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政治-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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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可以无奇不有，而使用的手段也可以无所不择，一切都在强力和阴谋中进行。如此，父子亲情远不敌那一切就毫不为奇了。
但是，越是研究武帝的一生，你还不得不越是佩服。一般的专制君主，到了晚年，大多堕入魔道，倒行逆施，万劫不复。而武帝以70高龄，竟然深知己非，洗心革面，而深深念及百姓的苦痛，毅然改换政策，真是至为难得。所以在历史上，汉武帝的英名永难抹煞，尤其是看了后面诸多老年君王昏庸暴虐、不知悔改之后。
杀母立子
汉武帝共生6子，立继承人一事踌躇难定。原来正宗的太子刘据因巫蛊案被杀，一子早死，剩余几个儿子全有继位的可能。燕王刘旦能文能武，是把好手，但刘据死后，刘旦认为两位兄长皆已不在，按次序该轮到自己当太子了，马上上书请求从诸侯国入京。这反而引起武帝的疑忌，他干脆将刘旦派来的使者下狱，立储一事自然泡汤。广陵王刘胥，是个赳赳武夫，力能扛鼎，喜嬉游射猎，敢于空手同熊和野猪搏斗，被判为“动作无法度”，也不在汉武帝考虑范围之列。素受宠幸的李夫人，有子昌邑王刘髆，最有被立的可能。但是李夫人之兄李广利率大军出征匈奴时，与丞相、也是亲家刘屈牦商量说早日请立刘髆为太子。武帝一日听到汇报，为了保证乾纲独断，防止外臣揽权，断然将丞相全家斩首，连随李广利出征在外的妻儿也未能幸免，全收入监狱中，刘髆也于一年多后病死。太子的名分理所当然地落到武帝晚年所纳的钩弋夫人之子刘弗陵身上。
武帝60多岁生刘弗陵，钩弋夫人得武帝晚年之宠应无可疑。刘弗陵生得白白胖胖，人也极聪明。武帝看看这个8岁的小儿子甚是可爱，决意立他为太子，但是有一桩隐隐约约的心事，武帝一时难以决断。
有一天，钩弋夫人偶然犯错，正好被武帝得知。武帝暴怒，突然大发雷霆，见惯风霜的老脸胀得通红。钩弋夫人觉得武帝浑不像平时模样，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她急忙脱下头上的首饰，叩头谢罪。武帝下令说：“送到掖庭狱去。”掖庭狱是宫中的秘密监狱，专门关押宫中的犯罪女性。钩弋夫人面无人色，在卫士们的挟持下频频还顾，武帝此时又大声呵斥：“快去，这回你不得活。”遵照武帝的指示，钩弋夫人被处死于狱中。
过了几天，武帝闲着无事，问左右说：“钩弋夫人被杀，外面怎么议论？”有人答道：“人家说：‘将立其子为帝，那又为何要杀她？’”武帝说：“对啊，这不是你们下等人所能明白的。自古以来，国家乱的话，都是因为君主年少，其母却青春正盛。女主独居，骄横难制，难免淫乱，做出乱七八糟的事来，而没人能够制止她。你们难道没有听过吕后的事情吗？所以我不得不把她杀了。”
用现代的法律观念来看，汉武帝此事做得不仅惨无人道，而且在法理上毫无根据。事实上，就是中国古代的法律，一般也都讲究罪刑相符，但是关涉专制权力中枢的偏偏另当别论。景帝时吴楚七国并没有叛乱，但是晁错从长远考虑，一定要将其削弱，即使逼他们真的叛乱也在所不惜。因为中央与诸侯国之间没有明文的契约关系，即使有契约也没有权威的机构监督执行，惩罚不依契约办事的一方，只有靠实力说话。正因为如此，有实力的一方不如趁早限制对方实力的发展，防微杜渐、以免酿成大乱。杀母立子正是循着这条思路推演的自然结果。有人认为武帝死时诸事疑点甚多，很可能是武帝猝死、霍光擅自废立。但是我以为光是杀母立子一事，表现出洞察一切的睿智和独一无二的原创性，不可能不出于武帝之大手笔，以霍光的脑筋还真不一定想得出来。
不过，靠牺牲一些东西来稳定国政，是否就是理想的政治境界？对于这个问题，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派人以为，“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就是这种观念的老祖宗。在他们的心目中，一条人命比天下更为重要，因为得天下不外乎是让百姓生活得更好，而以杀害无辜的手段取得天下，早已失却了得天下的本意，所以他们宁肯失天下也不愿杀一无辜。当然这一派人士在古代中国早被判定为迂阔而远于事情，无裨于世。另一派则主张以较小的代价去换取大局的胜利，如汉武帝的立子杀母。他们也许确实止息了后来本会发生的一场动乱，而后来这场动乱假若真的发生，代价当然远不止一条人命，所以从经济学的眼光来看显然划算。只是今天已身处21世纪初，世人早已眼界大开，明晓世界上有些民族还就是傻，真把百姓的一条人命当回事儿，连参加一场大战也要计较几个士兵的性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孟子所云未必就是迂阔和不切实际，而那些洞察一切善于以决断方式预防灾祸的也未必就是伟人。无论如何，尊重每一条生命毕竟更近于人性的理想境界。人类注定要在魔界和神界的接壤地区徘徊，正是有了对神界的倾心爱慕和不懈追求，人才不致于完全坠入魔界，而至今保持我们的人身。所以我们在叹服汉武帝睿智英明、敢于决断的同时，对他身处的环境和背景不能不加以清醒的省察。
霍光：忠臣抑或野心家？
在稍知西汉历史人们的心目中，霍光一人十分关键。他以霍去病异母弟弟的身份入侍宫中，受武帝临终托孤，自后辅政20年。不少时人及历史学家视之为伊尹。伊尹为商朝重臣，受先王嘱托辅佐几朝后王。太甲当政时荒淫无道，伊尹将太甲放逐出京，待到3年后太甲悔过，才接回复位，伊尹是一个敢于逾越常规但骨子里忠心耿耿的人物。偶尔也有人指责霍光过分揽权，逾越礼制，为乱臣贼子无疑。一褒一贬，针锋相对，不能不在霍光身上笼罩一层疑云。
按照史籍记载，霍光为人沉静详审，资性端正，连长相也潇洒至极。他身长1。68米，按当时男子的标准不算太高，但是脸面白净，眉目疏朗，更有一部好胡子，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正派、谨慎的君子。他为奉车都尉（管理御车），一直跟随侍奉皇帝，出入禁宫20余年，未尝有误，每次出入殿门，脚步都落在相同之处，人们在旁偷看，发现每次竟然不差分毫。武帝也正是默察霍光心性，认为可以嘱托大事，遂在死前托孤，杀母立子。昭帝8岁即位，政事全决于霍光。
霍光辅佐昭帝13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昭帝死时，无子，由霍光选武帝之孙、昌邑王之子刘贺为帝。刘贺即位27日，即由霍光作主，由皇太后出面废黜。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少见的废帝而不改宗庙之事。《汉书·霍光传》中有一长文，历数刘贺的种种悖乱之事，证明霍光等人的赤胆忠心和决断手段。事后霍光又立宣帝，6年后霍光病死，皇帝亲临其丧，下诏曰“功比萧相国”。
但是史籍中确实也透露出有关霍光的种种疑点。比如一般认为，武帝临终时向霍光等3人托孤，可是当时的右将军王莽（不是后来篡位的那个）之子王忽在宫中当侍卫，却到处宣扬说：“武帝病死时，我常在左右，何来遗诏向此3人托孤之事？不过是这帮小子相互抬轿造假罢了。”霍光听说后，将王莽找来切实痛责，王莽随后将儿子用毒药药杀。又说昭帝刚即位时，一夜殿中闹鬼，群臣相惊，霍光召来掌玉玺的官员，要代管玉玺。此人不肯给予，霍光便欲强夺，此人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更为可疑的是，霍光废刘贺时，将皇帝带来的200余人一道诛杀，这帮人在临死前大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刘贺即位时已有十六七岁，又当过诸侯王，手下有一批谋臣死士，可能想摆脱霍光专政的局面。霍光也正是看到这一点，才先发制人，所以有人便直指霍光为野心家和阴谋家，只不过是掩饰得较好罢了。
今日距西汉昭宣已2100余年，评论霍光如果只求之于史籍，确实难明。实际上，就是东汉班固作《汉书》时，所依据的材料也有可能被前人篡改过，班固只能根据说法不同的各种材料，折衷实录。后人对霍光各执一词，也都有其根据，并无确凿的铁证一定支持某方。
不过我们既然谈了这个题目，即使史料多阙，也不妨先撇开霍光而从别的角度借以观察。众所周知，文景时期主要信奉黄老无为之学，自从武帝即位，则马上褒扬儒家思想，以皇帝为天下至尊，刘彻一生便为建立专制统治一事费尽心力。我们前面说到无爵丞相和董仲舒等人时多有涉及，此处也不必详说。总而言之，经过武帝的努力，时人对中央强权已经习以为常，而以武帝办事的气魄和手段，比如杀母立子一事，也足以让人深深叹服而无从生出二心。昭帝一朝，承接武帝遗制，又遵循武帝晚年撙节爱民的政策，一时化解了诸多社会矛盾，人心翕然从之，中央权威的稳固则可以想见。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一个重臣，都不可能撇开中央权威而另搞一套。相反，只有在中央政权的旗帜下，自己的想法才有可能推行。如此说来，极端地看，即使霍光真是一个野心家，也不可能做出太过分的举动，他甚至不可能产生太过分的念头，因为任何思想也不过是现实条件的产物。只有当中央政权威信丧尽、掌权者又无德无能时，乱臣贼子才会应运而生。所以曹操一生不管如何克己，由于汉献帝的无能和东汉中央权威的丧失，便不能不产生过分的念头。《三国演义》对曹操的丑化，是广大读者一种自然的下意识的反应。如此，反过来看，霍光本人即使真有野心，也不得不采取谨慎恭敬的姿态，而终生保持谨慎恭敬，自然也就遏制了他产生太非分的念头。所以，霍光只能是霍光，而不是篡位的王莽。历史人物的行为常常并不完全出于自己的决定。
霸王道
做事情和做人的经验有时不妨谈谈，但是有一种经验是从来不能谈的，那就是治天下的秘诀。只有一次，汉宣帝无可奈何张口谈及，那也是为了教训儿子。汉宣帝在西汉一朝素有中兴美称，不管怎么说那一朝确实搞得比较成功，太子便常常跟在父亲身边学习经验。但是这位太子越来越对父亲的某些做法表示不满，因为宣帝专门重用依凭种种法律条文治人整人的官吏。太子从小学习儒家经典，还真是读了进去，心里边全是仁义道德，觉得天子父亲所为很不合圣人之道，于是常在宣帝身边劝谏，有一次忍不住正面进言说：“陛下对刑法太重视，我看还是得多用些儒生。”恰好宣帝此时也正想跟儿子谈谈，因为他感觉到这个继承人太不像自己，恐怕日后生祸。这时宣帝拉下脸来，严肃地说：“汉家朝廷自有制度，本以王道与霸道混杂而治天下，怎么能够纯粹用儒家的一套呢？何况俗儒不识时务，喜好赞扬古代而非议当朝，使人搞不清事实与表面的界线，不知道如何行事，何足委用！”一番藏在心底秘不出口的话说完，他料想儿子听到这些书本上永不会有但又有真正意义的金玉良言，应该悚然动容，至少应该认真对待，殊不想儿子一脸漠然，浑不以父亲的教训为意，宣帝喟然长叹曰：“弄乱我汉家天下的，一定是太子你了！”
当权者口吐真言，从任何角度看，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均非易事，所以宣帝的这番话极值得我们咀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