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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9部分

冰心作品集-第4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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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为这个目标奋斗,您可以放心了,我还有雄心壮志啊!”

叶老的字是越写越大,巴金的字是越写越小,我得到大字、小字的信,都一样地高兴。

前几天《文艺报》一位编辑同志来说:叶老说,不久春天来到,他们院里海棠花开的时候,

要请我去赏花。我一定要破“足不出户”的例子,去我从未去过的叶老家里,拜见叶老、并

观赏他所种的海棠花。一九八四年一月十六日致巴金

巴金老弟:

得你和小林信,十分欣慰!你比我强多了,还有雄心壮志到日本去一趟,好好休养吧!

好一点先到北京来,我们好好谈谈。我们新居很适意,阳光较好,北京又总是大晴天,总使

人兴奋。

你若是写信太吃力,就让小林不时报告一些你进步的情况,我只愿你快快痊愈。吴青天

天念道你们,可是她这人太好管闲事,一天忙得不亦乐乎,在家里一会儿找她又不见了。

我一定叫她给小林写一封长长的信。别的不说了,我们全家老小都问你们一家春节好。

冰心一月十六日致谢为楫

亲爱的楫弟:

得你信,知道已经好了一点,十分喜慰。最近北京也冷了,零下七八度。我觉得太暖了

倒不好。昨天,大妹说她已托朋友给素梅转到兰州事,但愿能成功。你身边是得有人,平时

也不要太不要人了,你一病就知道儿女还是有用的!匆匆,我们都好,你好好养病吧。姐姐

一月十七

题目出得好,作文就做得好我常常得到小朋友们的来信,难过地说自己做不好“作

文”,问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进步。他们的信一般都写得很通顺,说到他们写不好作

文的苦恼时,描写得也很生动。

我在答复他们的公开信里,只劝他们多读多写,但根据我自己在中学里作文的经验,作

文写得好不好和老师出的题目大有关系。

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的作文老师是一位前清的秀才。

他自己做惯了八股文章,给我们出的作文题目,大都是:“思而不学则殆论”,“惟上

知与下愚不移论”,要不就是:“教育救国论”或“富国强兵论”,这都是我们这些十几岁

的女孩子,脑子里没有想过的东西!

那么,怎么办呢?回想起我们中学时期的作文活动,还是很有趣很可笑的。

我们的作文时间,是安排在每星期六上午。在一间大课室里,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四班学

生都坐在一起,老师在黑板上写出四个班的作文题目,就坐在讲台上自己看书,我们乱哄哄

地低声议论,他也不管。正因为我们不知从何说起,我们就可以乱做,我们可以抄书,也可

以互相抄袭,一般是以“呜呼,人生于世……”起头。我在家塾里做过小论文,于是在上午

三个小时内不但自己写好一篇,还可以替高班或低班的同学写一两篇,来换取糖葫芦或炒栗

子的报酬。这些事老师似乎也不是不知道,但只要每一个学生每星期交一篇作文,他的任务

就完成了。他心里根本没有想到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和思考能力的问题!

这位老师还教我们古文,他讲的《李陵答苏武书》,和“前后赤壁赋”等,我们都很爱

听。我们想假如老师出:“与友人书”或“游记”一类的题目叫我们写,那我们每一个人都

有自己要说的话,而且会说得很生动,很有趣,可惜老师就没有想到这些。

我在《三寄小读者》的“通讯四”中曾对小朋友们说过:

来的东西就不鲜明,不生动;没有生活中真正感人的情境,写出来的东西,就不能感

人。古人说‘情之相生’,也就是说真挚的感情,产生了真挚的文字。那么,从真实的生活

中,把使你喜欢或使你难过的事情,形象地反映了出来,自然就会写成一篇比较好的文

章。”

我只看了《中学生日记选评》中的三篇日记,篇篇都好!

有的描写一家三代人快乐地在一起猜春节联欢会上的谜语,而体会到我们社会主义社会

生活的实质。有的从参加学校的秋季运动会,而体会到:学习也必须拼搏和因为体育健儿心

中有个伟大的祖国,所以“他们的微笑就像扬子江上初升的太阳,”等等。有的就描述几家

孩子都抢着请五保户王奶奶到自己家去吃年夜饭的热闹情景。这些文章自然流露出作者对于

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对于自己未来的向往和努力……

这本集子中所选的日记,大都是“学作文报”举办的“日记、书信、作文一得”三项征

文比赛中的获奖作品。我不必把所选的日记全部看完,因为我知道像“日记”这类的文章,

每人一定都有自己要说要记的真情实事;一定不会雷同,而且一定都会写得鲜明、生动而真

挚。

我认为中学生所以能够写出这些让人爱看的日记,是因为《学作文报》这次征文

的·题·目·出·对·了!1984年1月24日致臧克家

克家同志:

你的雅兴不浅,文藻和我都感谢你用宣纸毛笔写的贺年信,可惜日子早了些,现在还不

到“甲子元月”!祝贺春节!谢冰心拜一月廿七火树银花里的回忆

窗外是声声繁密而响亮的爆竹,中间还有孩子们放的二踢脚,是地下一声、曳着残声又

在天上发出一声巨响。薄纱的窗帘上还不时地映出火树银花般的粲然一亮,那是孩子们在放

着各种各样的烟火呢。多么热闹欢畅的北京除夕之夜啊,我的心中为什么有一点惆怅呢?

我想起古人的两句诗,是“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现在北京就是我的家,我没有客了思家的怅惘,我苦忆的是我的万里外的许多朋友!

我的好友不多,这不多之中,海外的朋友几乎占了一半;这“一半”之中,日本朋友又

占去大半。

我开始结识日本朋友,还是在万里外的美国。二十年代初期,我在美国留学,在同学

中,和日本女学生更容易亲近。

大家拿起毛笔写汉字,拿起筷子吃米饭,一下子就“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那时正是

日本军国主义者当权,中日关系相当紧张,但我们谈起国事来都有很坚定的信念,认为我们

两个东方国家应该而且必须永远和平友好下去,来维持东亚和世界的繁荣和进步,只要我们

年轻一代不断地为此奋斗,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的崇高理想一定会实现。

在这些日本同学中,我特别要提到濑尾澄江,她和我住在同一宿舍——娜安碧珈楼。她

是一个地道的东方女孩子,敏而好学,沉静而温柔,我们虽不同班,下了课却常在一起。我

们吃西餐吃腻了,就从附近村里买点大米,肉末和青菜,在电炉上做饭吃。一般总是我烹

调,她洗碗,吃得十分高兴。这几十年来,除了抗战那几年外,我们通信不断。我每次到日

本去都见得着她;她也到过中国,北京。前几天我还得到她的贺年信。

一九四六年冬,我到了战后的东京,结识了松冈洋子。她是一位评论家,又是一位热心

从事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工作的人。她也在美国留过学,我们用英语交谈,越说越兴奋。此

后我们不断地在北京或东京,或国际和平会议上见面。不幸她在七十年代末期逝世了。一九

八○年,我们作家代表团访日时,巴金和我曾到她家吊唁;见到她的女儿——曾在中国上过

学的松冈征子。前几天我得到她给我的一封贺年信,她说:“我要在今年为日中友好做出更

多的贡献。”多么可爱的接班人啊!

这里应当提到女作家三宅艳子,她也是和松冈洋子一起搞和平友好运动的。我在六十年

代初期写了篇《尼罗河上的春天》,那里面的两位日本妇女,就是以她们为模特儿的。她们

都曾分别单独访问过中国,我也曾分别陪着她们乘京广火车南下,一路参观游览,并一直送

到深圳。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们在车中舟上,山光水色中的深谈,真有许多是值得好好地

追记的。

谈到女作家,我还接待过有吉佐和子。她对中国很有感情,我只在北京陪她游览,日子

不多,但我每次到日本都见到她。

还有漱户内晴美,也是一位女作家,在六十年代的一次访问中,我同诗人李季曾到过她

家。一九八○年春,我再到日本时,她已削发为尼,但谈锋之健,不减当年。

一路写来,提到的尽是些女性朋友!其实我的日本男姓朋友的数目,不在我的女朋友之

下。现在索性把他们放过一边,谈谈他们的夫人吧。

中岛健藏自称为我的哥哥,中岛夫人就是我最敬爱的嫂嫂。每次我到东京中岛先生的府

上,在四壁图书、茶香酒冽之中,总有中岛夫人慈柔的笑脸和亲切的谈话。一九八○年我生

病以后,中岛夫人每次来华,必到医院或家中来看我。还有井上靖先生的夫人,也是多次在

井上先生的书室里以最精美的茶点来招待我,也曾在我病中到医院或我蜗居来探问我。

她们两位的盛情厚意,都使我感激,也使我奋发,我愿自己早早康复起来,好和她们一

起多做些有益于中日友好的工作。

我的回忆潮水般涌来,我的笔也跑开了野马。在我勒住缰绳之先,我还必须提到一位在

友谊桥上奔走招呼的人,佐藤纯子女士。我和日本朋友相见的场合,常常有她在座。仅仅一

个多月以前,陪着井上靖先生到我新居来看我的,就是她!

窗外的爆竹声音更加脆亮,更多的烟火照得我的窗帘上一时浓红,一时碧绿。孩子们大

声欢呼拍手跳跃,甲子之旦来到了!我这篇短文竟然写了两年,也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欢庆

声中我祝愿我的日本朋友们(不论是女士,先生,夫人)健康长寿。我将永远和他们一起为

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努力到底!一九八四年二月一日子夜致巴金

巴金老弟:

徐谦(?)同志来了,给我以很大的安慰和喜悦!他说你好多了,生活也安排得很好,

还想出国之前到杭州去玩,这都是好消息,我听说你拉出去的队伍还不少。那很好,但是笔

会中熟人一定也不少,你千万不要太累了,小林跟你走,希望她可以“控制”你!你送的点

心,十分好吃,我没有什么回报的,只托吴泰昌给你带上两盒北京的茯苓饼,不知你喜欢

否?祝康安大姐上二月十日纪念老舍八十五岁诞辰

老舍若是还在,今年该八十五岁了。

我想象:我们几个老朋友,给他开个不大也不小的庆祝会,地点也就在作协的会客室

吧。老舍拄着手杖从外面进来了,一进门,笑容满面地向周围看了一看,把手杖挂在臂上,

抱拳拱手,说:“不敢当,不敢当”,至于这位“语言大师”底下还会说些什么欢喜,感

谢,幽默的话,我这个拙口笨舌的人,就不会替他说了!

我们中间怎能缺少他这么一位朋友?

他是一个有情有趣的朋友,一个勤奋多产的作家,一个热诚爱国的公民。

我和他过往较密是在四十年代初期的四川重庆。那时他是“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的

主要负责人。他在贫病交加之中,支撑起抗战期内文艺界的团结工作。他常到我们居住的歌

乐山上来,他面色青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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