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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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的有效合作，清华研究院的考古学稳步发展，成效明显，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台柱。该所成立时，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的马衡，曾主动提出想参加考古组，但遭到傅斯年的拒绝。在傅心目中，志同道合的理想人选是从事新兴考古学的李济而非金石学家马衡。”参见《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桑兵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原所长杜正胜将以上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引伸与推理，他提到1979年夏鼐在记述考古组主任产生时曾说过，“所中提名二人，一位是著名金石学教授，另一位是年轻而具有一定的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归国留学生。蔡元培院长选择后者，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夏鼐所说的金石学教授指马衡（字叔平），年轻学者指李济。对于这一说法，杜正胜认为：“夏鼐虽在史语所工作过，唯其生也晚，对创所的历史并不清楚，也不了解史语所成立时的运作，成员不是院长选的，故多想象之词。史语所设置的目的是在提倡新学术，不是要找闻名的老教授来装点门面。十七年十二月，李济给傅斯年的信谈董作宾第一次安阳发掘，提到‘北大马叔平曾间接表示欲参加此事’，探问傅的可否。可见史语所一成立，马衡就想加入。过了快一年，马衡同时写信给傅斯年、李济与董作宾，正式提出参加考古组的要求，傅斯年立刻拒绝，李济向傅报告他与董作宾商酌过，完全赞同傅的决定。他说‘彦堂已拟以极客气信致马叔平，弟亦将客气地回复他’。这无关乎人事倾轧，而是对知识的态度和追求知识方法的歧异；如果说是门户，那也是‘道’不同的缘故。”
杜正胜又说：“学问有新旧，
人有老幼，但二者并无必然关联。傅斯年拒绝前辈学者马衡（时年四十七岁）于千里之外，却对另一前辈陈垣（时年四十八岁）欢迎之唯恐不及。……傅斯年与陈寅恪那么竭诚欢迎陈垣，就是因为他的敦煌研究是‘今日学术之新潮流’，他是一位‘预流’者，取新材料研究新问题，‘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陈寅恪语）。陈垣和史语所志趣相投，而且成绩斐然，可以让欧洲和日本学者不敢轻视中国无人，故引为同道。”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载《新学术之路》（上），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印行。）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在他的眼中，陈垣乃当之无愧的“预流”者，可惜的是陈垣一生终未能入主史语所成为专任研究员。
＇15＇据考古学家石兴邦在一篇回忆郭宝钧的文章中说：“他（郭宝钧）在考古生涯中，也遇到些不尽如人意处，传说他在中研院时期，不被当时领导所重视，因为当时中研院集中了好些从国外留学回来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博士和根基深厚的国学饱学之士，而他是一个土专家。听说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明知他不懂英文，有时和他用英语说话，是捉弄他。”
对郭宝钧遭到的这一不幸，石兴邦则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倒不相信傅先生有捉弄他的意思，因为当时在史语所学者间用英语讲话是常事，我在大学的几位老师就是史语所的研究员，有时和你谈或解释某个问题时，间或用几句英语。我在大学三年级时，给凌纯声院士当助手，在他的套间办公，有时也用英语问话或找材料。我想傅先生用英语向他问话，是习惯使然，不会有恶意。”（《我所知道的郭宝钧先生》石兴邦
载《中国文物报》2003年6月1日。）
或许，石兴邦的解释有些道理，但作为留洋的“海龟”，总在一些土包子面前呜哩哇啦地说一些鸟语，总让局外人感到有显摆之嫌，尽管毫无恶意，但令听者感觉不怎么舒服。1945年7月，傅斯年一行抵达延安对中共领导人进行访问，在和中共领袖、当年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长谈时，傅斯年似乎没有用中英文混合的词汇来应对毛。究其原因，在安阳的郭宝钧只是一位普通的土包子工作人员，而此时的毛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月薪只有8块大洋的北大图书管理员了。看人下菜碟，傅斯年也未能免俗。
＇17＇《20世纪中国大事年表》，贾新民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8、19＇李济《城子崖？序》，转引《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20＇《东北史纲》（卷首
引语），傅斯年、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著，转引《傅斯年全集》，第二卷，374页，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1、23＇《东北史纲》，第一卷，第一章，转引《傅斯年全集》，第二卷，396页。
＇22＇潘光哲《傅斯年与吴晗》，载《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24、26＇《安阳发掘报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1933年4期。
＇25＇安特生（Johan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年），瑞典地质学家，对于中国近代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作过重要贡献。他于1914年应中国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张謇之聘来华任矿政顾问，此前他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曾两次率考察队赴北极、南极探险，对未知领域有强烈的探寻、求知欲望。1910年任国际地质学大会秘书，并组织过国际性的铁矿资源调查活动，主编了《世界铁矿资源》等学术名著，当时已是享誉世界的著名地质学家。来华初期，在丁文江主持的地质调查所协助下，安特生对中国北方的煤铁资源，如对斋堂煤矿产煤和储煤情况，华北龙烟铁矿的发现与调查等作了大量工作。由于当时处于风雨飘摇和军阀混战状态下的北洋政府，“没有人会利用他这样的专家”，导致这位年薪18000块大洋的顾问（当时北大名教授的月薪是300多块大洋，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月薪大洋8块）长期处于休闲状态。
在这种情形下，安特生偶然于北方地质调查中发现了古生物和新石器时代的器物，同时敏锐地感觉到其中蕴藏的巨大科学价值，从此他的兴趣和热情迅速转入了中国史前考古发掘与研究领域。在地质调查所主要负责人丁文江、翁文灏的支持下，安特生从瑞典方面争取到资助经费，以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任委员长的瑞典中国委员会（1919年成立），先后向中方提供了85万克朗的资助。正是得此慷慨资助，才使安特生在中国大地上大显身手，先后在内蒙古发现了绥远青铜器，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著名新石器文化遗址，在甘肃发现彩陶等，从而提出了著名的“仰韶文化”概念，并成为中国学生历史课本中的重要一页。在这一时期，通过安特生对北京西南的房山县周口店龙骨山等地区化石的调查研究，引发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大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和研究。（参见李学通《为中国科学“打工”的洋人》，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7月13日）１９２６年，安特生衣锦荣归，在他的祖国受到了空前隆重的迎接。不久在斯德哥尔摩筹建了远东古物博物馆并出任馆长，以整理所搜集标本终了一生。安氏有《中华远古文化》、《黄土的儿女》等英文著作问世。
1927年1月10日，梁启超在清华园观看李济运回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器物后，给远在美国的梁思永写信“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所谓“这个案”，就是指学术界争论许久的中国文明起源是土生土长的，还是由西方传入的问题。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兴起，部分外国人的文化殖民心理也随之膨胀，不承认中国古代文明有自己独立的起源。如17世纪中叶，耶稣会士、德人祈尔歇（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6）就提出中国文明源于埃及说。此人在1667年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图说》一书中，说《圣经》所载的闪的子孙率领埃及人来到中国，把古埃及文字传授给中国人。此后持中国文明西来说者层出不穷，一个共同特点是否认中国文明的远古，不相信远古的中国人会创造出辉煌的文明（参见李学勤《古代文明与“夏商周断代工程”》，
载《炎黄文化研究》，第3辑，1996年。）
1983年3月，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应日本广播协会（NHK）邀请，针对颇受争议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在日本作了几场演说，夏氏称：“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在西方，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这种说法，很久以来就有了。18世纪后半，法国人约瑟夫？德？岐尼（Josephde
Guignes，或译德经）认为，中国人乃是从埃及殖民过来的。另外两位法国的汉学家波提（M。G。Pauthier）和卢内尔曼将汉字和楔形文字进行比较，提出了中国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有亲缘关系的说法。英国的东方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Lacouperie）将中国文明和美索布达米亚的乌尔地方的迦勒底文明相比较，也认为两者之间有某种关系。英国的理格（James
Legge），提出了诺亚的子孙东行来到了中国之说。德国的李希霍芬也主张中国人是西方移入之说。”而“上述种种说法，无非都是出于假设。但安特生发现了彩陶并指出这和苏联中亚的安诺及南俄的特里波列等处的彩陶相类似，于是为西方起源说提供了有力证据。”（《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著，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
事实上，自1921年始，安特生在各地从事地质调查期间，由于发掘了河南省仰韶遗址，调查了甘肃青海地方（1923—1924），因而搜集了大量的彩陶。在这个基础上，他将甘肃的史前文化分为六期，构成了当时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分期的标准。由于彩陶的发现与分期，安特生也力主中国文明西来说。这个臆测的学说对东西方学术界都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号称中国学术界新派领袖的胡适也为其所惑，并大放厥词，胡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发现渑池石器时代的安特生，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见《古史辨》，第一册，120页）又《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0年12月6日载：“如我在六七年前，根据渑池发掘的报告，认商代为在铜器之前。”但后来通过李济、梁思永、刘燿、夏鼐等几代考古学家数十年田野考古工作的努力，终于以活生生的材料推翻了安特生的妄说，包括安特生本人在内的东西方学术界人士开始重新审视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并认为商代已属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为此，胡适也不得不破除他持之甚坚的“商是新石器时代”的荒诞言论，改为：“在整理国故的方面，我看见近年研究所的成绩，我真十分高兴。如我在六七年前根据渑池发掘的报告，认商代为在铜器之前，今安阳发掘的成绩，足以纠正我的错误。”（1930年12月6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演讲词，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