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5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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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水，充满着希望地向着九十年代民主和法制的锐光四射的康庄大道上同时代齐步迈进！
工人日报“女工园地”副刊万岁！
冰心一九八九、五、二十六又走了一位不该走的人
在我的日记上有：“３月２６日，晴，吴平夫妇来午饭（吴平是我儿子，他的爱人陈凌
霞是阜外心脏病专科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冰心注），带来了一本精装的《刘厚明作品选》，
扉页上写着：‘请我所深深敬爱的冰心老师教正，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３日，刘厚明’。陈凌
霞还说：‘刘厚明的心脏病快痊愈了，他说一两天内就来看您。’”
于是我就天天等着晤见这个可爱的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
但是，从４月２７日的报纸上，赫然地看到刘厚明于２２日逝世的消息！我惊呆了，眼
泪涌了出来，我永远看不到他了。
４月２９日，在他的追悼会上，我当然去不了，陈凌霞替我送了一只花圈，事后才告诉
我。
我和厚明相识，大概是在１９５３年左右，那时张天翼同志和我还有金近同志等一些有
意写儿童文学的同志们，常在北京东总布胡同２２号中国作协会址，邀约一些年轻的作家，
座谈儿童文学创作问题，厚明便是年轻的作者之一。厚明给我的印象最深，我觉得他不是一
个儿童文学“作者”，他本身就是“儿童文学”。他的言谈举止中充溢着童心。他在儿童中
间，真是“如鱼得水”般地活泼、自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谈恋爱般地“心心相印，息
息相通”，分毫没有“居高临下”
或其他造作的意味。这样的人格，写不好儿童文学才是怪事呢！
果然，刘厚明的每一篇作品都证实了我的看法，使我快乐，使我读时发出了会心的微
笑。也许在这里我不该说，现在有的儿童文学作品，看了使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别扭”，太
矫揉造作了，孩子们就像你们笔下那样地“不像孩子”吗？
厚明，你不该走，更不该不见我一面就悄没声地走了，你对不起我！１９８９年５月６
日晨急就一饭难忘
《群言》杂志社给我来了一封征稿信，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４０周年纪念日，约
请知识界人士讲自己４０年中一件难忘的往事。
１９５１年，我们艰辛辗转地回到了热爱的祖国，从头回忆这４０年的岁月，真是风风
雨雨。我们也和全国知识界人士一样，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了，回忆的神经也都麻木模糊
了。只有一件极小而值得铭心刻骨的事，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永远清楚活跃地展现在我
的眼前，这便是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共进的一次晚餐。
那是１９５２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总理办公厅来了一个电话说总理在这天晚上约见我
们。
我们是多么兴奋呵，只觉得这一天的光阴是特别地长，炎热的太阳总是迟迟地不肯落下
去！好容易在我们吃过晚饭后，大约是傍晚７时光景，来了一辆小轿车和那时还是个小伙子
的罗青长同志，把我们接进夜景如画的中南海，到了总理的办公室。
周总理笑容满面地从门内迎了出来，紧紧地握住我们的手说：“你们回来了，你们好
呵？”又亲切地让我们在他两旁坐下，极其详尽地问到我们在日本工作生活的情况，以及辗
转回来的经历。我们也一一作了回答。这其中不时都有工作人员来送文件或在总理身边低声
报告些什么。这时已近午夜，我们想总理日理万机，不应该多浪费他的宝贵时间，起身要
走，总理却挽留我们说：“你们在这里和我共进晚餐吧，我们一边吃，一边还可以谈谈。”
我也忘了桌上还有其他的人没有，只记得饭桌上是四菜一汤，唯一的荤菜竟只是一盘炒
鸡蛋。这使我们感到惊奇而又高兴！惊奇的是一位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膳食竟是这
样地简单，高兴的是我们热爱的总理并没有把我们当做“客人”。
饭后，我们知道总理很忙，时间又那么晚了，即便道谢告辞了出来，总理还热情地送到
车边。他仰望着满天的星斗，慨叹地说：“时光过得真快，从‘五四’到现在，已经三十多
年了！”
说来惭愧，我这一辈子做过无数次的客，吃过多少山珍海味；在国内、在海外，什么蜗
牛、肺鱼、蛇肉、马肉……
我都尝过，但是主人的姓名和进餐的地点，我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只有周总理约我的那
一顿朴素的晚餐，却永远遗留在我内心的深处！致宫玺
宫玺同志：
前几天听卓如同志说，您的患癌症的爱人已于令郎完姻后一日逝世，十分不安！癌本是
不治之症，久延只是痛苦。她又看了儿子完姻之后才走，心里一定安慰，我请您节哀！保
重！死者已矣，生的还有工夫要做，我有此同感。匆祝
近安！冰心六、廿、一九八九致宫玺
宫玺同志：
信收到，您在“心灰意懒”之中，还在编我的文集和《冰心传》，真是太感谢了！这种
书现在不会有什么销路，可惜我不会写武侠之类的东西。
您现在还是随意做些什么，想看，想写，就随意去做，也是消磨日子之一法，至于日常
生活“琐碎庸俗”，是不能免的。
记得昔人有诗云：“琴棋书画诗酒花，当时样样不离它，而今万事都更变，柴米油盐酱
醋茶。”其实他这牢骚，也不实际，人生有精神和物质生活两方面，只有“琴棋书画诗酒
花”生活的，是“大观园”中的公子小姐们！我自己就是每日要给保姆算日用帐，何尝不是
柴米油盐？
您的“悼亡”心情，我完全理解！生和死只隔一层纸，还不是一堵墙。幸而夫人也还是
善终，不像当年萧珊之死，对于巴金是那样地冤抑，这样一比，就会自宽了。凡事若看得太
真，特别是现在世界，就什么事都做不下去，我也不是没有悲愤的事，但常用陶靖节先生的
话以自解慰！“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匆上，祝好！冰心七、四、一九八九致
颜学琴①
学琴同志：
金近同志逝世消息，吓了我一跳！说实话，这些年来，我对于生死观淡得很，有两句话
是我的座右铭：“浮生若梦，视死如归。”金近同志患病已久，去了是个解脱。希望您千万
节哀！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都会重新欢聚的。
冰心七、十二、一九八九①颜学琴，儿童文学作家金近的夫人。致陈荒煤①
荒煤同志：
大作两本已读毕，真是各人的少年遭遇不同，但坎坷更能出人材，您就是一个！忙中匆
上。祝
安好！
冰心七、十四、一九八九①陈荒煤，作家，１９１３年生，湖北襄阳人。１９３２年参
加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１９３４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１９３８年到延安。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历任电影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家协
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等职。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忧郁的歌》、《长江上》、《突变》；
报告文学《新的一代》；散文《荒野中的地火》、《梦之歌》等。钱钟书与杨绛
钦业同志：
您的六月二日挂号信（今年？）我没有收到，一九八九年七月七日的信却收到了。您要
我写《文人笔下的钱钟书》，我感到荣幸，但要写钱钟书就不能不写他的夫人杨绛，因为他
们是现在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幸福的一对，学者才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我仿佛记得我先认识的是杨绛，先读到她的《干校六记》，深喜她的雅人逸致，后来才
认识钱钟书，虽然他的大名我是“久仰”了。
我记得他们是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文人荟萃的丛楼中之一，我送书给他们，是送到那
个住址。我自一九八○年伤腿后，行动不便，闭门不出，已八九年了，也忘记我曾造府拜访
过没有？但在那几年中，他们曾来看过我，我们谈得很痛快，钱钟书更是谈笑风生！从我的
外孙陈钢替我们照的相片里，还可以看出钟书手指目送的豪爽情态。
他们送了我许多书，我从书橱中检出的有钱钟书的《围城》、《旧文四篇》和《谈艺
录》。有杨绛的《倒影集》、《干校六记》、《喜剧二种》、《钱钟书和围城》、《回忆两
种》、《将饮茶》等共六卷。在这些书的扉页上，他们谦虚地称我为“师”，自称为“后
学”，其实谁都知道，我除了大过他们几岁之外，论学问、论才华，我都远远地落在他们后
面。
我对他们的印象是，他们有风骨、风度，又有风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可敬可爱的一
对朋友。
我近来身体不好，夏来天气又阴郁闷热，开着“空调”，我还觉得难受。好在您说过
“文章长短不拘”，我就“要言不烦”了。在此，我祝愿钱钟书和杨绛这一双学者才人的夫
妻，身健笔健，白头偕老！
冰心１９８９年７月２１雨晨致王安忆
亲爱的安忆：
难得你还记得我这个老人！谢谢你寄给我的《海上繁华梦》，我昨天看了一天，差不多
看了大半，你的手笔越来越细腻了，希望你再往“大事”上好好写下去！
你妈妈一定忙，她好吧！请代问安，你自己做了母亲没有？问全家好！
冰心七、廿四、一九八九关于刘半农、刘天华兄弟
我是通过我的老伴吴文藻和刘氏兄弟认识的，他们三人都是江阴人，又都在当时（１９
２６—１９３８）燕京大学教课。
我不记得我曾去刘氏兄弟的北京城内的家里没有，只记得刘半农先生常来我们燕大的教
授宿舍，和文藻谈些有关语言学的问题。对于这门学问，我是一窍不通，也插不上嘴，只记
得有一次在递茶的时候，我对他们笑着说：“怪不得人说‘江阴强盗无锡贼’，你们一起谈
‘打家劫舍’的事，就没个完！”半农先生大笑说：“我送你一颗印章，就叫做‘押寨夫
人’怎么样？”我们大笑起来，后来我到底也没有收到这一颗印章。
刘天华先生当时在燕大音乐系教授中国音乐，一九三○年我母亲在上海逝世，我侍疾送
葬后回到北京病了一场。病后心情很坏，我便请刘天华先生教我吹笙，他说：“你有吐血的
毛病，吹笙伤气，不如学弹琵琶吧。”后来又因为我的手臂和指头都很短，他又特别定制了
一张很小的琵琶送我。我一共才学了几次，便因为阑尾炎突发，进了协和医院，在我动手术
的时候，那位美国外科主任说我是个神经质的人，给我做了全身麻醉，我在进入迷糊的时
候，似乎见一双大手在我的手术台边，给我弹着一首十分清脆的琵琶曲子。后来似乎是刘天
华先生病了，我也没有再学下去，只将那张琵琶用锦囊珍藏了起来……来纪念在燕大执教过
的刘天华先生。
与刘氏兄弟离别已五十余载，但是刘氏兄弟的声音笑貌（半农先生是豪放，天华先生是
冲和）总在我的眼前呈现，我永远也忘不了文藻的两位可亲可敬的江阴同乡。
（本篇最初发表于《太湖》１９９０年第９、１０期合刊。）开卷有益
我每天都会收到许多书信、刊物和文件，我是除了文艺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