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2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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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他生活年代较早,但六十七岁才中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乾隆帝所信重,故其影响诗坛主要是在乾隆时代。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并编选了《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即《清诗别裁集》)等书。
沈德潜的诗论,一般称为“格调说”。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其说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
但沈氏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说诗晬语》第一节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他也讲“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却提出必须是“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如果“动作温柔乡语”,则“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见《国朝诗别裁集·凡例》)。所以,按“诗教”的标准衡量,唐诗已经不行了。在宗唐和讲求格调的同时,还须“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说诗晬语》)。因而沈氏的论调,和桐城派古文家虽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时却认为他们的思想仍不够纯正,还须追溯到儒家经典的态度非常相似。在诗歌的风格上,沈德潜把“温柔敦厚”的原则和“蕴藉”的艺术表现混为一谈,主张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对发露。
总而言之,沈德潜的诗论是以汉儒的诗教说为本,以唐诗的“格调”为用,企图造成一种既能顺合清王朝严格的思想统治而又能点缀康、乾“盛世气象”的诗风。但唐诗的“格调”同它的激情是分不开的,这种主张有其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所以,沈氏本人的诗作,大抵平庸无奇;有时也写民生疾苦,但这不过是表现封建文人“忧国忧民”的姿态而已。只是他在各种选本中对一些古典作品的技术性分析,还说了不少内行话。
和沈德潜同时活跃于诗坛的厉鹗,则延续了查慎行所标举的宋诗派方向。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幼年丧父,家境清贫,性情孤直而好读书,二十九岁时中举,此后几次应试都不第,于是把心思从仕进转向了著述,有《樊榭山房集》,又编有《宋诗纪事》,扩大了宋诗派的影响。厉鹗的诗作,病在好用僻典、故事,用意也过于深刻,但一些近体短篇,仍能表现出他的孤寂的性格,有一种出俗的幽深清寒之意。沈德潜批评厉鹗:
“沿宋习败唐风”(袁枚(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引),这是用他的“温柔敦厚”的标准来衡量的。实际上宗宋的厉鹗至少还比号称宗唐的沈氏有性情。下面是他的《冷泉亭》:
众壑孤亭合,泉声出翠微。静闻兼远梵,独立悟清晖。木落残僧定,山寒归鸟稀。迟迟松外月,为我照田衣。
诗境幽寂,略有王维诗的味道。但第五句以“残”修饰“僧”,末二句写月光将松枝影投在自己身上,使衣衫如同僧人的袈裟(其方格纹路如农田,故曰“田衣”),喻示内心对禅理的感悟,都显得用力过于深刻,而缺乏唐诗的灵动。和朱彝尊一样,厉鹗更有情味的创作是在词中,他们都是用词弥补了诗的缺陷。
在乾隆时做过内阁学士的翁方纲(1733—1818),以提倡“肌理说”闻名。他是一位学者,也以学者的态度来谈诗,认为“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
所谓肌理,兼指诗中的义理和作诗的条理。他认为学问是作诗的根本,“宜博精经史考订,而后其诗大醇”(《粤东三子诗序》),同时认为宋诗的理路细腻为唐诗所不及,所以主张宗法宋诗。在提倡诗风的“醇正”方面,他其实与沈德潜相合,其诗作质实而少情趣。
乾隆时,在诗论主张上,既对王士禛表示不满,又先后与沈德潜、翁方纲针锋相对的诗人是袁枚。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主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年(1739)进士,入翰林院,因不娴满文,出为地方官,在江南一带做过六年知县。后辞官,居于江宁(今南京)小仓山下的随园。后半生四十多年中,度着诗酒优游的名士生涯,广交四方文士,负一时重望。生活放浪,颇为礼法之士所讥。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及笔记小说《子不语》。
袁枚值得注意的地方,不仅是他的诗歌主张,他实际从许多方面重申了晚明的反传统思想,代表了晚明思潮在经历清前期的衰退之后的重新抬头。他和李贽一样,肯定情欲的合理性,认为圣人之治,就是要让“好货好色”的人欲得到满足(见《清说》)。他甚至肯定富有者奢靡的生活,反对一味崇俭,指出:“古之圣贤,求贫民之富;今之有司,求富民之贫。不知富民者,贫民之母也。”(《与吴令某论罚锾书》)
所谓富民为“贫民之母”,意思指在富民的消费中,使贫者得到了谋生的机会。这当然是站在当时一些豪商的立场上说话(袁与此类人物多有交往),但作为一种经济思想,是有其道理的。特别是保护富民的主张,要比传统的崇俭思想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贫困化的平均主义,更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尊重人欲立场上,袁枚和李贽一样,对矫饰虚伪的假道学加以激烈的抨击。他认为“得千百伪濂洛关闽,不如得一二真白傅、樊川”(《答蕺园论诗书》),并尖锐地指出:
“自有矫清者出,而无故不宿于内,然后可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心不动也;一饼饵可以终日,然后可以浚民之膏、减吏之俸而意不回也;谢绝亲知,僵仆无所避,然后可以固位结主而无所踌躇也。”(《清说》)这是说以禁欲自高的人,不但是意有所图,而且往往残忍而无人道。袁枚对官场中这一类人物,无疑是有亲身体会的。
对于盲目崇拜儒家经典的态度,袁枚也坚决表示反对。在《答定宇第二书》中,他提出六经中除《周易》、《论语》外“多可疑”,六经之言未必“皆当”、“皆醇”,甚至借老庄的话,攻讦“六经皆糟粕”(《偶然作》)。他对当时盛行的汉学考据也表示不满,认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答惠定宇书》)。学者章学诚指斥他“敢于进退六经,非圣无法”(《书坊刻诗话后》),倒是说明了他的思想的自由解放。
袁枚的思想也不纯粹是个人的东西,而实际反映了当时城市工商业者的要求和思想界的变化。甚至像身为馆阁大臣、士林领袖的纪昀,也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对矫情的“假道学”大加讥讽,主张“理”要顺于人情,可见这种思想变化是带有普遍性的。
袁枚的诗歌主张一般称为“性灵说”,这里的“性”即性情、情感,“灵”即灵机、灵趣。具体而言:第一,从诗歌的本质来看,“诗者,由情生者也”(《答蕺园论诗书》),“性情以外本无诗”(《寄怀钱屿沙方伯予告归里》)。也就是说,人的性情乃是诗歌的本源,所以“提笔先须问性情”(《答曾南村论诗》);而“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答蕺园论诗书》),所以他对沈德潜选诗时不收艳诗和程晋芳要自己删去集内的“缘情之作”大为反感(见《再与沈大宗伯书》、《答蕺园论诗书》)。第二,性情又总是具体个人的性情,所以作诗须讲求自我个性,不可因袭他人,所谓“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答兰垞论诗书》),宗唐、宗宋的争执,在他看来是全无意义的事。第三,从具体创作来说,他强调要有“才”、有“灵机”。“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而才为尤先”,“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蒋心余蕺园诗序》),追求凭藉天才发露而造成的“忽正忽奇,忽庄忽俳,忽沉鸷忽纵逸”(《赵云崧瓯北集序》)等超越陈规的变化多端的风格。第四,在以性情、灵机为前提的情况下,也重视学习古人、精心磨炼,主张“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续诗品·著我》),并自述“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遣兴》)。
袁枚的诗论同沈德潜、翁方纲的主张直接对立,和王士禛的“神韵说”则既相排斥又相关联。他并不反对“神韵”的提法,《再答李少鹤》说:“仆意神韵二字,尤为要紧。……
神韵是先天真性情,不可强而至。”确实,“神韵”本来也是重性情的一种说法,但在袁枚看来,王士禛所追求的“神韵”因偏于朦胧,缺乏活跃的生机,所以指责他“不主性情”(《随园诗话》)。袁枚主要是继承晚明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诸论,又汲取南宋杨万里的意见,而构筑成自己系统的理论。在追求诗的“工妙”上,他比公安派来得讲究。
在当日的诗坛,这种理论对恢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和个性表现,有很重要的意义。
袁枚的诗歌创作有其显著特色,但难称大家。这与他的生活态度有关。他虽然思想敏锐,却也能与世沉浮,能够在风流生涯中自得其乐。像《自嘲》所写的“有官不仕偏寻乐,无子为名又买春。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令人感到他的痛苦已经自我消解得淡薄了。所以他的诗虽体式多样,但不以厚重壮大、激情奔放为特色,而以新颖灵巧见长。
如《春日杂诗》:
清明连日雨潇潇,看送春痕上鹊巢。明月有情还约我,夜来相见杏花梢。
前两句写雨中春色初发,后两句想象月华融漾在杏花梢的幽艳,而以明月有情、相约观赏勾连前后,极为巧丽活脱。这种诗看似轻灵,但绝非草率写成的。另外如“半天凉月色,一笛酒人心”(《夜过借园见主人坐月下吹笛》);“十里烟笼村店小,一枝风压酒旗偏”(《春桥》);“人家门户多临水,儿女生涯总是桑”(《雨过湖州》)等等,都是这样的名句。
袁枚也有些诗是关涉社会问题的。如《捕蝗曲》、《征漕叹》等都表现了士大夫传统的责任感;而有些讽刺之作,尤能看出他的尖锐的个性:
晴太温和雨太凉,江南春事费商量。杨花不倚东风势,怎好漫天独自狂?(《偶作》)
这首和《纸鸢》、《憎蝇》等诗,均以憎厌的语气描绘一类人物的丑态:他们全无独立人格,趋时附势,却洋洋自得,甚且不可一世。这种感受在乾嘉时期的文学中有特出的表现,这是值得注意的。
袁枚的性灵说在当时诗坛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反对者所在多有,同调者亦复不少。乾隆时代与袁枚并称“江右三大家”的蒋士铨、赵翼以及郑燮等人都与袁枚有交往并多少受到他的影响①。
①《清史列传·郑燮传》称郑“与袁枚未识面”,误。袁有诗叙两人晚年交往事。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乾隆中期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晚岁辞官,专心著述,尤深于史学,《廿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