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文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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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扔掉了。持这种意见的，都是一些来自延安的老干部，而且其中大都是所谓“领
导”人物，可以左右、甚至主宰新凤霞的命运的。凤霞是北京市的演员，当然一切
都得听北京市的领导，她的直接领导就是李伯钊同志，凤霞是当时北京最年轻最轰
动的女演员，她的终身问题自然成为领导同志首要关心的问题。凤霞后来告诉我，
伯钊大姐经常找她到家里，为她介绍过很多进城不久的中、青年领导同志，而她对
这些同志都认为不是她的理想，她唯一应付之策便是叫一声：“伯伯、大叔……”
拉开距离，远远走开。她告诉我这是在旧社会学会的日常应付外界困扰的有效方法，
当然假如遇见了真正的麻烦，这种方法是远不够用的。北京当时文化局的一位领导
曾有一次约凤霞夜戏散场到他家里谈话，凤霞应命去时，敲开房门，这位领导却穿
着绣衣睡衣，拥着红缎于棉被，半坐半卧在床上，嬉皮笑脸地和她谈话，凤霞转身
便跑出房门。
由于凤霞遭受的各种压力和干扰现象，促使我们的婚礼作了隆重举行的决定，
地点设在我家近邻的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大院和大厅内，以鸡尾酒会的形式举行。
这在1951年的当时是北京文艺界的一件盛事。我请来的证婚人是郭沫若，凤霞的主
婚人是阳翰笙，我的主婚人是欧阳予情，介绍人是老舍。茅盾、洪深、梅兰芳、尚
小云、程砚秋、苟慧生……京城文艺界的大师老友年青一代都来了。周恩来先生又
接到电话通知，临时有紧急任务不能来了，打电话说马上就来，但保卫人员出于安
全的考虑有所顾虑，反而解除了负担。过了几天周总理邀请了我俩和老舍、曹禹两
对夫妇到他家里晚餐，作为补报。婚礼那天风霞剧团的朋友全部出席，而且来了一
大伙天桥江湖卖艺的老伙伴，什样杂耍、曲艺。相声、武术、杂技演员，真叫做极
一时之盛，我们都开心极了。
这显然是我的意外收获，和民间艺人的交往是我从小追求的目标之一，他们和
我的渊源有自，我将会从他们身上吸收到许多从知识分子那里难于得到的生活和知
识的营养。
和凤霞的结合，我感觉这是我一生幸福的开始，我满怀喜悦之情，认为我将永
远这样幸福生活下去。以常识而言，这完全是应该容易做到的正常现象。过去旧中
国，外侮连年，刀兵水火无法躲避，如今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未来只有平安欢乐，
是肯定无疑的。
1954年我用在香港做电影编导挣来的钱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东面马家庙胡同九号
买了一座十八间房的四合院，买房子主要是为把我半身不遂的父亲和母亲从上海接
到北京来终老天年，此外我也为了使从小受苦的凤霞从此有一个长期安居的理想住
所，这当然也是我俩永久的愿望，凤霞是非常高兴的。房子所在的地方又是北京当
时最热闹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但又闹中取静的一条胡同里，北京著名的协和医院的
隔壁。我的父亲吴景渊先生，是一个饱学之士，兼擅诗文书画刻印的著名文人雅士，
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半年前因病右肢偏瘫，口齿不清，但他头脑是清楚的。我
和凤霞婚后曾去上海探望过父母，两老都十分喜欢这个美丽温顺的儿媳。到了北京
之后父亲依然从事书画，但只能倚仗左手活动。父亲当时便发现凤霞也能提笔绘画，
原因是凤霞从小唱戏，长大演主角，所有戏衣都需要自己置备，便在家和母亲一起
自己剪裁刺绣，自己画花样，竟打下绘画的基本功，大出父亲所料，他非常高兴；
尤其由于自己的十一个儿女，竟没有一个学画的就越发高兴了。
说到凤霞学画应当提到在这之前，我住在栖凤楼的时候。那时我没有接受电影
拍摄任务，无忧无虑，经常找寻快乐。有一次我在家请了一些比我年高的客人，比
如前辈梅兰芳、欧阳予情、洪深、阳翰笙，我的同行老友如：于伶、陈白尘……前
辈书画家如齐白石、于非阐以及住在同院的盛家伦、黄苗子、郁风等来我家吃晚饭，
十多位朋友把我家客厅坐满了。齐白老是由他的看护人武则萱大姐陪同来的，齐老
坐定之后，我为他介绍在座的各位，他看见凤霞便目不转晴地被吸引住了。武大姐
在旁边推了他一下说：“不要老看着人家，不好……”齐老生气了，说；“她生得
好看，我就要看！”凤霞走到面前说：“齐老您看吧。我是唱戏的，不怕看。”满
屋子人全笑了起来。郁风站起来说：“齐老喜欢凤霞，就收她做干女儿吧。”凤霞
立即跪在地下叫“干爹。”齐老非常高兴地收了这个干女儿，并且在一家湖南菜馆
请了一次客。
以后我和凤霞多次去看齐老，齐老每见到凤霞都非常开心，假如有他的几个学
生同在他家时，他常常要其他人回去独留下凤霞教她一人，并且常常叫他最信任的
裱画工人刘金涛陪凤霞同去，而且不只一次把身上挂着的钥匙打开常年紧锁的大柜，
叫凤霞随意取用他锁在柜里的大捆钞票，要她吃他在柜里的点心。凤霞看见点心已
经发霉生毛却吃下一些，钞票从来不拿，告诉干爹：“我有钱，您留着用吧。”齐
老还领着凤霞去参拜他已故世的夫人挂在屋角廊沿上方的灵位，叫凤霞拜“干娘”。
我随凤霞去过几次齐家，在老人的门房。清宫老太监老尹手里买过几幅老人的画，
但很少直接去买干爹的画。那时齐老的画“润例”价格十元一尺，我花钱去买，怕
老人不收钱；而老尹有些画，是老人平时不给他工资，只是一月给一张画作为报酬。
只有一次陈毅同志来我家，要我和凤霞陪他同去齐老家，提出要老人画一幅画，齐
老当时画了一幅螃蟹给他，我代陈毅付了三十元，那幅画是三尺。我们辞别老人出
来时，将军（那时他是上海市长）说：“还要给钱的啊？”我至今记得他的四川口
音。
只是凤霞演出十分繁重，虽然干爹特别喜欢她，她不能常去跨车胡同齐家。干
爹却几次到剧场看她的演出，而且戏散了仍坐在剧场外厅里等她一路送回家。
凤霞只是凭着干爹的几次教导和公公在家时的很少的指点，在以后受害致残后
成为一个画家的。但是由于她的毛笔字太缺少功夫，所以每幅画要我写字才能成为
一幅完整的作品。她始终没有改变这种现象，直到现在还留下一些画，等待我慢慢
给她填补。她爱说的就是：“干爹说的，我画画，你题字。夫妻画难得：霞光万道，
瑞气千条。”
凤霞在天津南市贫民区家庭长大，从小在“堂姐”家里学戏，受尽折磨和辛苦，
第一个心愿就是把戏学好，挣钱养家，另一个心愿就是学文化、识字。开始挣点钱
了，就只能买小人书看，多么希望能识字，看印着文字的书！
住在栖凤楼时的一件大事是住在我们大院楼上一间大屋的好友盛家伦在音乐、
包括演唱方法和嗓音生理知识方面对凤霞的帮助。家伦学贯中西古今，是国内极为
罕见的音乐大师，又是著名的“鲁男子”，平日对当代女明星及名女人极漠视，不
尊重，但对凤霞极为重视、爱护，经常给凤霞讲课，教她演唱和用嗓的科学方法，
凤霞十分认真地向他求教，甚至在夜戏演完还上楼找他长谈。家伦长年过单身汉的
生活，一日三餐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我建议干脆请他下楼在我们家吃饭，还买了
一块小黑板作为凤霞上课之用。凤霞学习之一是识乐谱，但对此悟性甚差，我发现
她始终学不会五线谱，即使最简单的简谱到老也没有学会。正像后来在电脑流行时，
我很早就买来一台，两位比我年轻的大家，叶楠和陈建功诚意地来教我，而我终于
一点也学不会，把电脑也出让了；近年才又买了一台，由照顾我和凤霞的两个小姑
娘小白和小王用电脑为我两人打印文章。在1984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新凤霞
唱腔选集》一书中，凤霞在前言《我的唱腔创作》和末后一篇长文《一个音乐家对
我的帮助——怀念盛家伦》中对这一段重要的生活有详尽的论述，我最近重读一遍
感动得流泪。
凤霞认为她的一生中最大的转折就是老舍先生为她安排的婚事，进了一个“满
室书香的文化人家”。我在马家庙四合院的北屋靠窗下为她安置新购买的一个雕花
嵌石的小书桌，旁边一个红木书架，买了一架给她阅读、学习的书，古今中外的名
著小说排满了一书架，看到她满心喜悦的样子也是我最大的安慰。
凤霞首先致力的是她的演出，创腔、排戏，其余的时间就是阅读，并且开始了
写“作文”，作完了拿给我看。她进步之快使我惊讶，在这期间，她曾参加过大约
半年官方办的“六联学校”，是六个单位合办的一个为文化不高的来自农村的老干
部提高文化的学习班，她也是非常认真，用功学习的。她的头两篇作文：《过年》
和《姑妈》应该就是学习的“作业”，现在回忆，时间大概是1957年的春天，我查
了一下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卷集的《集凤霞回忆文丛》，竟没有收进这
两篇文章，该是很大的失误，也很难弥补了。当年这两篇短文就放在我的书桌上，
正巧人民日报记者夏景凡到我家来为日报第八版约稿，看到这两篇短文，十分喜欢，
我就给了他。第八版是专发文艺创作的副刊，很受文艺界的喜爱和重视，发表之后
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首先就是文艺界大家尊重的长者叶圣陶先生，并且马上电话通
知我，说凤霞两篇小文引起他很大的震动，要我鼓励她多写，而且希望和她见面，
为此我和凤霞一起到东四八条叶家去看望过他，叶老十分热情地夸奖凤霞的成绩，
鼓励她坚持写作，取得更大的成绩，告诉我凤霞的作品具有真挚的生活气息，不是
一般知识分子能够做到的，希望她坚持写下去，要给她充分的条件。老人对她的关
爱和期待之情使我十分感动，假如时势太平，生活安定，本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但是一个把“阴谋”称为“阳谋”的运动，将数十万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
结果我——当年抱着赤诚热爱祖国。热爱党，抛弃了自己的一切投入祖国的怀抱，
把家藏的价值连城的二百四十一件无价之宝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接着动员妻子把
她全凭自己血汗、甚至有许多亲手制作的戏衣、头面……几个大戏箱也全部捐献—
—成为“反党”和“右派”，而妻子对我一腔忠贞、一片赤诚，只为断然拒绝了对
她施加压力、要她和我离婚的威胁，她虽然一个意见没有提，一篇提意见的文章没
有写，竟然也被打成了“右派”。
那时，她不过三十几岁，风华正茂，在人民的舞台上正在迸发光芒、冠绝当世，
就凭她一片坚贞，也凭她在舞台上的奕奕光彩，场场演出都为剧团挣得满座，以大
量收入养活全团，闭幕后却不容谢幕就得到后台去劳动，倒痰盂、扫厕所，服贱役、
受虐受苦……
“反右”以后，我被送到“北大荒”受了三年磨难，同去的一批“右派”，有
的人甚至被折磨至死。但我应属于不幸中之幸，原因是要利用我写剧本，所以一年
之后便把我从“劳改”中调到农垦局的文工团，从事写作。于是保得健康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