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5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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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又通过一段文字因缘，我也认识了陈祖芬，又是一位很敏锐很可爱的报告文学作
家。
总之，我很喜爱陈祖德这一家子！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本好书第一版只印行了几千册，许多人想看却在书店里买不到。
这样的杰作为什么不可以多印一些呢？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１日教师节唤起的欢乐回忆
中国妇女杂志社的同志来要我为教师节写一篇东西。
我这一辈子只教过八年的书，而且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对八十年代的读者来讲这
些，真是古老的破烂。但是那几年中我充分地享受了师生之间的“友谊”，任何时候想起，
都会引起我含泪的微笑。
那是１９２６年，我从美国留学回来，应聘到母校燕京大学任教。那年我也正是二十六
岁。
我开了两门选修课目：“欧洲戏剧”和“习作”。上这两门课的都是大学二年级以上的
学生。但我最喜欢教的还是一年级的必修课“国文”。这是燕京大学在郊外新校址开学的第
一年，一年级的男女学生也特别多，几乎将近二百名，来自全国各地，分在国文系主任马鉴
和周作人、沈尹默、郭绍虞、顾随诸教授的班里。这几位“老先生”都是江南人，闽粤籍的
学生听不太懂他们的口音，教务处便把这些学生都编在我的班里。一进课堂，他们齐刷刷地
站起，从讲台上望去，一张张红扑扑的笑脸，好奇地盯着我这个“小先生”——那时候学生
都称教师为“先生”——而他们的年纪也不过在十七到十九岁之间。和我自己的弟弟们一样
年纪！我拿起点名簿，请他们自报姓名，在纠正了他们的口音之后，笑语纷纭之中，我们似
乎已经很熟悉很亲切了！
我给他们出的第一道作文题目是“自传”，我要通过他们的自述，来了解他们的家庭背
景、习惯、爱好以及其他的一切。收回的几十本文卷，真像传记小说那样，极其活泼、真挚
而且很长——如翁独健同志写的，就有四万多字！我看完卷子，只打上分数，不写批语，只
注重在每人半小时以内的课外谈话：如他们是怎样写的？以及我对于他们的文章的意见等
等。这样的课外单独交谈，加深了我们相互的同情和理解。那时我们又都住在校内，课外的
接触十分频繁，谈话的范围也很宽泛，我们在未名湖上划船，在湖岛边的石舫上座谈，我们
充分地享乐了我们的友谊。那时我们还没有“尊师爱生”的观念，我们兄弟朋友般地平起平
坐。我觉得我不但爱他们，也尊重他们。他们不但尊重我，而且也爱我！
我觉得不但年龄相近的师生之间，就是年纪较大的教师和中、小学生之间，也可以有很
深的友谊。我常常觉得小学生的自尊心是很强的，越不以“居高临下”的眼光去看他们，他
们就越自尊自爱，对教师也倍加亲切信赖，什么话都肯说、敢说。
当我们有了知心的学生朋友以后，我们的教学工作，就不是负担而是快乐了。致宫玺
宫玺同志：
许久未得信了，但常从杂志上读到您的诗，真是雅兴不浅！卓如问您第五卷何时交稿，
我没有意见。但是第四卷还未出来，朋友们都在问。
北京也热，不过常下雨，还好一点。您常给我寄书，每次我都收到，时感得您信，极高
兴，千万不要以为“打扰”我就不写了。问您全家人好！冰心七、廿六致刘麟①
刘麟同志：
信悉。我的书信没有人在编辑，因为我一般写信，三言两语，而且通信的朋友也不多，
您要编当然可以，可能太费事了。祝笔健冰心八、五
①刘麟，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致巴金
巴金老弟：
前些日子从航邮挂号寄上相片几张和一封信。算计应当到了，不见回音，十分惦念。不
知你近体如何？吴青的儿子陈钢到上海，我让他呈上这封信。他喜欢照相，你就让他照几
张，随便一些，只当他不在旁边更好。他常到文学馆去，说起来，我已告诉文学馆，我死
后，一切有上下款的书籍书画，全部给文学馆。已送去的有上百本日文书，都是日本朋友送
的，反正我也看不懂。听说小林他们到厦门去了，你怎样？能到北京来么？我们仿佛永远也
不能见面！大姐八、七、一九八六忆天翼
在我没有见到天翼以前，似乎已经熟悉了这位作家。从他的著作里我知道了他的家庭背
景：他的父亲是个诙谐的老人，爱说讽刺话，待儿女像朋友。”母亲是个“多感的人……
她又自信力很强，什么事都想试试看。”“他们不干涉儿女的思想、嗜好、行动，可是
给了儿女很大的影响。”对他最有影响的二姐“指定些书叫我找来看。她爱说弯曲的笑话、
爱形容人，往往挖到别人心底里去。可是一严肃就严肃得了不得”。他的父母和他的姐“都
酷爱阅读文学作品，所以我很自然地受了他们这方面的影响”。
他二十二岁就开始写小说。他自己说“小说中的人物取自我的朋友、亲戚以及其他与我
经常来往的人们。”提到在旧中国动乱时代写的小说时，他说：“当时写作的目的，就是要
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揭示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特别是要剥开一些人物的虚伪假
面，揭穿他们的内心实质，同时也要表现受压迫的人民是怎样在苦难中挣扎和斗争的。帮助
读者认识生活、认识世界，晓得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该爱什么，恨什么。要告诉读
者，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生活道路。”
我看了许多篇他对旧社会的牛鬼蛇神的嘻笑怒骂的小说以后，当五十年代初期，一位年
轻同志把我带到东总布胡同作家协会东院的一座小楼下的东屋，把我介绍给天翼时，我见到
的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一位像鲁迅先生一样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凛然的人物，而是一张
微笑的温蔼诚挚的脸，一双深沉的眼睛里洋溢着天真的温暖。我们一下子就熟悉了起来。他
说他是丙午年生，属马的。我说：“那是和我的大弟弟同年了，比我小六岁”。我们都笑
了，似乎心里涌起手足般的感情。从那时起，我们就常在一起座谈、开会，谈的是儿童文学
创作。现在他的笔风完全变了，文章里充满的是爱而不是恨。他和小孩子交朋友，写小孩子
的故事，他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老天叔叔”。他写《蓉生在家里》、《罗文应的故事》、
《宝葫芦的秘密》等，他希望新社会里的孩子们读了这些故事“能进步、能变得更好，或者
能改正自己的缺点，等等”。他对年轻的作者们更是循循善诱，和他们谈话时既慈蔼又严
肃，因为他自己对生活和写作的态度都是十分严肃的。
这一年，他和沈承宽同志结了婚，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张章出世了。许多年来，她一直
亲热地叫我“谢姑妈”。
十年动乱时期，我们也都卷进“黑帮”的“龙卷风”里。
在林彪的第一号命令下，我们作协的“老弱病残”的“黑帮”，也都先后到了湖北咸宁
的干校。我和天翼等人干的是最轻的活——看菜地。遇到我们交接班的时候，我们并不交了
班就走，而是坐在菜地边“聊天”，聊些天上地下与时事无关的事。
我在咸宁干校不到一个月，我又被调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的干校去。我们的消息便
隔绝了。七十年代初期我回到北京，听说他也回来了。一九七七年，听说他在做健身操的时
候，把腰弯下去，十指交叉双掌抵地后，就起不来了。他得了脑血栓！他每天都做健身操也
是为了“我一定要努力锻炼身体，战胜疾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继续为我那些亲爱的孩子
们创作新作品。”
从那时起直到他搬到崇文门西河沿一号楼的一段时期，我去看望他多次。他虽然不能说
话，但是看见我来，他的笑容和那一双天真诚挚的眼睛，都对我说了许多我所懂得的他要说
的话。我最记得的是在一次儿童的集会上我得到一条小朋友们送我的红领巾，我没有等到散
会，就跑到他家去，把我颈上的红领巾解下来，系在他的颈上，我们都笑得很开心。
一九八○年秋天，我从日本访问归来，又赶着翻译一本诗集，我也得了脑血栓，以后又
摔坏了右腿，从此闭门不出，和天翼也无从见面。但我仍旧得到他的赠书，一九八○年的
《小说选集》和一九八二年的《短篇小说集》扉页上还是自己签的字，“天翼”减笔为“天
”，但笔力还是很刚劲的。
天翼于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八日逝世了！我又少了一位最纯真最可爱的朋友。
沈承宽同志还是常来看我，逢年过节，我也得到张章夫妇给“谢姑妈”的贺片，已经结
合起来的友情总是绵绵无尽的！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四日多云之晨说梦
我从一九八○年秋天得病后，不良于行，已有六年之久不参加社会活动了，但我几乎每
夜都做着极其欢快而绚丽的梦。我会见了已故或久别的亲朋，我漫游了五洲四海的奇境。
白天，我的躯壳困居在小楼里，枯坐在书案前；夜晚中，我的梦魂却飘飘然到处遨游，
补偿了我白天的寂寞。
这些好梦要归功于我每天收到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海内外朋友的来信和赠书，以及种种
的中外日报月刊。这些书信和刊物，内容纷纭繁杂，包罗万象，于是我脑海中这千百朵飞溅
的浪花，在夜里就交织重叠地呈现出神妙而奇丽的画面！
我梦见我的父母亲和我谈话，这背景不是童年久住的北京中剪子巷，而似乎是在泰山顶
上的南天门。母亲仍旧微笑着，父亲拍我的肩头，指点我看半山茫茫的云海和潺潺的飞泉。
我梦见在美国的母校慰冰湖上，轻轻地一篙点开，小船就荡出好远，却听见背后湖岸上
有美国同学呼唤：“中国有信来了，快回来看吧！”
我梦见在日本东京一排高楼中间，凹进一处的、静雅的“福田家”小餐馆里，在洁无纤
尘的地席上与日本朋友们围坐在一张矮几边，一边饮着清淡的白酒，一边吃着我特别欣赏的
辛辣的生鱼片。
我梦见我独自站在法国巴黎罗浮宫的台阶上，眼前圆圆大花坛里分片栽着的红、紫、
黄、白的郁金香，四色交辉，流光溢彩！从那里我又走到香舍丽榭大街的咖啡座上，静静地
看着过往的穿着淡青色和浅黄色春装的俏雅女郎。
我梦见我从意大利罗马的博物院里出来，走到转弯抹角都是流泉的石板路上，又进到一
座壮丽的大教堂里，肃立在人群后面，静听坚实清脆的圣诗歌咏队的童音。
我梦见在高空的飞机窗内，下望茫茫无边的淡黄的沙漠，中间横穿过一条滚滚滔滔的尼
罗河。从两岸长长的青翠的柳树荫中，露出了古国埃及伟大建筑的顶尖。
我梦见……这些梦里都有我喜爱的风景和我眷恋的人物，醒来也总是“晓枕心气清，奇
泪忽盈把”。梦中当然欢乐，醒后却又有些辛酸。但我的灵魂寻到了一个高旷无际的自由世
界，这是我的躯壳所寻不到的。我愿以我的“奇泪”和一缕情思，奉献给我海外的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