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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部分

中国文学史-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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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周遑忡惊惕。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
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
庶几有时衰,庄击犹可击。
意思重复的地方太多,是明显的毛病。而感情真切动人,是其所长。第二首中“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二句更为细致传神。
潘岳的哀、诔文在《文选》中收录了五篇,王隐《晋书》也称他“哀诔之妙,古今莫比,一时所推”。其中《哀永逝文》、《马汧督诔》都是名作。他也是一个重要的赋家,代表作有《西征赋》、《秋兴赋》、《怀旧赋》等。无论是哀吊的文字,还是一般的抒情之作,都流露着低沉、伤感的情绪。这不仅是潘岳个人的特点,也反映了时代的特点。悲哀不仅被当作心理事实来描述,而且,作家在这种描述中也追求着富有美学效果的感动。
“三张”之中张协的成就最高。张协(?—307)字景阳,安平(今属河北)人。做过几任官,见天下纷乱,便归隐了。他的现存作品主要是收录于《文选》的《杂诗》十首。其四如下:
朝霞迎白日,丹气临汤谷。翳翳结繁云,森森散雨足。
轻风摧劲草,凝霜竦高木。密叶日夜疏,丛林森如束。
畴昔叹时迟,晚节悲年促。岁暮怀百忧,将从季主卜。
从本篇可以看出张协诗的一般特点。大致词采华美,景语多并精于锻炼,状物工巧,与陆机相近。但从整篇来看,张诗比较简净,不像潘、陆那样繁冗。
左思在西晋作家中别具一格。其实左思也不是完全与时代风气相背的,他的《招隐诗》中“白云停阴岗,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等句,华艳工巧,与陆机等人并无二致。但他的《咏史诗》却是以刚健质朴的语言表现了对士族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在这种对抗与冲突之中,呈现出激情与力度来。这也可以说是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传统,所以《诗品》有“左思风力”之誉。
左思(约250—约305)字太冲,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于寒素家庭。妹左芬以文才被召入武帝内宫,左思随之移家洛阳。曾为权臣贾谧门下“二十四友”之一。入京之初,他自然也有求取仕进的企图,却为门阀制度所阻遏,官止于秘书郎。他最后终于退出了官场,而将满腔不平,写在八篇一组的《咏史诗》中。
咏史的题材创自班固,建安以后作者更多。写法大抵是实咏史事,略抒感慨。左思之作,则是借古讽今,抒发个人的怀抱,是咏史诗的创变。诗中也表达了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如第一首“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云云。但中心在于揭露、批判世族垄断政治,而使寒门士人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社会现象。如第二首: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涧底之松,纵然高大挺拔,可是生于卑下之所,竟被山顶的小苗所遮盖。社会也是如此,寒士无所凭依,纵然“英俊”,也只能沉沦下僚。以才德取人而不以势位取人,这至少是统治阶级所承认的原则之一,作者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对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提出了抗议。
不过,《咏史诗》之所以形成雄迈的艺术风格,根本因素并不在于它的政治批判性质,而在于作者始终自居于很高的精神地位来展开他的政治批判。有这种自傲的精神,才足以与社会的压迫相抗,从而使诗中的感情表现得激荡有力。这在第五首尤为明显: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
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
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这诗的意思,其实不过说自己要离开京都,归隐不仕。但没有嗟叹感伤,而是傲视权贵,俯笑王侯,所以意境自然高远。开头两句景象就很阔大,下面“飞宇若云浮”、“蔼蔼皆王侯”,完全是俯视的写法,结末又以千仞高岗、万里长流衬托和象征自己的情怀,始终贯注了豪迈的气概。
《咏史诗》的语言简劲,不重辞采,更无累赘的铺写,虽亦多用对偶,但出语自然而不求工巧,这都是和诗歌的抒情要求相一致的。因为繁缛和过于雕琢的语言,必然造成表达上的阻隔,难以呈露强烈的情绪。前人评左思的诗,喜欢说他“祖述汉、魏”,恐怕这并不是左思的本意。
左思的《娇女诗》也很值得注意。这诗描摹他的两个女儿的娇憨天真之态,写得细致而生动,孩子的好吃贪玩爱打扮,一一呈现于诗人饱含喜爱的笔下,饶有情趣。专写儿童的诗过去未曾有过,《娇女诗》的出现,足以说明魏晋诗歌脱离教化观念而深入日常生活的现象。除了诗,左思还作过一篇《三都赋》,属于传统的京都赋一类,有“洛阳纸贵”之誉。
但在魏晋辞赋已经完全转向抒情短篇的情况下,它终究无力重振传统大赋的声威。
西晋覆灭、东晋初建之际的重要作家,有刘琨和郭璞。他们的主要创作也是诗歌,但内容风格却很不同。刘琨的诗仅存《扶风歌》、《答卢谌》、《重赠卢谌》三首,表现了一个爱国志士的热情与悲痛;郭璞的诗,则以《游仙》为题,歌颂高蹈遗世的精神。这反映了当日的士人在动乱危难的环境中不同的人生态度。
刘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出身士族。早年好老庄,喜清谈,也是贾谧“二十四友”之一。后来天下大变,他经历国破家亡,意识到个人对于社会、政权的责任感,于是指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答卢谌书》),这是时代造成的思想改变。怀帝、愍帝时,他任刺史、大将军等职,在北方辗转抗敌,屡败而无悔。最终被同他结盟的幽州刺史段匹碑杀害。刘琨仅凭一腔热血出生入死,面对中原瓦解之势,自知只手擎天,绝无此理。家国之痛,英雄末路之悲,发之于诗,既慷慨激昂,又沉痛无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扶风诗》写道: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
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
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
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
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
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薇安可食?
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穷。
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匆重陈,重陈令心伤。
此诗作于刘琨出任并州刺史时。行程中路途艰险,四处是敌,刘琨以少击众,冒险而进,备尝艰辛。他对前途并无把握,对于朝廷的态度,也没有多少信心,只是置生死于度外而已。因此,诗中充满了忠愤忧患之情。在写作上,结构、修辞均无讲究,只是随笔倾吐。但沉痛悲凉之气,足以感人。《答卢谌)、《重赠卢谌》的风格大体相同。对刘琨的诗,《诗品》评为“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文心雕龙》说是“壮而多风”,都是指诗中激荡而深沉的感情而言。这种激情恰是西晋一般诗人所缺少的。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博学多识,为时人所重。又喜阴阳卜筮之术,因此关于他有很多怪诞的传说。西晋末北方乱起,郭璞南下避祸。东晋元帝时任著作郎。后因劝阻王敦谋反,被杀。其代表作为《游仙诗》,现存完整者十篇,其余都是些残片。游仙诗不一定是追求神仙境界,有时只是为了在文学中增添神奇色彩,或借以表现对现实不满的思想情绪。阮籍《咏怀诗》就多次写到游仙,郭璞也正是承继了阮籍,其诗中将老庄思想与道教神仙之说相混合,歌咏高蹈遗世的精神,寄寓着惧祸避乱的情绪。所以《诗品》称它:“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只是其思想远没有阮籍那样深刻,感情也远没有阮籍那样强烈。下面是第一首: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
临源挹清波,陵岗掇丹荑。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
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蕃羝。
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这首诗以游仙的高超来否定世俗的荣华富贵,但又把隐逸生活和游仙混同一体,可见其主旨确在于咏怀。
西晋末,在诗坛上已开始流行一种宣扬道家思想的、枯淡寡味的作品,世称“玄言诗”。关于郭璞与玄言诗的关系,有两种恰恰相反的说法。檀道鸾《续晋阳秋》说:“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这等于说郭璞是玄言诗的倡导者。然而钟嵘《诗品》却说郭“始变永嘉平淡之体”。这一矛盾现象,与郭璞诗的特点有关。严格地说,玄言诗滥觞于正始。无论何晏、阮籍、嵇康的诗如何各有不同,大量融入老庄哲理,却是一致的。正始以后,哲理性的诗未有明显地延伸发展,诗坛风气以陆机等为代表转向崇尚华美、注重修辞。至晋室南渡之际,玄言诗开始兴起。这时活跃于诗坛的郭璞,较多继承了阮籍的特点。如果从缘情寄兴的一面看,颇与所谓“永嘉平淡之体”相背,显得卓拔时俗;如果从好言老庄哲理和假游仙以倡虚寂的一面来看,却又像是玄言诗的前导了。所以檀道鸾和钟嵘各从一面着眼,就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但无论如何,不应将郭璞的《游仙诗》等同于玄言诗。
郭璞的辞赋也著称当代。他的《江赋》描绘长江,以博物见长,包容了大量地理和物产方面的知识,显示了作者的博学,行文亦有气势。但由于过分炫耀学问而导致生涩的地方也不少。
这里应当顺带提及木华的《海赋》。木华字玄虚,生平不详,只知他做过太傅杨骏的主簿。作品仅存此篇。《海赋》气魄宏大,想象奇特,为一般状物赋所不及。如写大海狂涛汹涌之景象,“似地轴挺拔而争回,岑岭飞腾而反覆,五岳鼓舞而相磓”,可谓惊人之笔。

第四节 陶渊明及东晋诗文

中原战乱,北方士族纷纷南下,一般民众也潮涌而至。西晋覆灭后,公元三一七年,镇守建业(今江苏南京)的琅琊王司马睿称帝,这以后的晋王朝,史称东晋。
司马睿(元帝)建国,完全依赖北方南下的大士族和当地土著士族的支持,皇室的力量,远不能与西晋相比。门阀势力,更为强大,对于皇权的相对独立性,也更其明显。丞相王导曾向明帝历数司马懿父子“创业之始,诛夷名族”之事,用意即在于要求尊重士族的地位。自东晋迄陈,江南五朝的政权实际是由士族和皇室共享的。
永嘉时,玄学清谈十分盛行,南渡后,势力有增无减。士人为了在心理上逃避惨痛的现实,普遍将热情贯注于哲学领域,对文学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虽说,如果追本溯源,玄学影响文学,实起于正始,但阮籍他们(包括后来的郭璞)的作品,尽管哲理成分浓厚,却并不脱离文学的基本属性——形象性和抒情性。而东晋文学,却普遍使用抽象语言来谈论哲理,使文学成了玄学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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