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与记忆-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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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黄色水泡系芥子气所致，绿色水泡则系路易氏气所致。
无法湮灭的悲怆（9）
日军在进攻衡阳中所显露出的残酷性，连参加衡阳战役的日作战人员在战后的回忆中亦不得不承认：“缅甸印巴鲁的作战，南方的戛措鲁卡那鲁、纽吉尼亚和大陆的衡阳，都是日军陆军高级指挥官的无能和参谋的冷酷大暴露的典型战场。”
然而守城的方先觉军的广大兵士虽无医药治疗，轻伤官兵均自动重返第一线，甚至伤虽不轻尚能勉强行动者，均自愿留在阵地中，反正只有以激烈战斗来麻木自己。真正的重伤者，必缺胳膊或断腿。尚能呻吟，而创口或五官未生疽者，比比皆是。
斯时也，天地变色，草木含悲。人人只打算如何杀死一个敌人“以找回本钱”，杀死两个便“赚一个”，并无一人退却，亦无一人逃亡。直至日落时分，枪声逐渐沉寂，四十七昼夜轰轰烈烈的衡阳保卫战，终于在幸存官兵泣血锥心的痛苦中结束。
五
方先觉晚年是寂寞的。有的人只是重字面“投降”为耻，却不问是非。
多少人注重所谓投降的内在的曲直？我们不妨仔细琢磨，投降有卖国求荣之投降，有保存实力而投降，有因处境险恶被迫投降，有策略性投降，有战略性投降，有真投降，有假投降。投降！岂可一概而论之？
方先觉在晚年，有几次想出家，实在是在某些道德家的舆论下喘不过气来。葛先才将军在“为第十军将士发言”里激愤地说“退到一万步而言，就算我们是投降吧？只要我等军师长没有卖国求荣之可杀行为，而是为拯救近万生命计，以战略性之投降来制止敌之暴行，有何不可？而且我终于达成所愿，这与日本天皇投降‘同盟国’之目的，同出一辙，更超乎关公为义之一字被迫降曹的意义，何只重大千百倍。方军长及周葛二师长之战略性投降，乃大仁大义之行，舍己救人之仁义心肠，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忍辱受罪的，还是我等军师长。被敌囚禁，过了数月不如囚犯的生活，精神上的痛苦难以言喻。后来我等军师长各自冒险脱离虎口。好在我等都有一股赤胆忠心浩然之气来支持。故数十年来，我等既不邀功也不认过，也不必申明，事实俱在，公道自在人心。虽有人谓我耻，惟我则引以为傲，心安理得，愈吃愈胖。”
我走在湘江的岸边，想着那些伪降的衡阳保卫战的将士。如果这些将士出生在西方，也是在二战的欧洲或者北非的战场上，他们要是被俘或者伪降呢？西方人的意识你可以当俘虏，但绝不能当逃兵。当了俘虏的人，别人不会歧视你，自己更不会歧视自己。我们稍微思索就会明白，谁的本意是愿意在战斗中当俘虏呢，战败被俘是最后的无奈之举，当俘虏没有错，更没有罪。但在我们中国，从古到今，当了俘虏的人，别人不怎么说你，自己先矮了半头，他们大都会屈辱地了此一生。我们前面写到的李陵，当了俘虏，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报，还连累了司马迁受宫刑。
三两游人从江边走过，夕阳下的身影拖得很长。人们悠闲自得，不知名的水鸟向着夕阳射去，使古城有了几分诗意的因子。也许投降的话题沉重，但我们的民族什么时候多些理性，多些设身处地将心比心，那么方先觉的晚年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水，流着，为谁流下潇湘去？
江风大了，回宾馆吧。
在宾馆抓起《血泪忆衡阳》这部淹没六十年才得以出版的书，在扉页记下一些感慨，成为这篇文章的骨架。
。。
铁马几曾入梦（1）
公元一九三六年冬，张学良发动兵谏。陷入危局的张学良自知“闯祸”，乃问计于蒋百里。当时蒋百里也在兵谏中被禁西安，蒋百里如诸葛隆中一样，言说这是力的问题，在西安这里，你有几杆枪就足矣了，但是西安以外呢？张学良忐忑说他担心的是南京城里的“力”，当时何应钦力主武力*叛将张学良。蒋百里很干脆地说，南京不会有问题，也就是说何应钦之“力”，小于蒋介石之“力”，南京决不会置蒋生死于不顾，张于是才稍稍安心。可是，中央军仍然日夜兼程地西进，谁能担纲到南京解围？张学良再询之蒋百里，蒋百里反问道：“留在西安的军事大员中，你最恨的是谁？”
张答：“我不恨什么人，只有蒋铭三蒋鼎文！这个人好出坏主意，我看他不顺眼。”
“那么最好派铭三去。”
张不明其意，蒋百里说：“派一个你最不喜欢的人去，就可以表示你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也表示你对和平解决时局抱有极大的诚意，这样，南京方面才会相信你。”
张学良接受了蒋百里的意见，并请蒋介石写一道停止轰炸西安的手令，让蒋鼎文带到南京去。但是，蒋介石不肯写，怕亲笔手令落在张的手里；张学良也怕蒋介石直接交手令时，与蒋鼎文关起门来说话，对己不利。蒋百里叫张陪同蒋鼎文去见蒋介石，当蒋把手令直接交给蒋鼎文后，两人同时退出。
于是乎西安危殆解除，但张学良像一个做错事就赶紧扔掉凶器躲起来的孩子，仓促决定亲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后被囚置在为他量身定做的牢狱里，一直到白发暮年。
一
民国初年的许多人和事，在今天看来，简直让人艳羡得不可思议。那些人有点像六朝人物，既有真性情，又有敢担当国事的谋略勇毅，即使读书人，也是风云激荡，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写过那时的风尚：
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
狂放，是那个时代的底色，那时是崇尚血气的，佩剑高歌的秋瑾就可以证明此说不虚。鲁迅的那个“戛剑生”的笔名，像是他在《铸剑》里复仇的黑衣人。你能想到鲁迅骑着马在南京城街巷策马奔跑的样子吗？那时的文人也并非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孱弱之辈。
蒋百里和蔡锷就是在这风云激荡的时候，来到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步兵科，一骑兵科。蒋百里与蔡锷同庚，两人志同道合，遂成生死之交。蔡锷是梁启超弟子，那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由蔡锷介绍，蒋百里结识梁启超并拜其为师。梁启超对蒋百里分外赞赏；蒋百里视梁启超为师，执礼甚恭。后来蒋百里留德归国后，曾写《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汩汩滔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连梁自己都觉“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只好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这就是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但《清代学术概论》的序言，却是梁启超反过来请学生蒋百里所作。
一九○二年，蒋百里当选中国留日学生大会干事，并组织“浙江同乡会”。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宣扬“立宪”，尤重“新民”：“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接着又写出了《新民说》、《新民广义》等文章。蒋百里用笔名“飞生”撰写《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刊于《浙江潮》，指出：“《新民说》不免有倒果为因之弊，而《立宪说》则直所谓隔靴搔痒者也。”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后来章太炎与梁启超大论战的前奏。有人问蒋：“梁任公是你的恩师，你怎么同他公开论战？不怕损害师生情谊吗？”蒋直言相告：“吾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 txt小说上传分享
铁马几曾入梦（2）
蒋百里是和鲁迅相识的，蒋百里等人于一九○三年二月创办《浙江潮》月刊，《浙江潮》编者们在发刊词中表示，“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潮》”，因“不忍任其（中国）亡而言之”，而“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共同挽救祖国危亡。
鲁迅借异域的尚武意识，倾诉复仇情绪的译文《斯巴达之魂》，就发表在《浙江潮》。当时是《苏报》案发，鲁迅的老师章太炎、邹容入狱，鲁迅就借译文表达自己的抗争。鲁迅在《浙江潮》上还发表数篇科学论文，后来章太炎先生的诗《狱中赠邹容》也在该刊登载。
当时还成立了大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经过选举，杨度当选为总干事长，黄兴被选为干事，蒋百里、张孝淮等人也被选为干事。
根据梁启超的授意，以留日会馆的名义，在弘文学院召开“国势研讨会”，由蔡锷主讲“论军国*义”，蒋百里主讲“军国民教育”。
蔡锷演讲：“我们大家远渡重洋来到东瀛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寻求挽救中国的灵丹妙药。目前中国之病在哪里？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
“要使中国变得强大起来，必须是人民成为军国民，而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冶国魂。什么是国魂呢？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国魂与国民之关系，若战场中之司令官，若航海中之指南针，若枪炮之准星，若星辰之北斗。举例说，日本的国魂即‘武士道’，人称‘大和魂’是也。德国之国魂即其国歌中所云之‘日耳曼主义’，美国之国魂乃门罗主义，俄国之国魂则是‘斯拉夫人种统一论’。”
“国魂者，渊源于历史，发生于时势，有哲人以鼓铸之，有英杰以保护之，有时代以涵养之，从而才能达到宏光之大域。”
“那么，我们中国的国魂是什么？在这次演讲之前，我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欲于四千年中华历史中，搜索一种别人没有的特色作为我们民族的国魂，结果却是渺乎其不可得也。说到这里，我感到惭愧、感到汗颜，但是我知道，在我的脑海深处，在诸位听众的脑海深处，确信我们中华民族必定有其国魂存在！”
蒋百里允文允武，军校毕业时，蒋百里在毕业生中排名第一，第一名获得日本天皇赐刀，这是很令日本人感到难堪的事情。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学生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蔡锷。第三名仍是中国人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代，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有：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都是日本陆军界的一代精英，但都惨败于蒋百里、蔡锷手下。甲午战争中国的船沉没了，但在另一战场，中国的学生却打败了日本。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再出现难堪蒙羞。
铁马几曾入梦（3）
对荣获军刀一事，蒋百里说：“什么天皇赐刀，在我看就是狗屁！要不是争第一为中国人长脸，谁要那破刀？”
我们知道当时留日的中国学生，有的是胡闹镀金，有的是消磨时日，鲁迅在散文《藤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