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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9部分

中国文学史-第219部分

小说: 中国文学史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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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广陵对》、《哀盐船文》、《自序》,均为人所称道,而《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序》,更是文采优美,感情动人:
岁在单阏,客居江宁城南。出入经回光寺,其左有废圃焉。寒流清泚,秋菘满田,室庐皆尽,惟古柏半生,风烟掩抑,怪石数峰,支离草际,明南苑妓马守真故居也。秦淮水逝,迹往名留,其色艺风情,故老遗闻,多能道者。余尝览其画迹,丛兰修竹,文弱不胜,秀气灵襟,纷披楮墨之外,未尝不爱赏其才,怅吾生之不及见也。
夫托身乐籍,少长风尘,人生实难,岂可责之以死!
婉娈倚门之笑,绸缪鼓瑟之娱,谅非得已。在昔婕妤悼伤,文姬悲愤,矧兹薄命,抑又下焉。嗟夫,天生此才,在于女子,百年千里,犹不可期,奈何钟美如斯,而摧辱之至于斯极哉!
余单家孤子,寸田尺宅,无以治生,老弱之命,悬于十指。一从操翰,数更府主,俯仰异趣,哀乐由人,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静言身世,与斯人何异?只以荣期二乐,幸而为男,差无床箦之辱耳。江上之歌,怜以同病;秋风鸣鸟,闻者生哀。事有伤心,不嫌非偶。
贫贱者难以维持人格的尊严,徒有才情灵性,不免为世所摧辱,故“人生实难”——这种切身感受,是作者将被视作卑贱的妓女马守真引为同调、伤悼她同时也是伤悼自己的基础。
这里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人道精神,与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是有时代差异的。文章骈散兼行,安雅而委曲,确是难得的美文。
但骈体文固有的缺陷,使它不可能取代散体文的优势地位。写作上的困难,使它无法为大量学养有限的文人所掌握;
而在运用范围上,它也有局限。即以汪中作品而论,他的名篇《哀盐船文》描写仪征江面盐船连片失火、死伤无数的情状,著名学者杭世骏在为此文所作的序文中赞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但以这种修辞性极强的文体描述极悲惨之事,实在不很相宜。又清中期骈文家多是名学者,学问气过重,又从另一面妨害了骈体文的成就。

二、桐城派古文的流变

桐城派古文虽受到多方面的攻击,但并未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同时,它也顺应时势作出了一定的反应。对桐城派理论作出新的总结和发挥,使之影响更为扩大的,是姚鼐。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世人以其书室名称惜抱先生。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任四库馆修纂。后辞官,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凡四十年。著有《惜抱轩诗文集》,又编有《古文辞类纂》,流布极广。
姚氏古文理论,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他的长处是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作总结性、具体化的工作。
第一,他提出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方面,“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复秦小岘书》)。在古文理论中加入考证,这是对当时气势正盛的汉学的让步。姚氏本人也做考证研究,有《郡县考》等,但根底不深。他所说的“考证”涵义较广,主要是指做文章所需要的一种学养和辨明事实的功夫,而不专指作为学术研究的考证。
第二,他提出“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前四者是“文之精”,后四者是“文之粗”,抽象的前四者要通过具体的后四者来体现和把握,并要在领悟前四者之后,摆脱后四者的束缚,而进入“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纂序目》)的境界。这基本上是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的旧东西,姚鼐把它们进一步系统化和细密化了。
第三,姚鼐上承《典论·论文》、《文心雕龙·体性》、《诗品》、《沧浪诗话》等对于艺术风格问题的探求,以简驭繁,将多种文风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端,在《复鲁絜非书》中,他以一系列的譬喻来描绘二者的不同。较之西洋美学概念,大致“阳刚”近于“崇高”,“阴柔”则近于“优美”。同时,他还指出阳刚、阴柔因不同程度的配合会产生各种变化,虽各有偏胜但不可极其一端,不能是绝对的阳刚或绝对的阴柔。这方面的论述涉及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美学问题,归纳简明而切实,对于后来的文学艺术风格的分析有很大影响。
姚鼐本人的文章,说理、议论偏多且大都迂腐,但写人物和景物,也间有生动之笔。如《袁随园君墓志铭》,文字端谨,既写出袁枚性格的某些特点,又寓褒贬之意,《方染露传》近似于此。他的游记颇重文采,不像方苞为了追求庄肃雅洁而显得板重。《登泰山记》、《游媚笔泉记》,虽乏独创之力,尚有文字凝炼简洁和刻画生动之长。前者“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写黄昏登山远眺所见;后者“若马浴起,振鬣宛首而顾其侣”,写潭中大石,都是漂亮的文笔。下面录《登泰山记》中观日出的一节: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姚鼐是一个没有多少创造性却很聪明的人,桐城派由于他而声势大张。他主讲书院四十年,门下弟子甚众,由此桐城派几乎发展到全国范围。姚门中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其中梅曾亮严守桐城“家法”,又吸取柳宗元、归有光古文的长处,成为继姚鼐之后的桐城派领袖;
方东树在理论上多有阐发,并把古文理论推衍到诗歌和书画艺术领域,进一步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另外,姚鼐所选编的《古文辞类纂》,体例清楚,选择较精,并附以评论,便于学习掌握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要旨,此书流布天下,也极大地助长了桐城派的声势。学者们看不起桐城派,原因之一是它的熟套,而这种熟套却正是桐城派获得众人趋从的重要法宝。
在正统“古文”的系统中,沿桐城派之流而别开蹊径的,有所谓“阳湖派”,因其开创者张惠言、恽敬及大部分后继者均是阳湖(今常州)一带人士而得名。张的情况已见于前。恽敬(1757—1817)字子居,乾隆举人,官吴城同知,有《大云山房文稿》。恽、张二人曾从刘大櫆的门人钱伯坰受古文法,本应该算是桐城派的后裔,但他们原先都从事考证之学并长于骈文,不愿完全拘束于桐城派的范围,故稍稍示异:一是取法较广,在桐城派所定的“文统”之外,还兼取子史百家;
二是反对在字句上过于斟酌取删,笔势较为放纵;三是把骈文的笔势引入古文,使古文也有骈文的博雅工丽。但他们的思想都很陈腐,这一点变化未必能带来多大的收获。这一派的活动也仅限于阳湖一隅,故影响微弱而短暂。

三、正统“古文”以外的散文

清中期与桐城派异趣的散文家,有袁枚、郑燮等。郑燮的家书写得很随意,讲些日常琐碎之事,多用口语,令人喜爱。如《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有云:“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如此语气,直非文人之笔。而袁枚的散文尤有特出成就。
袁枚对于古文其实是很自负的。但他厌恶一般古文家动辄以“明道”欺人,赞同南宋学者郑樵“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的言论(见《答蕺园论诗书》),又爱好骈文,自然不能与一般的古文家特别是桐城派相提并论了。他的文章,以思想开明、感情真挚为基本特色。如早年所作《郭巨论》,对非人道的“孝道”痛加鞭挞,很有一种少年意气;《所好轩记》言读书之乐,不故为高论,也不讳言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等等平凡的情欲,与张岱自述同趣。《祭妹文》在往日琐事的回忆中寄托凄恻之情,尤为真切动人。相比于桐城派同类文章必先称述人物德行,而所谓“德行”又大抵是压抑人性的正统道德,可以看出完全不同的取向。值得注意的是,袁枚此文与韩愈《祭十二郎文》相当近似,而姚鼐编《古文辞类纂》不取《祭十二郎文》,这也反映出他们对“古文”的理解是不同的。正统“古文”的路径越走越窄,也由此可见。
以技巧性而言,《随园记》在袁枚散文中颇为出色。文笔自然流转,不见用力,而文气完足,又让人觉得结构颇严谨,表现了相当的修养和才气。下面是文中述随园命名之由的一节:
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山之北巅,构堂皇,缭垣牖,树之萩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时,号曰“隋园”,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宁,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舆台讙呶,禽鸟厌之不肯妪伏,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余恻然而悲,问其值,曰三百金,购以月俸。
茨墙剪阖,易檐改涂。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宦。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
这里不仅写出修葺的过程,而且寓涵了顺适自然的审美观和希望满足自我天性的人生态度。
清中期散文中,《浮生六记》很值得注意。作者沈复(1763—?)字三白,江苏苏州人,作幕经商为生,不以文名。
其《浮生六记》是自传性的作品,原有六卷,今存前四卷(晚出号称足本中的后两卷,已证实为后人杂凑他书而成的伪作),记述家居及游历生活,前三卷《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多述他与妻子陈芸之间的感情和日常琐事,以及因失欢于父母,夫妇被迫离家出走,以致陈芸郁郁而死的痛苦经历。文字细腻,不作妆点,“无酸语、赘语、道学语”(俞平伯《重刊浮生六记序》)而自然明莹纯净,感情尤其真实动人,为中国文学中具有新鲜意味的创作。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云:“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
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沈氏虽非文坛人物,但此书的写成,却也反映了乾、嘉之际的文学突破礼法顾忌、深入表现人性人情之真和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趋势。下录一节,是记两人订婚以后、成婚之前的一桩琐事: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妪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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