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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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夫妇携带两个孩子和孩子的外婆，与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及另外两位教授走出了自己的住所——北总布胡同三号院大门。众人行色匆匆，许多往事已来不及细想与回忆，时间的分针秒针走过心头犹如针刺，临上车的一瞬，多愁善感的林徽因，心像被什么东西拽了一把，一阵酸痛袭过，泪水夺眶而出。她知道，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心爱的故园。尽管此前医生曾经有所警告，说她的身体难以承受千里奔徙的颠簸流离之苦，但林徽因只有面对严酷的现实，无奈中悲壮地答道：“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天地茫茫，江山苍黄，不只是林徽因的寿命由天决定，一旦离开了与生命相伴了十几年的居所，梁家五口的命运之舟也只有随波逐流，听阴曹地府的阎王爷，甚或哪个主事的判官、小鬼来打发处置了。
这个时候北平的情形是：东面有日本傀儡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军万余人驻守；北面的热河集结着大量日本关东军；西北面的察哈尔有伪蒙军约4万人驻防。三面受困的北平只剩下向南的一条通道——平汉铁路。而这条紧挨卢沟桥的交通大动脉，由于战争爆发被切断，流亡的路，只有从北平乘车到天津，转水路绕道南下。许多年后，梁、林夫妇的儿子、当时只有5岁的梁从诫道出了凄风苦雨中离别北平的情形：
临行的那天应是一个特别悲凉的场面，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倒记住了在去天津的火车上，坐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我们竟然和他们挤在一节车厢里。爹爹闭着眼在那里假寐，我却极有兴趣地在那里观察日本兵手里的“真枪”，一个日本兵冲我笑笑，还招招手。我就挨了过去。他让我摸摸他的枪，正在我十分兴奋的当儿，只听见背后一声怒吼：“小弟，回来！！”一回头，爹爹正怒不可遏地瞪着我。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吓得半死，不敢再看那个日本兵，赶紧挤回妈妈身边。就这样，我们告别了北总布胡同三号。＇18＇
到达天津后，梁思成一家和清华的金岳霖等稍事休整，然后乘圣经号轮船到青岛，再由济南、郑州、汉口，最后到达长沙。在天津上船前，梁思成无法预料自己和家人的前途命运，遂把他此前用英文写就的几篇关于发现古建筑的学术论文与林徽因写的信一同寄给美国的朋友费慰梅，请她设法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在国外发表，并附上一张纸条，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我们都平安，一个星期前我们抵达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岛，从那里途经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这期间尽可能不要遇上空袭。等到战争打赢了，我们就可以结束逃难生涯。”＇19＇
轮船鸣笛起航，站在圣经号甲板上的梁思成一家，眺望渐渐远去的陆地与岸边的点点渔火，一定没有想到他们到了长沙之后再转昆明，最后辗转到一个未曾听说过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隐居下来。他们或许认为中国很快会打赢这场战争，自己也会很快随之返回留下了人生无数美好与温馨记忆的故园。但正如此时同他们一道站在甲板上，眼望浪花翻腾、海鸥飞舞的宝贝儿子梁从诫在许多年后所说：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20＇
且将怀想寄清风，明月依依送远客。残淡的星光照耀下，梁思成一家与金岳霖等随船到达青岛，尔后转乘火车向济南驶去。经过近二十天的奔波，总算到达了长沙。按照老金致费慰梅信中的说法，“一路上没出什么大岔子，不过有些麻烦已经够难应付了。我们绕来转去到了汉口，最后总算到达长沙，这时已是十月一日了。联合大学十一月一日开学。”＇21＇
身体本来单薄、瘦弱的林徽因，经过近一个月的颠沛流离，早已疲惫不堪，刚刚抵达长沙，就患病发烧，只好暂借朋友处休息。待病情稍有好转，梁思成奔波几天，总算在火车站旁租到了一个二层楼房上层的三间作为全家的栖身之所。
此时，流亡的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的教授、学生及部分家属，几经辗转纷纷来到长沙，相聚于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陌生的地方。大家相互见面，自是感慨多多，当初在北平夜幕中与梁思成分手的赵忠尧，把盛装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向长沙进发。为躲避日本军人与伪军的盘查，他绞尽脑汁，昼伏夜行，一路风餐露宿，几乎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只有手中的咸菜坛子与他形影不离，双手磨出了道道血痕。当破衣烂履、蓬头垢面的赵忠尧，在离北平一个多月后，拄着一根木棍，手提咸菜坛子，晃晃悠悠地来到临时大学办事处报到时，工作人员认为是一个乞丐未加理睬。待这个“乞丐”将坛子慢慢放下，声称要找梅校长单独说话时，梅贻琦正从内室出来送客。赵忠尧一声低沉沙哑的“梅校长”，梅贻琦先是一惊，继而泪水涌出了眼眶……
赵忠尧得知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已抵达长沙，专程登门看望和拜谢，其间遇到了许多梁家的朋友和清华的熟人。这些来自沦陷区的朋友相聚一堂，除了寻找一点家庭的温暖，更多的是怀着抗战的热情与对沦陷区亲人的牵挂抒发胸中块垒，预测战争局势和中国的未来。大约十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两位从南京来的学者又主动找上门来，梁思成夫妇一看，大为惊喜。来人一是老友李济，一是自己的弟弟梁思永。在这战火连绵、危急四伏的异地他乡，思成、思永兄弟相见，手足之情自不待言。而梁思成夫妇与李济的会面，亦非一般朋友故旧所言表，双方自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大师云集清华园
站在面前的李济，与梁氏家族两代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其深厚的友谊肇始于清华国学研究院。
1921年初，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校长积极倡导下创建研究所国学门，蔡元培亲任所长，由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北大教授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所聘教授除本校名师，还聘请社会上名声显赫的鸿学硕儒罗振玉、王国维为通信导师。此举开创了在大学校园内设立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学问的先河，一时为天下儒林所重。与北大同为北方教育重镇的清华学校，自1911年建立后，其体制只是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相对薄弱。＇22＇眼见蔡元培把北大国学门搞得红红火火，清华学校教授与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不断发出清华亦应仿效北大，增强国学教学研究，以传播民族文化香火于天下的吁请。
在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中，1924年初，清华学校当权者报请政府批准，欲正式“改办大学”，校长曹云祥专门函请周诒春、胡适、范源濂、张伯苓、张景文、丁文江等六位名重一时的学术、教育界大腕担任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六人中，除前任清华校长周诒春婉言未就，其余五人均接聘。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限制，经过多次商讨、斟酌，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培养目标是“训练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23＇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同时吸收欧美、日本等国际学术前沿的积极成果，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
计划既定，清华校长曹云祥即动员早在1917年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教授胡适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尚不算糊涂的胡适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并建议曹校长根据中国学界的优秀传统，采用宋、元时代书院的导师制，兼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深以为然，表示请胡氏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绵延中国文化血脉。但此时的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等诸前辈那“高山仰止”的国学气势和学界泰斗的真实存在，以及王、梁等人作为文化昆仑在天下儒林所展现的高山之高，大师之大的伟岸身影，他再次清醒又谦虚地说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启超）、王静安（国维）、章太炎（炳麟）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24＇
1925年2月，在曹云祥校长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聘请由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一代名士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自此，吴宓开始协助校长曹云祥积极物色延聘国内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来院执教。＇25＇
按照当初胡适的建议，曹云祥让吴宓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前往几位大师居处一一聘请。时年49岁的王国维（号观堂），作为满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自然属于旧派人物（南按：王曾任满清宣统朝五品衔“南书房行走”职）。半年前，王国维因不满北大国学门沈兼士等人的一些做法，愤然辞去通信导师一职。1924年秋，脑后长有反骨的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率部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战争中，中途倒戈，悄然拉着队伍从前线回到北京，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冯玉祥下令将国民政府总统曹锟囚禁，未久又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取消国民政府对皇室的一切优厚待遇。1924年11月5日上午，冯玉祥擅自派出的国民军包围了紫禁城，宣布废止对清王室优待条件的函文，限令清逊帝溥仪三个小时内搬出皇宫。仍以皇帝自居的溥仪看了函告，惊慌失措，在军队胁迫下，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交出了皇帝印玺，收拾了私物，遣散了太监和宫女。当天下午，被监护离开皇宫紫禁城，搬到后海甘水桥生父的居处醇王府暂避锋芒。
溥仪被逐出宫，王国维的“南书房行走”差事也自然化为泡影，王氏只好在家著书度日。正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曹云祥校长托胡适向王国维转交一封非正式的印刷体聘书，并让胡对王就研究院性质与教授程序作一番解释说明。王氏深怕机关中人事倾扎，本不欲就聘，后经胡适说和，加上胡又动用自己的汽车专门拉着王国维到清华园转了一圈，王始有进清华的念头。
此次吴宓再次登门，对王国维这位晚清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作过一番了解研究，计定了对付方法，力争一举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