情，也的确有点令人望而生畏。我们所阅读、所听闻的事实愈可怕，我们的责任心就愈坚定，一定要揭露罪人和控诉罪行。甚至于，当事实摆在面前迫使我们骇然窒息时，我们还是会胜利地把材料高高举起，口里高声叫道：看这些东西啊！
我参加讨论班完全是出于兴趣。这毕竟是新鲜事，不是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