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颠与文明-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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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治疗术中对感情的利用，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心理治疗。利用感情来医治痴呆，不过是想突破灵肉统一体的结合点，利用一个事件的双重效应，利用这些效应之间直接呼应的意义。用感情来医治疯癫意味着人们承认灵与肉的相互象征意义。在18世纪，恐惧被认为是一种最适宜让病人激发出来的感情。它被视为对躁狂症患者和精神错乱者加以约束的天然补充手段。人们甚至没想了一种纪律，即要让臊狂症患者的每一次狂怒发作都将立刻伴有一种恐惧作为修补：“只有用武力才能压制躁狂症患者的发作，只有用恐惧对付狂怒，才能制服狂怒。如果在狂怒发作时，将公开出丑与对惩罚的恐惧联系在一起，印在病人的脑子里，那么这二者就会难解难分，成为一对毒药和解药。”但是，恐惧不仅仅对疯癫的后果起作用，而且还能对付和压制疾病本身。实际上，它能使神经系统的运转便滞，抑制其过分活跃的纤维，控制全部紊乱的运动。“恐惧是一种能减弱大脑兴奋的感情，因此它能对抑制过度的兴奋，对躁狂症患者的暴怒尤其有效。”
如果说恐惧一愤怒的相克关系能够有效地用来制止躁狂症患者的躁动，那么反过来也可以用于医治忧郁症患者、疑病症控者以及各种具有淋巴质气质的人的莫名恐惧。梯索重新提出发怒是胆汁的释放结果这一传统观念，认为发怒有助于化除淤积在胃和血液里的粘痰。发怒时神经纤维变得紧张，因此振作起来；这就能恢复原已丧失的弹性，使恐惧消散。感情疗法是基于一种由来已久的关于品质和运动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品质和运动可以直接以各自的方式从肉体转移到灵魂，反之亦然。谢登曼特尔（Scheidenmantel）在论述这种疗法的文章中说，“当医治需要在体内造成这种感情所产生的那种变化时”，就应使用这种疗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可以普遍地取代其他各种物理疗法，因为它是唯一能够产生同样效果的不同方法。在感情疗法和药物治疗之间没有本质差别，它们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深入身心共有的那些机制。“如果用理性不能使病人去做恢复健康所必需的共，那就应该用感情。”
物理疗法同心理或道德疗法之间的差别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古典时期这种差别不可能被当作可信的，至少是有意义的区分。只有当恐惧不再被视为一种抑制运动的方法，而仅仅被视为一种惩罚时；当欢悦不意味着有机体的舒张，而意味着一种酬报时；当发怒仅仅是对有意羞辱的一种反应时；总之，当19世纪通过发明著名的“道德疗法”而将疯癫及其医治引入罪想领域时，上述区分及其各种蕴含才开始存在。只有当对疯癫的关注转向对责任者的审问时，物理性和道德性之间的区分才在人们思想中成为一个实际的医学概念。当时所规定的纯粹道德范围严格地规定了现代人在内心深处探索自身深度和自身真理的范围。在19世纪上半叶，物理疗法往往成为由某种天真的决定论所设计的疗法，而道德疗法则往往成为一种可疑的自由所创造的疗法。心理学作为一种治疗手段从此以惩罚为中心来建构。它首先不是解脱病人，而是按照严厉的道德要求制造痛苦。“不要去安慰，安慰是徒劳无益的；不要诉诸说理，说理是无济于非的；不要与忧郁症患者一起悲伤，你的悲伤只会加重他们的悲伤；不要对他们装出欢快的样子，那样会伤害他们。此时需要的是沉着冷静，在必要时还需要严厉。让你的理性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在他们身上有一根弦还在振动，那就是痛苦；要敢于找动它。”
医学思想对物理性和道德性的区分并非出自笛卡地关于物质的定义。在苗卡地之后一个半世纪内，医学并没有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层次上吸收这种区分观念，也没有把这种物质区分理解为有机体与心理的对立。古典时期的医学理论，无论是拥护笛卡儿的还是反对笛卡儿的，都没有把笛卡地的形而上学二元论引进到对人的研究中。而且，当人们开始做出这种区分时，并不是由于重新肯定了《沉思录》，而是由于对越轨做了新的解释。在医治病人时，惩罚手段的使用才使肉体治疗同心灵治疗区分开来。只有当疯癫变成了罪意，才可能出现纯粹的心理治疗。
然而，古典时期的整个医学实践可能会成为顽强反对上述看法的证据。纯粹的心理学因素似乎已经在医疗方法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否则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即在不用肉体治疗的情况下，古典时期的医生非常看重对病人的告诫、规劝和讲道理？如何解释索瓦然所表述的同时代人的一致看法，郎“只有身为哲学家才能医治心灵疾病。因为其病很不过是病人要得到他所喜爱的东西的强烈欲望。医生的部分职责就是，用坚实的道理向病人说明，他所欲求之物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以此使病人改邪归正。”
但是，这种治疗疯癫的方法同我们前面讨论的方法一样，都不是心理疗法。语言作为真理或道德的表述，与肉体有直接关系。达维尔在《论女子淫狂》的论文中说明，采用或拒绝一个伦理原则会如何直接改变人的机体运作过程。然而，有些方法是旨在改变灵肉共有的特性，而有些方法则是用话语来医治疯癫。这两类方法有本质差别。前一种方法是一种隐喻法，认为疾病是本性的败坏。后一种方法是语言法，认为疯癫是理性的自我冲突。在后一种方法起作用的领域里，是从真理和谬误的角度来“治疗”疯癫的。这里所说的“治疗”包括“对待”等含义。总之，在整个古典时期，有两类并行不掉的医治疯癫的技术系统。一类是基于某种关于品质特性的隐含机制，认为疯癫在本质上是激情，即某种属于灵肉二者的（运动——品质）混合物。另一类则基于理性自我争辩的话语论述运动，认为疯癫是谬误，是语言和意象的双重虚幻，是谚妄。构成古典时期疯癫体验的、感情的和谚妄的结构循环圈在这个技术世界里再次出现，只不过表现为更简略的方式。其统一性只是隐约表现出来。而明显可见的则是疯癫医学的二元性，抑制该病的方法的二元性，对待非理性的方式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几乎是一种对立性。后一类医学方法可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
1．唤醒法。因为谚妄是人的白日梦，所以必须使檐妄者摆脱这种似睡非睡的半昏迷状态，使之从白日梦及其意象中真正清醒过来，这时感知意象就会驱散梦幻。笛卡儿在《沉思录》中从一开始就寻找能逐一扫除各种幻觉的绝对清醒状态，最后他反而在梦幻的苏醒中、在对被欺骗的意识的意识中发现了这种状态。但是，在疯人那里，医学必须起唤醒作用，把笛卡儿式勇气的寂寞变成一种权威性干预，通过清醒的而且确信自己清醒的人来干预半睡半醒的人的幻觉。这是一条武断地缩短笛卡儿的漫长道路的捷径。笛卡地在其结论中，在一种水不自我分裂的意识的二元化中所发现的东西，正是医学要从外部通过医生与病人的分裂强加给病人的东西。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复制了“我思”之片刻与梦幻、幻觉和疯癫之时态的关系。医生完全是一个外在的“我思”，与思考本身无关，只有用一种闯入的方式才能把“我思”加到思考上。
这种惊醒方式是最常见的医治疯癫的方法之一。它常常采用最简单的形式，而这些形式同时却包蕴着最丰富的意象，被认为最具有立竿见影的效力。据说，有一个少女因过度悲伤而患惊厥病，一次在她身边开枪却使她康复。这是一个对唤醒法的夸张图解。其实不必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突然而强烈的情感也同样有效。正是根据这种精神，布尔哈夫在哈勒姆（Haarfem）Q4J进行了著名的惊厥治疗。当时在该城医院里，流行着一种惊厥病。大剂量的镇疼药对此毫无效力。布尔哈夫命令“搬来若干烈焰熊熊的火炉，把铁钩放在炉中加热。然后他大声宣布，因为迄今各种医治惊厥的方法都证明无效，他现在只有一种医治方法了，这就是用烧红的铁钩来烙惊厥病人（不论男女）的手臂，直至烧到骨头。
比较缓慢但也更正视真理的唤醒方法是从理智本身出发，让理智循序渐进地但又一往直前地穿过疯癫领域。威利斯根据这种理智及其各种形式来寻求对各种疯癫的医治方法。例如，医治低能地，需使用一种教师的智慧。“细心而又热心的教师应全面地教育他们”，应该一点一滴地、不厌其烦教给他们那些学校里教授的东西。医治忧郁症患者则需要那种奉行最严格而又最明显的真理形式的理智。在无可辩驳的真理面前，病人谚妄中的幻觉就会消失；这也是极力推荐病人钻研“数学和化学”的原因。对于其他病人，奉行井然有序的生活的理智将能减少他们的谚妄。在这方面，除了关于日常生活的真理外，无须再强加给他们其他真理。他们可以留在家中，但是，“他们必须继续处理自己的事情，管理家务，安排和经营自己的产业、花园、果园和耕地。”相反，对于躁狂症者，需要从外面，必要时用暴力，将严格的社会秩序强加给他们，这样才能使他们神智清醒过来，接受真理之光：“为此，病人应被置于特殊的房间里，由医生或训练有素的助手来医治。他们用警告、规劝和当下惩罚来使病人始终循规蹈矩，格守职责。”
在古典时期，这种医治疯癫的权威性唤醒法逐渐丧失了最初的含义，仅仅成为使病人重新记住道德戒律、弃恶从善，遵从法律的手段。威利斯依然想使病人重新面对真理，而索瓦热则对此已全然不能理解。他认为承认善便是神智清醒：“错误的道德哲学使那些人丧失了理性，因此，只要他们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