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消失的民族-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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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士记述自己平息叛乱、成为波斯帝国国王的记功岩刻。1844年，罗林森摹完了岩刻上的第二种楔形文字（埃兰楔文）共263行。1847年，他再次回到贝希斯敦，摹绘了岩刻面上最难靠近的第三种楔形文字铭文（阿卡德文）共112行。有时，他不得不雇用一个本地攀山男孩帮忙。男孩小心地爬过光滑岩刻平面到达铭文区的上面，然后把随身带的木楔锤入岩缝，绑上吊绳，悬在空中，按下面的罗林森喊出的指示用墨汁和纸逐字逐行地拓印岩刻铭文。在对贝希斯敦岩刻的大流士铭文的研究中，罗林森利用他读懂的波斯语楔文去逐步地对照研究另两种楔形文字。他发现第二种楔形文字（后来称为埃兰语楔形文字）有100多个字符，而第三种楔形文字（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有多达数百个符号。他发现阿卡德语楔文的一些奇怪的特点：一个符号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音节值，许多符号既是表意符又是表音符。罗林森的释读证明了两河流域古代居民的阿卡德语和两河流域现代居民的*语同属于塞姆语系。他发表的贝希斯敦大流士的岩刻铭使许多学者可以投入释读楔形文字的国际研究。1851年，罗林森发表了第三种楔形文字的音读和译文以及246个符号的音节值和语义，基本上读懂了塞姆语楔形文字。
　　在大批带有铭文的雕像和浮雕以及数以万计的泥板文书从两河流域源源不断地进入欧洲各大博物馆的同时，欧洲的图书馆中开辟了破译这些神秘文字的另一新战场。许多国家的学者加入了没有硝烟却极其紧张的战场。法国在苏萨发现的楔形文字材料表明第二种楔形文字是被古代伊朗居民埃兰人使用的楔形文字。在早期的国际亚述学的先驱者们当中，除了罗林森外，最有成就还有英属爱尔兰的牧师埃德沃德·兴克斯（Hincks）和法国语言学家朱利斯·奥波尔（Oppert）。1857年，阿卡德语、埃兰语和波斯语三种不同的楔形文字已基本上被欧洲学术界读懂。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为了证明这些亚述学的开创者们对两河流域塞姆语楔形文字的释读和理解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在这一年将一篇无人研究过的楔形铭文分寄给四位亚述学者罗林森、兴克斯、奥波尔和塔勒博特（Fox　Talbot），请求他们用各自的方法去音读和翻译它。5月25日，四位学者的译文被开封检验：结果是他们的译文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此，亚述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在国际学术界正式建立起来了。

一　两河流域文明消亡的奥秘（4）
然而，1850年兴克斯在释读阿卡德语铭文时，发现了其中一些符号不是塞姆语的音节字，而是属于另一种奇特的语言。罗林森在研究他在尼尼微发掘出的阿卡德泥板文书后，也支持了兴克斯的观点，认为有些泥板是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写成的：非塞姆语的文句或字符旁伴有阿卡德语的翻译。1869年，奥波尔发现这种非塞姆语言属于一个住在在两河流域最南部、被称为苏美尔人的民族，他们在塞姆人兴起之前住在两河流域南部并发明了楔形文字书写系统，创建了两河流域早期文明。像日本人借用汉字一样，说塞姆语的阿卡德民族从苏美尔人那里学会了书写文字，并借用苏美尔楔形符号书写自己的塞姆语言。阿卡德人征服苏美尔人之后，塞姆语楔形文字逐渐取代苏美尔文成为两河流域的主要语言文字。然而，苏美尔人及其特殊的语言的发现曾经遭到一些不相信它的亚述学者的坚决反驳。直到1877年，德萨尔宅克发掘出苏美尔城邦吉尔苏的遗址（泰罗丘），发现这里出土的铭文和泥板文书全是苏美尔语楔文写成的，学术界才一致地承认苏美尔人的存在。到了1900年，虽然仍存在一些词汇问题和语法疑惑，古代世界各种楔形文字的源泉苏美尔语楔形文字的释读工作基本上可以说是成功了。这样，我们现代人终于能够通过阅读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留给我们的宝贵文献去了解这一伟大但早已灭亡了的文明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全部过程，以及许多它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目前，除了上千的石刻或金属铭文外，世界各博物馆存有至少25万件两面书写的大小不一的泥板文书。随着各国在近东地区考古发掘的继续，泥板文书仍将源源不断地从伊拉克及其邻接国家的古代遗址中出土。殖民时代当地居民大批盗挖古代遗址、破坏遗址地层并把泥板文书和其他古物通过文物市场卖给了欧、美、日各国博物馆和私人的活动现在基本上已被伊拉克政府控制。
　　20世纪初，德国考古队在巴比伦的发掘拉开了科学考古的序幕。建筑师罗伯特·考德威（Koldewey）和瓦勒持·安德雷（Andre）分别在巴比伦（1897—1917）和阿淑尔（1903—1914）的遗址主持了长期的、严谨的、细致的发掘工作。他们采用了按地层、按区域、有各种出土记录和图表的科学的发掘技术，在遗址复原、地层次序和文物定期等各方面获得极大成功。德国先驱在两河流域开创的科学的考古发掘方法很快在世界各地的发掘中被普遍采用，现代考古科学正是由此而诞生。两次世界大战使考古一度停顿，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是两河流域考古鼎盛时期。英国的吴雷主持的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队发掘出了苏美尔古城乌尔（1922—1934），其中古老的苏美尔早期王墓出土了令世界赞叹不已的各种金银艺术品，并发现了和我国商王墓中一样的大批人殉和家畜车驴殉。同时，德国的海因瑞希发掘了两河流域原始社会和早期国家的中心乌鲁克，那里出土了楔形文字的原型和源头——存有古朴图画文字的泥板和石板。法国的帕罗〔Parrot〕在叙利亚挖出了塞姆人的古城马瑞，出土了包括大批古巴比伦时期的王室书信的两万片马瑞王室档案。英国在欧贝德、尼尼微、阿帕契亚民和恰旮尔巴札（Chagar　Bazar）等遗址均有不错的收获。第一次大战后的新兴强国美国也派出考古队远渡重洋来到伊拉克，发掘了史前遗址高腊（Gawra）丘，北方非塞姆语的胡里安人的古城奴朱（Nuzu）和迪亚拉河地区以埃什嫩那为首的几座古城，出土了大批文物和文献。这样，失落多年的两河流域文明的主要城市不断被发现，文明的特征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揭示出来，各国的近东考古和楔形文字研究工作者的成果形成了—个专门的人文科学——亚述学。两河流域文明的宏大和灿烂使它和埃及、希腊罗马、印度以及我们伟大的祖先一起被现代世界推誉为曾为人类文明早期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五大古代文明。
　　伊拉克独立后，国家开始设立博物馆收集文物，本国的考古队也发掘出一些重要遗址。二战后，各国的考古队又来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德国人继续一步步地发掘乌鲁克并发现了伊辛古城；法国人继续在马瑞发掘；美国人挖出了苏美尔的宗教首都尼普尔；代表大英博物馆的马洛万重新打开了尼木如德（卡勒胡古城）；伊拉克博物馆派出的S．劳伊德（Lloyd）、T．巴基尔（Baqir）和F．萨伐（Safar）分别挖出了两河流域最古老的城市埃利都、古巴比伦城市哈马勒（Harmal）和前*城哈特腊（Hatra）；丹麦考古队在下札布河上游山区中的古巴比伦城市舒沙腊的遗址塞姆沙腊（Shemshara）发现了—批亚述及各方的来信和行政泥板；1964年，意大利考古队在中叙利亚开始发掘早至苏美尔时期的古城埃波拉，在1974至1976年发现了近两万块古苏美尔字体的泥板，从而把叙利亚楔文时期的历史也推到了公元前2500年。
　　从1948年开始，美国的布瑞德伍德把注意力放在两河灌溉平原周围多雨山区中的原始公社遗址。他在小扎布河和迪亚拉河上游的札格罗斯山的西侧发掘了“世界第一个农业村落”——公元前7　000年的无陶新石器遗址雅尔莫（Jarmo）。随后，欧美各国的考古学家陆续在小亚细亚半岛、伊朗、巴勒斯坦、库迪斯坦等地区发掘出从旧石器到铜石并用时期（公元前5万年至公元前4000年）等各史前时期的许多遗址。这些发现表明农业和畜牧业起源于雨量充沛的山地和高地边缘，而文明的产生则首先发生在利用人工灌溉开展大规模农业生产的河流平原地带。
　　虽然我们现在对两河流域文明有了较深刻和准确的了解，两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和文明研究的工作仍在不断前进，从陶鲁斯山到波斯湾，仍有的6000多个遗址土丘等待着各国考古工作者和文献研究者发掘研究。目前，在东亚，只有日本参加了两河流域的国际考古发掘。我们中国的考古界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至今未曾顾及两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遗址。但是，现在中国有了自己的能读懂各种语言楔形文字的学者，在21世纪，作为经济、文化、政治大国和文明古国的中国一定会在国际两河流域的文明研究和考古发掘领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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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古代苏美尔和阿卡德文明产生的环境背景（1）
希腊语“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为“河流之间的土地”，是古代希腊人及其继承人罗马人对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地区的称呼。这一地区包括现代伊拉克的全境和叙利亚、土耳其与其相连的部分。我国学术界一般意译为“两河流域”，或音译为美索不达米亚（建议统一使用“两河流域”一词）。发源于土耳其境内亚美尼亚高原的幼发拉底河（全长2600公里）和底格里斯河（全长1850公里），由西北流向东南的波斯湾（古时分别流入海，现汇合为*河入海）。在古代西亚，两河流经的狭长平原河谷地带成为西亚新月形文明地带的东翼（西翼是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它的西面斜边和叙利亚及*沙漠为邻，东面斜边以札格罗斯山脉为屏障分隔伊朗高原，北面的陶鲁斯山脉和亚美尼亚高原形成它与小亚细亚细亚半岛的天然边境，南面濒临波斯湾。无论在地理上和历史上，伊朗境内的卡闰河和凯尔哈河（古称乌克奴河和乌拉亚河）形成的“小两河流域”与两河流域的南部低地平原和底格里斯河下游东岸地带都有紧密的联系。从文明发展看，这古代称为　　“埃兰”的地区属于两河流域文明。然而，从埃兰自己特有的地理和文化体系以及它与其身后伊朗高原上各民族的亲密关系来考虑，埃兰文明只能作为两河流域的一个兄弟文明。两河流域和埃兰最南端濒临波斯湾的地区是广阔的沼泽和苇塘地带，从古代起，被压迫的和战乱所殃及的人民就经常进入这一地区避难。
　　两河流域的中下游是平坦的冲积土地，巴格达与波斯湾沿岸两河入海口的海拔高度仅相差10米。缓慢流动的河水带来大量的沉淀使河床升高，河水经常漫过河堤甚至改变河道。由于干旱炎热的气候——巴格达7、8月平均气温34摄氏度（南部地区最高可达50摄氏度），　12、1月平均为11摄氏度；绝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在250毫米以下（南部地区在200毫米以下）。土壤干而坚硬，一年中有8个月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因此，用两河的河水进行人工灌溉成为两河文明诞生的关键和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命脉。奇怪的是，公元前1万年左右在两河流域雨水丰沛的地区及其边缘多丘陵地带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