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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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2月5日，李济与地质学家——曾随瑞典著名学者安特生发掘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的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作考古调查。＇48＇其间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遗址，取得了一些标本。在初步确定几个可供发掘地点后，二人于3月底返回清华园。同年10月，由李济直接协调洽谈，清华校长曹云祥出面，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并由对方出大部分经费，李济、袁复礼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协议达成。按照协议规定，发掘古物永久留在中国，论文用中英文撰写并在中美两国学术刊物上发表。＇49＇——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代科学考古发掘尝试，也是李济在清华任教的几年间做成的唯一一次田野考古发掘事业。对于这次发掘的意义和评价，许多年后，李济的学生、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言：“这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计划所采取的立场是明确的：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国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与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作任何的让步。这种眼光远大的爱国精神是李济先生一生从事学问从事事业的特色。”＇50＇此次发掘，由于其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与奠基性地位而载入史册。
梁启超对于此项中外合作发掘事宜极感兴趣，主动给予大力关怀与支持，李济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51＇因有了阎老西政府的撑腰和关照，使得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当此之时，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来自于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安排。具有博大学术眼光和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如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德国人魏敦瑞（J。F。Weidereich）、法国人德日进（Pierre
。Teilhardde。Chardin）、日本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等等。对这种现状颇为不满和不服气的梁启超，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认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52＇
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眼光和信心，决心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饮冰室主人”，才让长子梁思成赴美国学习建筑，次子梁思永学习考古。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他在致子女的信中说：“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53＇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启超的目的达到了，梁思成与梁思永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只是天不假年，梁启超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次子梁思永的家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考古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54＇此前，梁思永在美国学习期间，曾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他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为此，梁启超向这位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子提供了有关统计资料，还为其回国后的实习机会和条件作了精心安排。从信中可以看出，梁思永一旦回国，则可跟随李济到田野去一试身手。
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了七十六箱出土器物，分装九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尽数次艰险磨难和几个昼夜的风餐露宿，总算把古物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作出了突破性示范。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也由这次发掘而正式转到了考古学领域探索与实践中，从而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大师地位。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欢迎李济、袁复礼二人山西考古发掘成果的茶话会在众人期待中召开。继张彭春之后出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兼理国学研究院事务的梅贻琦、国学院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及全体助教、研究生出席了会议。＇55＇李济首先介绍发掘西阴村遗址的情况，选择这个遗址是因为《史记》上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些行政名城都在今天的山西省南部。又说这次发掘不是乱挖的，而是严格地一层一层挖下去。袁复礼插话补充说：“我同李先生从某地寻找到某地，我敢于同他赌咒：如果能在这里找到新石器文化遗址的话，我决不相信。后来到了西阴村，真的找到了，我就认输。我们用的‘刮地皮’（的方法），一层层刮……”＇56＇当时骂军阀搜刮民财称“刮地皮”，袁复礼把这个名词移到考古发掘的方法上，颇为形象生动，师生们听罢不禁开怀大笑。
西阴村遗址的出土物大多是残破的陶片，因知识与眼界所限，研究生们看罢有点不知所云，当一个半腐的、经过人工切割的小小蚕茧现身时，大家的兴趣才一下子提了上来。只见：
助教王庸端着一盒子遗物上来，其中有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都伸长了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实际是用棉衬着）；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静安先生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他）同时提到加拿大人明义士的话说：“牛骨、龟骨是用耗子牙齿刻的。”李老师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头是可以刻＇割＇的……。＇57＇
呈丝状的半个茧壳，显然是用锐器切割过，用显微镜考察，割的部位平直，茧壳仍旧发光，与西阴村现在的蚕茧比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展览中，李济特别强调：“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而这半个经锐器切割的蚕茧，当是一种“文化的遗留……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中国有历史就有关于蚕业的记载，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较之安特生所说的陶鼎与陶鬲尤为可靠。”＇58＇
梁启超听取了李、袁二人作的长篇报告并观摩了实物，精神亢奋，欣喜逾常，回到寓所的当天晚上，便以极大的兴致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儿子梁思永写了一封长达二千余字的长信。信中充满激情地说道“他（南按：李济）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伴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的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59＇
梁启超在信中谈到出土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问题时说：“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梁启超再次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又说，“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跟着李济整理那76箱器物，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酣畅淋漓的翰墨，透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舔犊之情与殷切期望。按梁启超的打算，他还想让梁思永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洲深造几年，那时再回国于田野考古这门学科上一试身手，定会创造一番伟业。
梁思永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于1927年7月回国。令人扼腕的是，此时的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已钻入湖底，命赴黄泉，李济的田野发掘计划也成为泡影。
王国维在清华大学执教的两年中，尽管生活趋于平静，学问越发精进，但仍“时时以津园为念”，每年春节都要去天津觐见早已逊位的“皇上”，常为“有君无臣”而忧虑。＇60＇
1927年5月间，听说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将北渡黄河，扫荡华北，入主京师。又听说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等一代名儒为北伐军或农民协会的人抓起来砍了头，王氏甚为恐惧，认为北伐成功之后，自己也不会被国民党所容，乃于惊恐中常与吴宓、陈寅恪等朋友密谋应变之策。期间有人劝其避居国外，但王大师总踌躇不定，只是经常深夜枯坐居室流泪。＇61＇
延至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过后，下午举行“师生叙别会”。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李济、梅贻琦等在座，师生畅谈别情。据当时在场的研究生柏生回忆说：“座中（王国维）先生为吾侪言蒙古杂事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宴席将散，梁启超起立致辞，历述同学们之研究成绩，并谓：“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
＇62＇众皆聆听，王国维亦点头表示同意此说。宴毕，王国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