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文集-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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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你怎么会想到学法文的?
高:我觉得我在上大学以前基本都是在梦里头,现在回忆呀,我小时候就更是在梦里了。然而我遇到现实,哇,我才知道现实是这样的!所以我就采取了一个防卫的态度。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日记和写作。我在大学里学法文也是极偶然的,是因为家里和周围的环境,觉得最崇高的是科学,最应该上的三所大学是清华、北大和交大。当年我们中学学校是用庚子赔款建的。凡是学生考上这三所大学的,名字都会刻在体育馆里的一圈大理石上。这个学校有一百年的历史,所以历届学生的名字就刻了很多。理所当然地,我也想学理工,因为那是最有出息的。当时我的理想是,做物理学家或数理学家。我当时的数学很好,文科也很好,但我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在大学的升学指南上,我想考戏剧学院作导演,但是报考条件是三十岁,且要在三个团体工作两年以上才有资格,所以我就没戏了。我从小就跟我妈演戏,门关起来,我妈和我、我弟一起演,只有我爸一个观众。我妈会编戏或编个小节目。戏剧学院的表演系,男孩子的报考条件是身高一米七,我身高一米六八,差两公分,连报考资格都没有。那我想就当作家罢,但是大学的中文系是培养师资、编辑和记者的,没有一来就当作家的。你看我当时多天真呀。再加上我当时参观了南京大学,看了那些中文系的夫子先生,看了他们展示的四库经典,那与我想遗世万年的文学熏陶是不同的,我想这不是我要的。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学外国文学,这是唯一接近我的东西,还有就是画画。
我从小就画画,曾经想去考美院。我的画画老师当时是全国美协最早的会员,在全国油画展上还拿了油画创作奖。当时这些老师都是当用高薪聘请留下的。我们画画老师在学校里还有自己的画室。我画油画是在初中开始的,开始我连油画怎么画都不知道。他在画的时候,我也不告诉他,就在边上看,看他怎么调颜色,然后自己就到图书馆去找怎样画油画的书。我一直偷偷地画油画,他始终不知道。到了高中以后就没有绘画课了。毕业的时候,老师要带着升学建议与家长见面。有一天,他到我们家来,一进屋子,看到满屋子挂着我画的油画,他就发了个感慨,说很有印象派的味道。我当时受宠若惊,因为我没有受过什么学院派的训练,但我画的颜色非常鲜明,大胆地把颜色往上抹。我当时也没看过什么印象派的画作。我的这个美术老师有很多同学在中央美院当老师,他们原来都是从中大出去的。“我推荐你考中央美院一定没问题。”他说。
我非常兴奋,可我妈反对。我妈说:“画画,画什么画?在街上画什么大跃进、什么支援社会主义的宣传画?”当时还不像后来只是画毛主席像了。我说那有什么,画还有西方的和苏联的。我妈说:“画家各个都穷,穷困潦倒地生活在亭子间里。你各科成绩都很好,你做什么我都不反对,只有画画这一件事,你得听我这一次。”
在我们家一直有这么一种东西,它对我后来的成长很重要,就是LIBERAL,极端的自由化。我可以跟我的父母讨论我们这个月的钱怎么花,按照每个人的需要一起花。我们每件事都是可以讨论的。我们没有一般中国家庭的家长制的那种压力。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我的父母从来不担心我,因为我不是那种闯祸捣乱的那种小调皮,吃吃喝喝地把别人的窗户打烂。因为做什么,包括学音乐、拉琴,干什么都不会影响我的功课。但是我妈说:“这件事你一定要听我的,我从来没反对过你做任何事。你别学那美术,我看不到画家的前途。其他,你干什么都行。”后来,我就听了母亲的话放弃了画画。如此一来,我该学什么呢?
我学法文完全是偶然的,大概是小时候的性格吧,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当时我跟几个成绩好的同学一起复习高考。那时都比较狂妄,要考文科非北大莫数;如果要考理工科,清华以外一概不去。我们那时自信心都很强,苏联的那种数学竞赛题,我们都掐着表算。但突然一道很小的题目,把我卡住了,连做了两节课都没出来。那时,我们学校还很自由,大家都在准备高考,因为是好学生,在语文课上做数学,只要你不说话,老师就不管你。他明明看见我在做数学题也不管我,所以我连做了两节课也没做出来。那时是五月份,校园里的扬花都开了,花滚成了球,滚到教室里,这情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突然觉得,我如果一辈子就这一只笔、一张纸去搞这个理科,太枯燥了,这一辈子就这么的话,我觉得不值得。我不过是在盲目地跟着别人后面觉得学理科好,就是有前途。我于是开始想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当作家就是艺术家。即如此,我就撩下了手上的题目,并跟我一起做题的两个同学说,我不参加你们的复习了。那两个同学很奇怪,问我怎么了?我说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们。接着,我就花了一下午,泡进了图书馆。
到了图书馆我就翻书和杂志,把所有我想要做的事的相关的书都翻了个遍。翻着翻着,我就突然翻到一本当时由国际共产在布拉格出版的杂志叫》,是个相当开放的杂志,其中正好有爱伦堡的》的连载,那是最早的连载,是五十年代初。在那里读到了本世纪初巴黎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和艺术家、诗人和文学家们在巴黎小酒馆里的生活。我觉得那种生活太有意思了。书里有一段很浪漫的东西:当时巴黎的这些所谓的画家们白天在街上画画,晚上就发表他们的狂言,而且都没什么钱,就群居一起。其中有一天,一位女诗人,很年轻的,很穷困潦倒。把她自己的孩子放在酒吧的柜台上跟老板娘说她出去买点东西,以后她就再也没回来过。于是,老板娘就抱着那孩子四处去问谁是他父亲,但所有人都说不出来。后来,老板娘就决定把那孩子收养了下来。以后常来的客人每人都会自觉捐一点来养活那孩子。这让我非常感动,可又说不清为什么。仅仅就因为这个,我就决定了自己要学法文。从这天回家开始,我就把所有理科的东西全部扔一边,开始准备文科的高考。结果外语学院提前招生,六月份,在全国统考以前。我一考,结果在发榜以前就被录取了。到了学校之前还都不知道以后会做什么呢,去了才知道是培养翻译,好一点的可能是去外交部。我们学校当时是唯一开放给外国人参观的学校,是当时外交部的陈毅当院长。我看那些翻译像个小二儿似的跟着外国人后面,一年级过后就向学校提出来我要退学,我要换学校。可是换什么学校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学校里没什么作家呀。后来我有个同学在人大,我就去看了那个学校,听他讲了一通,觉得那里还不坏。于是我就正式提出转学,也不管什么轻重。校方把我当个小孩,很友好地对我说:“你要是退了学,就别想再转学校,你这是在瞎胡闹。”这一吓,我当时就没敢呢。我当时觉得那学习是件很无聊的事,除了外语的精读和口语以外,其他的我都觉得非常无聊。那时,政治空气已经越来越强了,但还不至于像后来管得那么严,那是逐渐逐渐紧起来的。那时上课还可以不去,大课都可以不去,报个到就行了。
我十七岁到的北京。我主要的学院生活是不愉快的。我大部份的大学时间是在图书馆里,人就像做梦一样的。
陈:周围的环境对你没有任何影响吗?
高:实际上马上就来了,什么反右运动呀,什么58年的交心运动呀,完了就是大炼钢铁,简直就是胡闹。因为我过去生活的影子还在,总希望自己轻轻松松地活着,所以对那些事,在我的良心来说,抵触就特别大。我觉得呢,有些事情简直就是胡闹,像站在别人屋顶上打上半天的麻雀,然后挥着杆子到处吆喝等等。于是我就有一大堆牢骚。就是因为这些牢骚,我被认为是团也入不了的人。还有就是我常发表
一些怪论,但那也不是什么政治上的怪论,因为我不懂政治,也不关心政治。当时的《青春之歌》很热,团支部就组织学习,不管是不是团员,所有的青年都得读,还得讨论。但是,我却连三页也看不去。我就对他们说:这书也没什么吧。这种言论在当时还算不上什么反革命言论。
但是我却目睹了他们是怎样批斗右派分子的。我们新生进校的第一课的政治教育就是参加高年级的斗右派。我们只是列席,插不上嘴。当时只是觉得这些学生好可伶呀。他们一个个被叫上来。
陈:你们的系有多大?
高:我们的法文系不大,每个年级才一百多人,全部加一起也就两、三百人。这些右派学生后来都不见了,会开完后就被押走了。这批人大概有上十个吧。我们开始都不知道他们都去了哪,后来很久以后才知道他们都被直接送去劳改了。
开始时,我没受过什么批判,只是在班上的小批评,因为我的言论。从此我就觉得说话要小心,并觉得周围的学生如此积极地向党靠拢,觉得很古怪。人都这么积极地向党支部、团支部汇报思想,而我因为从来没有汇报过,于是就被别人认为是思想黑暗。然后呢,还因为跟同班的女生谈恋爱,结果她把我跟她谈的话,包括我对《青春之歌》的牢骚都汇报了上去。后来,党支部就找我谈话。我这才知道他们掌
握了我的一些情况。他们那时候想探探我的思想情况,还给了我一些告诫。因为我有了防备,所以就还好没出什么问题。从此我就更不再说什么了,也不再在班上交朋友了。
陈:那你的那个恋爱关系呢?
高:那当然就没有了。接着我就组织剧团。这个剧团没有活动到两年。我们是个小剧团,但在学校演出都很轰动。每个人演的都不错,是契可夫的东西,还挺洋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反修,人艺也演过它。后来还排了拉丁美洲的戏《中锋在黎明前死去》,是革命的、第三世界的戏。校方对这些都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后来还是找了我谈话。
陈:你在这个剧团中的角色是什么?有多少人?你自己参与演戏吗?
高:我是跟另外一个低年级的同学组织的这个剧团,叫海外剧社。我们真正经常在一起排戏的只有五、六个人。我在中间作过导演,也演过莫里哀的戏,用法文演的。因为我们这是个非组织的活动,后来才知道因为我们中间一个团员也没有,又不是学校出面组织的,所以叫非组织。其实,学校有自己的剧团,像宣传小分队。只是他们做的事情越来越无聊,一天到晚大跃进啦,活报剧这类政治化的、宣传的东西。我们刚进去的时候,他们倒还演过几场像什么曹禺的《雷雨》之类的戏,之后就没有了。以后因为我们搞了这个非组织的剧团,学校就要我们停止活动。对我来说,剧团已经搞过了,我就完全沉浸在自己写戏、写小说里头。
后来我又组织串联了另一批考进北京的中学老同学,碰巧我们的成绩依然都很好,其中有两个是北大的,一个是地质学院的,一共五、六个人吧,我们就在校外的紫竹院举行了一次聚会。我们大家都写点东西,也有写诗的。我们这些人在一起没有什么顾忌,什么都谈。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