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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部分

中国文学史-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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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公然要求推举“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这对儒家思想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在这样的情况下,自东汉后期以来,老庄哲学以一种新的面貌兴起。对儒学感到厌倦的士人,利用老庄哲学标榜“自然”和“无为而治”等基本特色,将它改造发展为新的思想工具,借以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进入魏晋时代,这一思潮在社会中更加深入和普遍。在汉代文学的最后部分,我们曾经介绍了仲长统的诗文。实际在严格意义上说,仲长统的思想已经属于魏晋思潮的一部分(他的主要作品均作于建安年代),只是遵从习惯,我们把他作为汉代文人处理。他已经公然打出“叛散五经,灭绝风雅”的旗号。到曹魏末年,由于政治环境的残酷,许多文人对此既无法忍受又难以公然反抗,于是纷纷宣称“越名教而任自然”,寄情药酒,行为放旷,毁弃礼法,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和不合作。在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出发点的一些论著中,表现了十分强烈的批判精神与叛逆精神。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对儒家道德的虚伪性加以尖刻的讽刺,甚至对儒家的“圣人”公然表示菲薄;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和鲍君言的《无君论》,以传说中的上古社会为理想模式,对君权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从根本上提出了怀疑乃至否定。
魏晋南北朝这一股背弃儒教、提倡老庄所谓“自然”哲学的社会思潮,其根本性的内涵即是对个性价值的重视。在“任自然”这个名目下,他们所要得到的是更大的精神自由,是个人选择其生活方式的权利。曹操的非道德的用人标准,已经体现了这种意识。阮籍不顾“礼”的规制,与嫂面别,为人所讥,阮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桓温问殷浩:“卿何如我?”殷回答:“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世说新语·品藻》这样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他们不愿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附属品,不愿把依附于封建国家视为个人必然的义务,而强调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要求社会对此给予尊重。
当然,这是产生于统治阶层、而且主要是士族阶层的一种思潮,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在这思潮流行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种种任诞放纵的行为,也不是今天的社会所能够赞赏的。我们所要注意到的是,在历史渐进的行程中,这一思潮表现了重要的进步。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思想颇为纷繁,对上述社会思潮以外的思想学说,这里也需作简单的介绍。
通常把魏晋时新兴的老庄学说视为“玄学”的一部分,但为了有所侧重,我们把两者分开来说。玄学的核心是老庄学说,但不等同于老庄学说,还结合了儒家经义。作为一门学术,玄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抽象思辨的哲学。其主要内涵,是关于宇宙本体的讨论,以及各种事物名理的辨析,也常常关涉社会政治与伦理方面的问题。它始盛于曹魏末年,在两晋时成为思想界最为风行的学说。玄学中固然有一些空洞的命题,但从根本上说,它反映了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辨热情和对人类知性的重视。此外,从玄学论辩中发展起来的语言的机智,也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一直未有多少社会影响,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才以迅猛的势头发展起来,佛经的翻译,也达到极盛的状况。这对此后的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佛教具有哲学和神学两方面的内涵。它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颇为精致,与老庄学说有相通之处,因而受到士族文人的喜爱。东晋时,佛学与玄学相辅而行,僧人参与清谈,士子研究佛理,成为一时风气。佛教的宗教神学,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既是一种虚幻的寄托,又是可以用来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因而受到他们的极力提倡。普通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出路,也往往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天界和来世。因此,无论北方南方,无论上层下层,佛教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梁武帝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甚至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为奴。寺庙建筑,更是遍布各地。除了哲学和神学内容,佛教还带来了它所特有的艺术。佛经中包含着许多有趣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原本是用来阐明教义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用文学欣赏的态度来对待它们。
道教则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它也推崇老子,但却是把他当作神仙,和尊奉老庄哲学的道家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从渊源关系来说,道教实际孕育于我国古代的巫和方士一流,它正式形成,则在东汉末年。道教不像佛教那样具有比较严密完整的教义和理论,内容相当庞杂。它讲求仙、讲炼丹,也讲养生之道、医术本草;它既包含维护阶级统治的思想,也包含某些平等观念,特别是对原始公社式的社会的向往。而各种人对道教的取舍也彼此不同。和佛教相比,道教没有严格的戒律,它不但不否定现世生活,相反以各种方术来帮助享乐,既能给人以虚幻的满足,又具有实用性,所以也颇受士族阶层的欢迎。很著名的士族大姓,都是信奉道教的。
儒学自汉末以后失去了独尊性的地位,但绝不是说它在魏晋南北朝已经销声匿迹。实际上,它仍然是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仍然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也仍然是士人必须修习的书籍。只不过儒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首先它不再具有统治人心的力量,其次是汉代带有宗教神学色彩的今文经学确实一蹶不振,儒学在魏晋南北朝主要是作为政治和伦理学说而存在。
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相对自由及多样化,尤其是对于个体价值的重视,有力地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指广义上的)的发展。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乃至园林建筑等,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艺术创作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是作者个人的独特的生活情感与审美理想的表现。在个性遭到禁锢的时代,艺术也就难以繁荣发展,这是为历史所证明的公例。
鲁迅在其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称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又说:“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因为,随着社会思想的上述演变,文学日益改变了为宣扬儒家政教而强寓训勉的面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美的追求,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带来了文学的繁荣。魏晋文学的上述性质,在南北朝仍然保持着。下面,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从总体上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第一,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对文学的重视,首先表现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包括许多帝王在内,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宋书·臧焘传论》说:“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概括了建安时代由于曹氏父子的影响,文人的兴趣由经学转向文学的情形。曹丕还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所说的“文章”,不仅指政治、伦理方面的论著,还包括抒情的诗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文学与儒家列为“三不朽”之一的“立言”相提并论。两晋与南朝,也有许多皇帝与宗室热心于文学创作,并且像曹氏父子一样,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成为一个时期中文学的中心。其中有些人,还是当世最有影响的作家与批评家。在士族中,重视文学、以能文自矜,更是普遍的风气。晋室南渡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地位最为显赫。谢氏中有作品见录于《文选》的就有六人;至于王氏,则据王筠的《与诸儿书》,其一门七代,人人有集,为史传所未见。实际上,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一种必备的素养。
由于文学受到重视,文学作品日见繁多,就开始产生了将文学与其他学术相区别、视之为一种独立学科的意识。这种意识在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中已显端倪,到了南朝宋文帝时,在国家学校中专设文学馆,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更成为显著的标志。从正史的记载来看,宋代范晔著《后汉书》,才首次立《文苑传》,专记文学家的事迹,梁代萧子显著《南齐书》,也专设《文学传》,同样反映了文学在这时已独立为一科的史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理论上探讨关于文学创作的各种问题,评论历代作家的得失,就成为一项很有必要而且令人感兴趣的工作。因此,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方面最重要的论著,除了前已提及的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外,还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以及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梁简文帝萧纲虽然没有写过文学批评的专著,但在他的部分书信、文章中,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后面将作专门的介绍,这里只是就当时文学批评中所反映出的文学观的发展,加以概括说明。
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这样一个关系到文学基本性质的问题,在魏晋以前并未引起很大的关注。魏晋时,文章的类别日益繁多,引起对各种文体的特点的区分,与此同时,开始对文学的特点加以注意。《典论·论文》说:“诗赋欲丽。”《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这些认识虽然只是就具体文体而言且显得简单,却有很重要的意义。
文体的区分到了南朝愈趋精细。《文心雕龙》论及三十三类,《文选》列有三十七类。进一步,又从对各类文体的细致分别中,发展为从总的性质上把它们归纳成两大类:“文”与“笔”。这种区分,使文学与非文学的分野逐渐得到明确。《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此种观念大约起于东晋,到宋代成为普遍的认识。《文心雕龙》论述各种文体,就是按文、笔两大类排列的。
有韵无韵,是从形式着眼,但内中隐含着性质的分别。因为有韵的“文”,主要是诗赋、颂赞、箴铭等最注重文采、抒情性较强的文体;无韵的“笔”,则主要是论说、章表等虽不排斥文采、但更倾向于实用的文体。不过,这样的区分,仍然显得含糊。因为有韵无韵,毕竟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成为文学与非文学的分水岭。
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对文笔的区分,就摆脱了文体形式的基准,而从更重要的性质着眼了: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若文者,惟须绮穀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
这里,萧绎通过文笔的判分,把艺术的、抒情的作品与实用的文章加以区别。他要求于“文”的是三点:辞采之美、声调音律之美、能够撼动心灵的强烈抒情性。简言之,他是从美学特征来认识文学的,这就比较直接地把握住了文学的本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各种文体的特点的探究,对文学的基本性质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推进文学创作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作用。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文学与非文学的界划都很含糊,又哪里谈得上文学本身的繁荣呢?
第二,文学集团的活跃。既然文学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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