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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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妃嫔，她善于辞赋，除了家庭的文化教养，恐怕同宫中这种风气有关。她所作《自悼赋》，背景与主题均与《怨歌行》相同。以前写宫中女子被冷落的幽怨的赋，有相传为司马相如的《长门赋》，那是男性的代言体。《自悼赋》是第一篇出于女性之手的宫怨赋，它更为真切地诉说了这一类不幸女子的怨恨惆怅之情，语言清丽流畅，描写细致，善于借景抒情，对后世“宫怨”类文学的影响很大。有些词汇、意象都是被经常使用的。如其中一节：
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广室阴兮帷幄暗，房栊虚兮风泠泠。感帷裳兮发红罗，纷釭 縩兮绔素声。
既是宗室又是著名学者的刘向、刘歆父子，都是西汉后期著名的辞赋家。刘向的赋在《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三十三篇，但仅存仿骚体的《九叹》一篇和若干残文。刘歆存有《遂初赋》。
上述西汉后期的主要辞赋家扬雄、刘向、刘歆等人，直到东汉前期的主要辞赋家如班彪、班固、傅毅等人，其身份已经不再是前一阶段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那样专以文学写作为业、侍奉于帝王宫廷的文人；他们或主要是学者，或以官僚兼学者。这一种身份上的变化，在辞赋创作中带来一种新的现象，即为了显示学问，引用典故及古书中成语的风气开始盛行。刘勰指出：“自卿（司马相如）、渊（王褒）以前，多俊才而不课学；雄（扬雄）、向（刘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文心雕龙·才略》）如扬雄《逐贫赋》中，直接引用了“终贫且窭”、“翰飞戾天”、“陟彼高冈”、“泛彼柏舟”等《诗经》成句；刘歆的《遂初赋》在纪述行旅的过程中，引用了大量与所经地有关的历史掌故；稍后崔篆的《慰志赋》，更在《周易》、《尚书》、《诗经》、《左传》、《论语》等各种古代经典中摄取辞语和事项，熔铸在自己的文句中。上述情况，不仅见于辞赋，也见于这一群学者型文人的散文。这一类作品，没有相当的学问涵养是无法读懂的。但是，用典虽然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同时也增加了文章的涵量。在西汉后期开始形成的重视用典的现象，以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极重要和极普遍的特色，其技巧和效果也日益丰富，所以这是值得注意的。
东汉前期的赋，出现大量的从正面宣扬儒家统治思想和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内容。以前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赋，虽然也以儒家思想为表面的立足点，但重心并不在于此；虽然也具有歌颂性，但主要是通过描写外部世界作间接的歌颂，而且具有歌颂国家强大的另一层意义。东汉前期，许多赋家都在作品中进行大量的说教，这已经不是扬雄所批评的“劝百讽一”了。如班固的《答宾戏》，形式模仿东方朔的《答客难》，内容却是针对它的批判。他认为战国纵横之士毫无可羡慕之处，生活在大汉王朝才是荣幸的；强调士首先要循正道、守礼义、安本分，散发着一股迂腐的气息。班固、傅毅、崔骃等人作为大将军窦宪的幕僚，又都写了不少直接吹捧窦宪的赋，诸如《窦将军北征颂》、《西征赋》之类。包括班固的《两都赋》，也是以儒家学说为基本依据、以歌颂东汉王朝为基本目的，比较长安与洛阳作为首都的优劣。以上所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需要作为一种背景提出。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人身份的变化，从西汉后期开始而以东汉前期为盛，辞赋在顺应统治者需要的同时，又较多地反映了作者自身的生活内容和人生情怀，不同于前一阶段宫廷文人大体是迎合君主的喜好创作。在新起的题材纪行赋中，这一特点表现得相当突出。
所谓“纪行赋”，是纪述行旅中的所见所闻所思。类似的作品，在楚辞中可以看到《涉江》、《哀郢》，但其纪行的意义尚不突出，抒情的内容也不是主要以行旅过程为转移的；在司马相如作品中有《哀二世赋》，但其篇制非常短小，纪行的意义同样并不突出。现在最早的纪行赋，当数刘歆的《遂初赋》；至东汉前期，则出现了纪行赋的名作——班彪的《北征赋》。由于纪行的题材，既易于发挥辞赋传统的铺写特长，又便于抒发感思，自由灵活，以后就成为辞赋的重要题材之一，产生了不少重要的作品。
刘歆的《遂初赋》，是他在哀帝年间自河内太守徙为五原太守时所作。当时西汉已处于衰微状态，刘歆本人又感到不得志。在这篇赋中，他一面叙述行程，一面回顾与所经历地点有关的历史人物、事件，借以抒发怀古伤今之情，又参以景色的描绘。内容相当丰富，线索却非常清楚，这正是纪行赋的优越之处。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班固之父，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作有《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是后来班固写作《汉书》的重要基础。《北征赋》纪述他在西汉末的动乱中离长安至天水避乱的行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则显得清新自然：
隮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恨以伤怀。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揽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
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另外，班彪尚有一篇《览海赋》，残存一段。这是古代第一篇专门写海的作品，故也值得一提。
除了纪行赋，东汉前期还出现了不少表述人生志向的以抒情为主的赋。如崔篆的《慰志赋》、冯衍的《显志赋》、班固的《幽通赋》等等。汉赋久已以写物为主流，所以这一类赋的兴起，仍然是值得重视的现象。虽然此类赋作往往夹杂了宣扬儒家正统观念的成分，但毕竟是和纪行赋一起，显示了辞赋再度向抒情转化的趋势。其中以冯衍的《显志赋》最为著名。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今西安）人。他曾追随光武帝，有功不封，后又罢官居家，很不得意，因作此赋以自述。《显志赋》实际也是纪行赋的形式，但不是写真实的游历，而是出于虚拟。所表现的情感非常激烈，在整个汉赋史上也不多见。如其中说：
兵革之寝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孙武于五湖兮，斩白起于长平；恶丛巧之乱世兮，毒纵横之败俗，流苏秦于洹水兮，幽张仪于鬼谷；澄德化之陵迟兮，烈刑罚之峭峻，燔商鞅之法术兮，烧韩非之说论，诮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于四裔。
这一种强烈的情绪，反映了经历两汉之交兵火的惨重破坏之后，人们对于战乱的极度痛恨，对和平生活的热爱。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辞赋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题材，即京都赋。最早扬雄就写作了《蜀都赋》，但因成都只是地方性城市，故影响不大。而后杜笃在东汉初写出了第一篇描绘京都的《论都赋》。描绘京都的繁华宏丽，既新鲜又适宜于发挥辞赋的特长，所以引起当时及后代文人的普遍兴趣，成为辞赋的一种重要题材。如傅毅有《洛都赋》、《反都赋》，崔骃有《历都赋》，班固有《两都赋》。以后东汉中期张衡的《二京赋》、西晋时左思的《三都赋》，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在东汉前期的京都赋中，则以班固之作最为著名。
班固《两都赋》是具有实际政治目的的作品，这一点和以前的大赋不同。在当时关于定都洛阳还是返都长安的重大争论中，班固力主前一种意见。他在《两都赋》中，比较洛阳与长安作为首都的优劣，特别强调东汉在洛阳所实施的统治，比西汉在长安所实施的统治更符合儒学的理想。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两都赋》的艺术创造力。它的首要特色，是以描绘都市为中心，比西汉辞赋更为广泛地反映了人类生活场景，山水、草木、鸟兽、珍宝、城市、宫殿、街衢、商业、服饰、人物……，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气魄宏伟，景象壮丽。
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
在结构形式上，班固模仿了司马相如，以“西都宾”与“东都主人”的相互论辩展开内容，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模仿的痕迹。但它仍有自身的特色。在写作态度上，《两都赋》虽有夸张处，但这是在写实基础上的夸张，而不是司马相如式的驰骋想象、近乎虚诞的夸张；在谋篇布局方面，也更费匠心，如其中先写地理形势和社会殷繁的轮廓，而后再细写具体的宫殿及场景，或大段铺写，或一笔带过，都有严谨的考虑；在句式、遣辞方面，也追求铿锵的节奏与响亮的音色。总体上说来，《两都赋》既不同于司马相如赋的纵横疏宕，也不同于扬雄赋的瑰丽奇谲，而是自成一种典雅和丽的风格。京都赋的基本格式，也就由《两都赋》确定下来。
第三节 《汉书》与《论衡》
自汉元帝开始真正地、全面地重用儒生，推行儒术，天下群趋而研习今文经学说，于是在西汉后期的对策奏疏文中，继承董仲舒所开创的传统，引经据典，专门从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来讨论政治的风气盛行一时，形成了不同于西汉前、中期政论文的第二代政论文。在这方面，也出现了如翼奉、京房、贡禹、谷永、唐林等名家。在今天看来，这种文章实在是既缺乏思想价值，又毫无文学价值可言。
西汉后期只有极少数散文作品值得在文学史上提出。这里首先有刘向编著的《新序》、《说苑》。二书均广泛搜罗先秦至汉初的史事和传说，杂以议论，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点，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从文学方面说，其中所记录的大量故事传说和寓言，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如《新序·杂事篇》中的“叶公好龙”、《说苑·至公篇》中的“杯弓蛇影”，都是著名的古代寓言。另外，刘向之子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西汉后期的一篇名文。文章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指斥今文经学家的褊狭固执，辞气严峻，说理清晰。“移”后来成为文章的一个分类，便是以此为开端的。
东汉前期的散文，在以对策奏疏为主要形式的政论方面，依然沿西汉后期的习气，没有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在此之外，却产生了两部重要的散文著作：班固的《汉书》和王充的《论衡》。
司马迁的《史记》，记事止于武帝太和年间。其后一些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等都曾做过续补《史记》的工作，其中班固之父班彪的《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最为著名。班固便以《史记》的汉代部分和《史记后传》为基础，编成了《汉书》。大体武帝以前的历史记载多采用《史记》原文，作了一些改动补充；以后部分，多本于《史记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