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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

暧昧的政治-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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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期”的历史性突破,自由的气氛促开了百花的怒放,那么,随之而来的秦汉帝国则为自由泛滥的水流作了严整的规范。没有这种严整的规范,中华文明很可能已如清澈的雪水消失于干涸的沙漠。但如果没有逸出规范以外的司马迁和《史记》,中华文明将必定没有内在的活力而暮气沉沉、死水一潭。一个健全的社会永远需要这种内在的张力。

 看透男人的女人

与陈阿娇皇后一般,汉武帝另外几个女人的出场都很有戏剧性。卫子夫是他一见钟情,在上厕所由她服侍时当场就发生关系的;而钩弋夫人据说小时两手踡缩,不能伸展,武帝以手摩挲,她的两手马上张开,由是得幸。但是与她们相比,李夫人的出场更具美感,那简直就是一章凄美的言情小说:那时的宦官李延年,嗓音优美,飘摇善舞,他每出一支新曲,听者无不心魂摇荡,今日的许多流行歌星,断然没有他的动人风采。一日他服侍武帝,歌新曲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一曲婉转多姿、凄美悲艳的歌舞,将唯美主义的情致发挥到极致,富有想像力和情趣的武帝岂能无动于衷?他当即喟然长叹曰:“大妙!可世上岂有此等美人?”这时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马上进言,说李延年的妹妹,妙丽善舞,足可当佳人之称号。武帝于是立召入见,果然美不可当,由是得宠,产一子。

但是好景不长,年轻貌美的李夫人突患重症,一病不愈,拖了一段时间,竟然觉得大祸临头。武帝听说这个消息,大悲,亲自前往慰问探望。躺在床上的李夫人用被子蒙住头,向武帝道歉说:“我久病,形貌毁坏,不能见皇帝。请你照料我们的儿子和我的兄弟。”武帝说:“夫人病重,眼看有危。在此刻你见我最后一面,拜托我这些事,不是更适当吗?”李夫人道:“按照道理,女人貌不修饰,不能见君父。因此我不敢见帝。”武帝说:“夫人倘见我一面,我将加赐千金,并任命你兄弟当大官。”李夫人说:“任命不任命完全是你的事,不在于我见不见一面。”这样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好几回合,武帝开始懊恼,而李夫人则抽泣唏嘘,语不成声。武帝看看实在没有办法,愤然起身离去。等到皇帝走远,在旁陪伴的李夫人的姐妹都责备李夫人:“你难道真不能与皇上见最后一面而拜托我们的兄弟吗?为什么对皇上那么固执?”这时只听李夫人说出一番话,直使听者如醍醐灌顶。她道:“我之所以不愿见皇上,正是因为想重重将兄弟们拜托给他啊。我因为什么来到皇上身边?不就是因为貌美么?凡是以相貌受人宠的,色衰必然少爱,少爱恩情就断。皇上之所以对我念念不忘,只是因为我平时貌美的缘故。现在如见我形神枯槁,面容丑陋,再无原来的美貌,必然产生厌恶之心,恨不得马上丢弃我,哪里还会由怀念我而推恩任用我的兄弟呢?”

世上多的是充满真情的人们,但是将男女之爱看成别的内容的人至少也同样多。像李夫人这样洞察世情,将武帝这类男人看得透透的,灵台清明,毫无遮蔽,不被以前的受宠迷惑,真可说是有大智慧的人物。然而我们能在李夫人身上看到的远不止此,因为李夫人虽然将男人看得透透,但也不因此而愤世嫉俗,不是看破男人的弱点就百般绝望,万种不平,而是承认这种现实,从而冷静地面对,进而真实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这种睿智和气度岂是一般人所能随便拥有?其实,扩大来看,其他事情也何尝不是如此!比如大家从少年起就被灌输的许多理想,到青壮年时不也大多为现实所击碎?只有最具有智慧的人才能清醒地面对生活的灰色,而永远执著地守卫心头那一片翠绿的野园。

 东海孝妇

东海孝妇的故事出于《汉书·于定国传》,发生时间已无从稽考,大抵可定为武帝时期。初提这个故事可能知者甚少,其实它历代流传,逐渐丰满,至元代衍变为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名剧《感天动地窦娥冤》,那已是蜚声中外的杰作了。

东海乃西汉时徐州一郡,下领38县,大致相当于今山东南部及江苏北部一带,治所在今山东郯城北,亦是当时文化中心之一,所以流传下甚多的故事与人物。

且说东海某地有一孝妇,婚后无子,丈夫又早早死去。她见公公也已谢世,婆婆孤身一人,难以度日,甚为可怜,便立志不再改嫁,谨身侍养。那时对妇女的要求远不如以后那样苛刻,贞节观念也远不如后世那样讲究,像汉武帝的生母便是先结婚与人家生过一个女儿的,再被她父母强要回来嫁给太子,人们也无以为异。所以东海孝妇不是受制于习俗而纯从人的同情心、责任感等出发来决定不再改嫁,这种道德自觉确实让人非常佩服。

这位婆婆也是很为人家着想的人。她为自己风烛残年拖累一个如花少妇,很是惭愧,几次想把媳妇改嫁出去,都遭媳妇拒绝。婆婆跟邻居深叹:“媳妇养我勤且苦,她的命真是可怜,无子守寡,将来有何依靠?我自己已老了,这样拖累年轻人,真是何必!”看着媳妇的辛苦和挂念媳妇的来日,婆婆一天下了狠心,上吊自杀。不料婆婆有个已出嫁的女儿,是个刁蛮不讲理之人,奔丧既毕,便直指这孝妇为杀人凶手,上官府告发。官府遂拘捕孝妇,孝妇当然不服,于是上堂一顿酷刑,辣手摧花,可怜如花似玉的少妇,顿时血肉模糊。吃打不过,少妇只得承认。杀人案件既以勘破,恶吏整理好全套文书档案,上报到东海郡的法律机构。

在郡中掌管法律事务的是于公,他在当地以公平著名。据说那里被判刑的罪犯,如是于公经手的,总是心服口服,无甚怨言。于公接到这桩案子,心生疑惑。从案情看,此少妇丧夫已十来年,要改嫁婆婆早已同意,要谋财家徒四壁无财可得,根本没有丝毫犯罪动机,何况她供养婆婆长久,孝名远著,更不会做出此等事情。于公向太守禀报自己的看法,太守则以少妇供词回答。中国古代一直不禁对犯人施加肉刑,尽管有路温舒等人知道“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的实情,但是对屈打成招的后果在法理上从未有过周密的考虑,所以太守一固执己见,于公说干喉咙也无济于事。但于公实在无法执行,于是抱着此案档案,嚎啕痛哭于大堂上,哭毕,辞官急去。太守则将此女活活诛杀。

怪的是东海郡从此大旱,绵延3年,民不聊生,太守因而调任。新官上任,先通过卜筮来推测上天为何降罪。闻讯赶来的于公曰:“3年前有一孝妇冤案,从案情看,孝妇定无罪,但是前任太守一定要杀了她。问题大概就出在那里罢。”新任太守于是杀了牛,亲到孝妇墓上祭扫,并立碑为志。立时,从天普降大雨,当年全郡五谷丰登。

在这个情节曲折、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中,最主要的角色却是天。天虽无言无行,却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为。天洞悉人世间的奥秘,更惩治人世间的罪恶,保证正义的伸张。更有甚者,在古人的心目中,天还能选择人世的统治者,以吉兆宣示天子的仁德,以灾祸显示天子的失于正道。畏天敬天,乃古代人行事之根本法则。上古的《尚书》中《汤誓》记载,商朝开国之君汤欲伐夏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诛杀)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前往讨伐,使夏朝归于正道)”;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晚到元代的关汉卿,写《窦娥冤》时还有这段著名的曲词: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欺硬怕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哎,只落得双泪涟涟。

后人常常夸赞关汉卿在此对天地鬼神的控诉,殊不想天降6月飞雪,终促成窦娥沉冤昭雪,“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毕竟还是天英智神明。所以在今天看来无聊之极、小事一桩的骂天斥地,在古人则成为不得了的狂悖恶行,《汉书》写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在儿子病死时,仰面骂天,这一事已足证此人该杀之极,我们也可凭此窥见当时之流行习俗。

当然,天道神明的观念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退潮,也是铁定的事实。汉代还相信皇帝真是天的儿子,后来这种神圣性就逐渐消退,宋以后更是人事化。尤其是20世纪以来,现实权威全面推行,科学和现代理论普及,中国可以说基本摆脱了天地鬼神的传统观念。但是,这种迷信的驱除是否就一定有利于善行等事在社会中的推广?稍有知识的人士当然会作否定的回答。其实道理非常简单:许多古人本也不相信天地鬼神之说,只是人世又靠什么去维持?——法律?道德?……在法律和道德后面实在还有一个更大的前提,那就是正义。但是正义不可捉摸,无影无踪,它依靠一系列生活习俗、流行观念、理论体系等慢慢铸成,而且随时代而大幅度变化,对迫于生计、无暇深思的平民百姓尤其缺乏硬性的约束力量。所以天地鬼神之说才得以萌发盛行,借无所不在的神来维系正义,一方面以此制约最高统治者,一方面规范芸芸众生,这样最节约交易费用,也最具有威慑力。后来佛学传入中土,正统士大夫虽然恪于传统理智观念,不愿接纳,但他们也知道对百姓来说地狱轮回之说更为有效,更能约束普通人的恶行,也就放任不管,甚至暗中推波助澜。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文学家魏禧已一语点破:“刑赏穷而作《春秋》,笔削穷而说地狱”,就说出了对这种非理性制约方式的需要。因为在这种迷信观念下生活,恶行必遭惩治,善行则有好报,人人更为放心,也更为放松,可以争做善事而不做或少做坏事。东海孝妇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在迷信已被基本驱除、尼采宣布“上帝已死”的今天,自我约束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首要难题。灿烂星空在我上空、道德律令在我胸中毕竟只是至圣大贤的崇高境界,自觉的道德修养对芸芸众生来说更为遥远。当然科学等领域的发展使得神道设教成为永远的陈迹。问题是如何才能造成普天之下奔走于生计的普通平民的道德自觉?在东海孝妇和《窦娥冤》之后,我们又能做些什么?相信这是时代对人文学科工作者提出的首要课题。

 太子造反

汉武帝刘彻的一生,越看越像一个奇迹。以他16岁登基的经验和深宫养成的才干,不仅守成有余,而且还大刀阔斧地开辟出大帝国的一个崭新局面。他平生行事,败笔甚少,即使是他与方士的毫无效验的交往,也可看成是一种丰富想像力的努力尝试,后人可以一笑了之,用不着大相挞伐。你如果想将秦皇汉武等等一笔勾销,恐怕远不那么简单,因为后来许多帝王的表现比起他来远远不如。他平生真正的憾事,惟有太子造反、父子交恶,最后父诛亲子,铸成人寰内惨痛悲剧。

武帝29岁时,卫皇后生子刘据。以当时人的情形,至少可算中年得子,武帝尤是宠爱,早早立为太子。刘据性格仁恕温谨,与其父亲杀戮由心的脾气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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