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金针度与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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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甄的《汉书》是他积三十年心血而成的作品。在书中；他大胆指出：“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又大胆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种反对君主专制的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石破天惊的。三百年后看起来，更觉得他持论的勇迈。
林则徐：《信及录》
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字少穆，福建侯官人。他是清朝进士，在湖广任总督时，向道光皇帝上陈鸦片问题，得到皇帝信任，乃在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做上钦差大臣，查禁鸦片，最后发生鸦片战争。
中英鸦片战争（一八四○～一八四二），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一谈中国近代史，大家都从鸦片战争讲起，也就因为它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先声，一个转换的起点。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大梦方觉，自感“天朝”声威，不足以慑夷狄的“船坚炮利”，而夷狄更是“不可理喻”，“晓以大义”并无效果。因而激动了民族自觉，开始委曲求全，接受西方文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的筹办洋务，乃至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戊戌变法，都是这一自觉的显例。所以鸦片战争的失败，关系中国近代化的迟速，极为深远。
林则徐在战败后做了替罪羊，谪戍到新疆伊犁。他又先知式的看到“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这位完知的远见，和他从防英国到防俄国的一段过渡。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更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人。他十二岁时候，就跟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后来对金石、官制、目录、地理等学，功夫根深。他在道光年间中了进士，官做到礼部主事。他的文章出众，学问渊博，《清史稿》说他“才气横越，其举动不依恒格，时近俶诡”。在那个时代，他的思想算是相当的前进，清末康、梁一辈的维新之士以及革命先进，大都受了他的影响。
龚自珍的诗文很奔放，与当时那批拘泥于模仿的桐城派，决然不同，因此饱受当时腐儒和卫道之士的攻击。他们骂他是“野狐禅”，即使是比较开明一点的人，也把他当做怪人看。但是好终究是好，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他的诗文就大大流行起来了。
龚自珍五十岁时死去，死得不明不白，传说他跟亲王奕绘的小老婆顾春私通，因而被刺。其生也疏宕，其死也雄奇，他的一生，真算得上是“化作春泥更护花”了。
龚自珍的主要著作有《尚书序大义》、《大誓答问》、《尚书马氏家法》、《左氏春秋服杜补义》、《左氏决疣》、《春秋决事比》、《定庵诗文集》等书。
郑观应：《盛世危言》
郑观应（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应，字陶斋，广东香山（中山）人。他生于鸦片战争时代，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在成年以后，为了救国，放弃科举，改行从商，努力学习西方语文、了解西方富强之道。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他写过不少有关富强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时揭要》，后来三十年问，陆续增订，最后成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书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为“富国”、五至七卷为“开源”、八至十一卷为“强兵”、十二至十四卷为“节流”，共一百零二篇。有些篇后还附有英、法、德、俄等国有关资料和张之洞、薛福成等人有关文章。
一八九二年，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宁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这些议论，自然是两年后孙文上李鸿章书的张本。孙文是郑观应的老乡，也是朋友。郑观应影响孙文，自不待言了。
孙武：《孙子》
孙武（前六～前五世纪）是春秋时代吴王阎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身世，一直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类：第一类是怀疑根本没有他这个人；第二类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同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兵书，证明了这种怀疑都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孙武的《孙子》共有十三篇，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孙子》早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五千多字，又有什么好删的，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不对的。
古代流传的《孙子》书（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孙子》书（即竹简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处不同的，也多是虚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孙武传”六篇，可补今本《孙子》的不足。
《孙子》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它在十八世纪就被翻译到欧洲去。二十世纪的美国将军，也把它当做世界五大兵学名著。
孙膑：《孙膑兵法》
孙膑（约前三八○○～约前三二○）的身世，在《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史记》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阂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这明明是说孙武有孙武的“兵法”，孙膑有孙膑的“兵法”。但是后来孙膑的“兵法”失传了，由曹操在注《孙子》时，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可能在汉朝未年，孙膑的“兵法”
就已见不到了。
就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就附会起来了：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孙膑“兵法”即《孙子》这部书，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
孙膑“兵法”中，已经有了很进步的整体战观念。孙膑说：“威王问九，田忌问十，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可见“达于道”是“知兵”的更高一层目标。没有这种目标，兵事只是杀人放火而已、只是不义之师而已，这就舍本逐未了。
尉缭：《尉缭子》
尉缭（前四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它一直被视为假书，不被重视。
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干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这批竹简中，竟赫然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尉缭子》已确定是梁惠王年间（前三七○一前三三五）的作品，它的价值，是大可肯定的了。它代表那个时代的兵学思想，它的出土，为我们迈进了一大步。
佚名：《睡虎地秦墓竹简》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秦朝的坟，其中第十一号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支竹简（另有残片八十片），其中大部分是中国最早的法律文书。中国的完整法律文书，过去只能早到唐律，唐律以前，虽经辑佚，只有片段可寻。这次大量的秦律出土，把中国法律重新延伸了上限，它的意义之大，自不寻常。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文书，包括“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八种。其中有很多有趣的和令人怵目惊心的纪录。例如百姓的狗跑进禁苑追捕猎物，这种狗要打死；在专设警戒区打死的，要整只缴上去（“皆完入公”）；其他禁苑打死的，狗肉可“贪污”，只缴上狗皮就得了（“食其肉而入皮”）；又如对商人、开旅馆的、赘婿等人，派去当兵，竟嘱咐司令官不必可怜这种人，犒赏战士的时候，不要给他们吃肉，只给他们吃三分之一斗的饭就好了。……这些纪录，都是研究古代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最好资料。
长孙无忌：《唐律疏义》
长孙无忌（？～六五九），字辅机，河南洛阳人。他“贵戚好学，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他跟唐太宗年轻就认识，后来帮唐太宗打天下，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中，他就图列其中。唐太宗死后，他因守正不阿，被诬谋反，被逼自杀。十五年后（六七四），才得平反。
《唐律疏义》是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由长孙无忌进呈的，时间是唐太宗死后四年。实际上，它的内容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与律令同时颁布的律疏。唐朝的律令，前后颁布多次（律有七次，令有十多次），长孙无忌进呈的是“律疏”，“律疏”变成“疏义”是以后的事。所以，把《唐律疏义》看成是唐高宗时候的永徽律，而不知它是八十四年后的唐玄宗开元注释书，就大错特惜了。
世界法系中，有中国法系、罗马法系、英美法系、回回法系。中国法系独自成为一系。这一法系，在清朝未年以前，都独立存在着。在这种存在里，《唐律疏义》一部书，一直是它的经典。它不但影响了后代中国的法律观念，并且影响了远东各国。它的体大思精，值得我们回味。
汪辉祖：《汪龙庄先生遗书》
汪辉祖（一七三○～一七九一），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他十六岁起，就“练习吏事，前后入诸州县幕，佐人为治，疑难纷淆，一览得要领，尤善治狱”。
他后来成为进士，做了湖南宁远的县太爷，他是一个心地非常仁慈的好官，问案时候，会跟罪人一起哭起来。做县太爷将近四年，他得罪了大吏，丢了官，下台返乡前，老百姓竟“官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拥舆不得行”！可见他感人之深。
汪辉祖这样一个大大的好官，有人称赞他一齐不取等等，他反倒不高兴。他说：“为淑女蹇修，而称其不淫，可乎？”（“你以不是荡妇赞美一个好女孩，可以吗？”〔她当然不是荡妇，我当然不是坏官，好官本是应该做的啊！〕）
汪辉祖后来“闭户著书数万卷”，著有《元史本证》、《读史掌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