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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6部分

中国文学史-第1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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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疑》,载《文物》1978年3期)。所以,《京本通俗小说》并不能作为判断宋话本依据的实物。
此外还有《五代史平话》、《梁公九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也曾被不少学者认为宋话本。但除《梁公九谏》时代不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其为宋话本)外,其余两种都为元话本。再如冯梦龙编《警世通言》所收《崔待诏生死冤家》、《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和《醒世恒言》所收《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题下分别注:“宋人小说题作《碾玉观音》”、“宋人小说,旧名《西山一窟鬼》”、“宋本作《错斩崔宁》”。因而通常也被认为是宋话本。但《崔待诏生死冤家》和《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含有明代人的用语和生活特征①,估计已经过冯梦龙的较大加工,并非原貌了,其底本到底是宋话本抑元话本已难以判断;《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则为元话本,是否经过冯梦龙加工也无从断定。
①《崔待诏生死冤家》说到“湖南潭州府”,为明代地名。《一窟鬼癞道人除怪》说吴洪到行在临安应考,没有考取,就在临安住了下来,拟于“后三年,春榜动,选场开,再去求取功名”。这种情况也只可能出现于明、清时代。详见章培恒《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

………………………………………………
第二节 宋、元话本的特色

宋刊话本今已无从见到。目前所见元刊话本,以讲史居多。除上举《五代史平话》外,尚有《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三卷、《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三卷、《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三卷、《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三卷、《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三卷(以上又合称《全相平话五种》)。皆为建安(今福建建阳)虞氏所刊。其《三国志平话》既刊于元代至治(1321—1323)年间,另四种的刊行时代当与之相同或相近。此五种国内均有影印本及排印本;原书则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三国志平话》除虞氏所刊者外,尚有一部元刊本《三分事略》,与虞氏所刊同书异名,现藏日本天理图书馆。又有《宣和遗事》二卷(另本题作《大宋宣和遗事》,四卷),系抄撮旧籍而成,其中有几个部分属于讲史性质。清代藏书家黄丕烈以为此书系宋刊本(见《士礼居丛书》本《宣和遗事·跋》),现代学者一般定为元刊。
说经话本今存《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残本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实为同书异名,原书也藏于日本,国内有影印本及排印本。学术界对此书的时代有宋刊及元刊两种意见,当以元刊为是。——著名学者王国维氏原定此书为宋刊(见《观堂别集》卷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后也改定为元刊(见其《两浙古刊本考》)了。
至于小说话本,元刊的只剩《红白蜘蛛》的一页。明刊本《六十家小说》(通常称《清平山堂话本》)现存也为残本,其中《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风月瑞仙亭》等话本均不可能早于元代。冯梦龙编《警世通言》中除上节提及的《崔待诏生死冤家》、《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原为宋或元代话本外,尚有《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及《古今小说)中的《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上节提及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原均为元话本①。它们在收入“三言”时有可能由冯梦龙作过较大加工②,不过故事的主要情节当不致改变。
①黄永年教授于1979年在西安发现了元刻《红白蜘蛛》残页,撰有《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他在文中指出,《红白蜘蛛》即《醒世恒言》中《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的蓝本,而前者的篇幅还不到后者的一半。足见冯梦龙在把一些早期话本收入“三言”时确有加以改动和发展的,并非都保存原貌。
②《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的主要人物为赵正。罗烨《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有“说赵正激恼京师”语,与《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所叙赵正故事也相合。又据锺嗣成《录鬼簿》,元人陆显之有《好儿赵正》话本,则《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原当为元话本。
上述话本虽多数是元刊本或在元代编定的,但“说话”原在口头流传,在演述过程中又不断经过“说话人”的加工提高,所以,不少元代刊印或编定的话本实是从宋朝就开始流传的“说话”。例如《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北宋的瓦舍伎艺,就提到“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两者当都是“说话”,可见《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和《五代史平话》之成为现在这种样子,实经过了宋、元两朝“说话人”的长期劳动。再如洪迈《夷坚志》支丁卷三《班固入梦》条记乾道六年冬吕德卿等四人在茶肆中“见幅纸用绯帖尾云:今晚讲说《汉书》”。是宋代的“说话人”已在演述《汉书》,《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当也是由宋代的“说话”发展而来。
这些话本虽然大部分比较简略,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很重要。就总体来说,它们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注重趣味性和虚构。
“说话”是“说话人”赖以养家活口的职业,所以必须尽一切可能来吸引听众。而听众听“说话”是为了娱乐,要讲得有趣味才拉得住他们。因此,趣味性就成了“说话”的第一原则。
“说话”主要是叙述故事,而事实不一定有趣味,更不可能有充分的趣味性。“讲史”所说,有许多都出于虚构,其故即在于此。所以,“说话”的追求趣味性是以虚构为基础的。
它首先在情节的设计上用力,以引起新鲜感和惊奇感。如《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写书生吴洪夜间与友人自郊外返归,在一处坟地里遇到了鬼,两人拼命奔逃,不料所到之处都有其他的鬼,而且连吴洪新娶的妻子及其陪嫁等原来也都是鬼而非生人,在当夜一起出现,两人心胆俱裂。其情节的紧张,超过以前任何小说。这也就意味着“说话”所具有的趣味性较以前的任何小说都强。其次是在叙述时注重诙谐,以使人感到可笑。如《简帖和尚》写皇甫殿直怀疑妻子在自己离家期间与人私通,吊打使女迎儿以逼问口供。迎儿痛得受不住了,只好说他妻子在那期间是“夜夜和个人睡”。皇甫殿直以为她已招认,把她解下来细问,她却说那和他妻子睡的人就是她——迎儿。又如《五代史平话》叙黄巢等经过一座高岭,“怎见得高?几年颠下一樵夫,至今未颠到地”(《五代梁史平话》)。这两个例子中,前者具有幽默感,后者则是通常所说的滑稽;而其目的,显然都为了使听众觉得有趣。这些当然也都出于虚构。
唐代的传奇虽已注意于故事的奇,但在总体上必须显示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见赵彦卫《云麓漫钞》)。着眼之处既多,对趣味性的追求自不如“说话”的集中而强烈。
而且,唐传奇所显示的趣味,是士大夫的趣味。如牛僧孺《玄怪录》中的《元无有》写元无有夜行遇怪,与吴洪的夜行遇鬼似为同类题材。但无有所遇的精怪作诗自言生平,相互赞赏,士大夫气十足;而吴洪所遇之鬼,或为皂隶,或受拷掠,或开小酒肆,与《元无有》中的精怪实有雅郑之别。若就故事情节的紧张,动人来说,则《元无有》不如《一窟鬼癞道人除怪》远甚。至于科诨式的穿插,更为唐传奇所无。
总之,宋、元“说话”强调市井的趣味,其注意力集中于编织故事,且杂以科诨,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中国通俗小说的一般形态。由编织故事进到刻画人物,再进而突现个性,是宋元以来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历程。同时,由于重视科诨的传统,连思想陈腐的《儿女英雄传》也正如胡适所说有其诙谐、风趣的一面①;至于《水浒传》等作品中把人物的描写和诙谐的追求有机结合起来②,则是这种传统的进一步发展。
①胡适《儿女英雄传序》:“这部书的内容是很浅薄的,思想是很迂腐的,……作者有意模仿说评话的人的口气,叙事的时候常常插入许多‘说书人打岔’的话,有时颇觉讨厌,但往往很多诙谐的风味。”
②如《水浒》五十三回:戴宗带着李逵用神行法走路,不准李逵吃荤。李逵偷吃牛肉被戴宗发现,戴宗便作弄他,第二天李逵走路时再也停不下脚来。李逵受不住了,说再这样走下去,只能用斧把腿砍掉。戴宗说也只能如此,否则走到明年正月初一也停不下来。李逵说:“好哥哥,休使道儿耍我!砍了腿下来,你却笑我。”他只怕腿砍下来被戴宗笑,却没有想到自己要成为废人。这话当然引人发笑,所以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此处的批语说:“砍了腿下来只怕人笑,不怕自哭,也奇。”但跟李逵做事一贯不认真考虑后果的作风其实是一致的,并非硬加上去的滑稽。
第二,思想感情与市井民众相通。
由于要使听众——市井民众感到兴趣,“说话人”不但不能采取说教的态度,并且不能使话本中人物的言行、感情“高雅”得让市井民众无法理解和接受,而必须使听众对话本里的人物产生深刻共鸣,感同身受地关注其命运,从而兴味盎然地倾听“说话人”的演述。因此,话本中人物(除了大奸大恶者以外)的言行、感情也正是市井民众在类似情况下所可能产生或向往的言行、感情。
以《简帖和尚》来说,皇甫殿直受了奸人欺骗,以为妻子有外遇,把她休了。但不久又怀念起她来。“当年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从休了浑家,在家中无好况。……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两人双双地上本州大相国寺里烧香。我今年却独自一个,不知我浑家那里去?’簌地两行泪下,闷闷不已。”及至出去烧香,见了已经别嫁的旧日妻子,“两个四目相视,只是不敢言语”。最后发现了奸人的阴谋,皇甫殿直又和妻子重圆。这正是市井民众常有的思想感情。在开始觉得妻子有外遇时,或者激于道德上的义愤,或者感到自尊心受了损害,不仔细考虑就采取了行动;日子稍久,旧日的感情又把道德的义愤和自尊心都压了下去;最后则覆水重收,尽管那时妻子倒已真的嫁过了人。这样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在士大夫看来是鄙俗的,在英雄人物看来则近于窝囊:这个女人既已嫁过了人,岂能再要?而对于市井民众这却是自然的。他们比较注重实际,既不如士大夫那样看重道德,也不像英雄那样强调自尊,而温馨的夫妇生活较之道德和自尊当然要实际得多。再如皇甫殿直的妻子,在被休以后实在走投无路,曾想自杀,而当一个她不认识的、自称是她姑姑的老妇人表示愿意收留她时,她就跟着去了,那个老妇人要她改嫁,她便嫁了过去;《崔待诏生死冤家》里的秀秀养娘,虽然其主人曾表示过要把她配给崔宁,但她却不愿等待,要与崔宁立即做夫妻,崔宁便带着她逃走外乡。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市井民众在类似的情况下所可能出现的行为。
不过,话本里的有些事情是当时市井民众一般不敢做的,却也被叙述得津津有味。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所写赵正、侯兴等人在开封的偷盗、挥霍,《宣和遗事》所写孙立等为救援杨志而杀防送军人、晁盖等劫取蔡京生日礼物、宋江私放晁盖及杀阎婆惜、以及他们的“统率强人,略州劫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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