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审判的女医生-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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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外孕本来就不易发现，”凯特说。
凡·克里夫没理会她的话，接着说：“不管难不难发现，我们必须向医疗界和老百姓证明，你所做的完全达到了治疗标准。无论在法庭或在听证会上，都经得住法律上的考验。”
“事实就是达到了治疗标准！”凯特说。
“那你怎么没有查出她的病？”凡·克里夫问。
“埃里克·布里斯科也没有查出，”凯特说。
“这不是理由。再说施托伊弗桑特的起诉对象也不是布里斯科，而是你，是你所做的一切，你对病情有没有看出来。因此我要了解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和为什么那样做。其中还包括你在治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期间脑子里的一切活动。”
“我不知从哪儿说起。”
“从头说起。从一开始见到她的时候。”
“其实我先见到的是病人的妈妈。”
“她妈妈放到后面再说，”凡·克里夫说。“先说你第一眼见到患者的情景。什么也别漏。哪些细节重要或不重要由我来判断。”
凯特尽可能详细地开始叙述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病情治疗过程。她要求做的血液化验，她所观察到的迹象。有两次她停下来问：“我说得是不是太详细和太复杂了？”
“没有，接着讲，”凡·克里夫说，时不时地做些笔记。
凯特于是继续讲得很详细，并说：“这些都写在了病人的病历上。我把一切步骤都记下来了。”
“大夫，在开庭或听证会上，他们不会让你拿病人的病历照本宣科。你得用自己的话做见证。接着说。”
凯特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全部描述完后，凡·克里夫说：“刚开始时，你说你先见到的是施托伊弗桑特太太，然后才是她女儿。”
“是的。”
“你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
“很显然母女俩之间有磨擦。有一种紧张的矛盾，不过这我是后来才明白的，那时已太晚了。”
“什么事情？”凡·克里夫问。
“事情结束时，克劳迪亚死了以后，一些人听见她妈妈说：‘他会怪我的……他会怪我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凡·克里夫问。
“当时我觉得在那种悲伤的时刻她这样说很奇怪。但自从我对施托伊弗桑特有了许多了解之后，我现在明白了他妻子对他简直是惧怕得不得了。”
“她怕他会因他们女儿之死而怪罪她？”
“这也是我刚一见到她，她十分担忧的原因，”凯特解释道，“她女儿搬出了家，自己单过，很可能是违背了她父亲的意愿。”
“所以施托伊弗桑特责怪他妻子，怪她没管住他们的女儿，”凡·克里夫猜测说。
“我觉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之所以说话时有顾虑，就是这个冲突在作怪。”
“她要是毫无顾虑的话，你觉得她说出来的话与她实际所说的会有何不同？”凡·克里夫问。
“她性生活很频繁。这样讲对我的诊断肯定会有帮助。另外她也许还会说她吸毒。”
“我们姑且认为她吸毒，但却对你撒了谎。为了有效地为你辩护，我得具体地知道吸毒对她病情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这取决于她使用毒品的种类，”凯特说。“可卡因、天使尘、大麻、普克……”
“普克？”凡·克里夫问。
“就是普克丹，”凯特解释说。“不同的毒品有不同的效果。可卡因对不同的人还会产生五花八门的反应，有的觉得飘飘欲仙，有的心脏会完全停止跳动，当即死亡。”
“毒品对宫外孕有何影响？”凡·克里夫问。“它在什么情况下会导致你误诊？”
“这得对正常怀孕和宫外孕的区别加以了解。”
“慢慢解释，别着急。我明白这一点对我十分重要，”凡·克里夫说。
“宫外孕的症状和正常怀孕的不一样。比如正常怀孕时，子宫明显增大，但宫外孕却不明显。正常怀孕的子宫颈会变色，宫外孕就不一定。子宫颈可能会变得十分敏感，一触即痛。但其他几种疾病也会有这种情况。而且可能还能发现一块敏感区。”
“可能发现……”凡·克里夫说。“为什么说‘可能’？”
“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感觉到，”凯特解释道。“这次我和布里斯科就没发现明显的迹象。”
凡·克里夫将所说的事实拼凑到一起。“这么说来，要是你的病人是个否认自己性生活活跃的年轻女子——”
“而且还否认月经已停止，”凯特加上一句。
“如果医生触摸时未察觉明显的触痛区，子宫只是稍有些增大，子宫颈未变色，疼痛感因吸毒而变得减轻或消失——这一切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凡·克里夫总结说。
“所有症状和迹象都表明是病毒性肠胃感染，其他一切都不明显，在此情况下，任何医生都不会作出怀孕的诊断，更不用说宫外孕了。”
“但事实的确是宫外孕，”凡·克里夫郁悒地说。“吸毒对这个病人还会有什么其他影响吗？”
“可能会让她变得无精打采，反应迟钝，没法回答我的问题，但过一阵儿又会很亢奋。此外还可能引起恶心。”
“她的恶心会不会是麻醉剂引起的？”
“或是吃了什么东西，这跟她刚开始的症状很相符，恶心、呕吐、拉肚子，”凯特说。
“这么说恶心也不能具体表明是哪种病的症状？”
“没错。”
“她呈现出的每一个迹象都不大对劲，但又不显得很严重，以致让人判断不出具体的病症。但她还是因大面积内出血死了。难道大出血还没有一些征兆吗？”
“这可以反映在她的血球容量计上，”凯特说。
“血球容量计？什么意思？”
“就是总的血球计算，告诉你红血球的总量，”凯特解释说。
“这怎么计算？”
“化验室从血液的血浆中分离出红血球。然后用红血球与剩下的血浆进行对比，判断血液中红血球的百分比。一个正常女人应该在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之间。”
“那天晚上克劳迪亚的血球容量是多少？”凡·克里夫问。
“我记得是三十一。”
“那么她显然在正常范围之内，”凡·克里夫推断。
“但后来证明这是一种假象，”凯特说。
“怎么讲？”凡·克里夫急切地问，变得有点烦躁不安起来。
凯特解释道：“她到医院时说恶心、呕吐和腹泻，这说明她可能脱水。所以克罗宁给她注射了点滴。”
“这个措施是正确的吗？”凡·克里夫问。凯特点点头，“那什么地方不对劲呢？”
“一个病人要是脱水，她的红血球看上去比实际要高。”
凡·克里夫听得蒙头转向，问：“大夫，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脱水消耗掉血液中的水分，从而导致血浆容量下降，这便使红血球数量显得比实际要高。”
凡·克里夫似乎开始明白，说：“也就是说由于她大出血红血球应该降低，但因为脱水的缘故，却使红血球显得很正常。”
“可以给你打满分，”凯特说。
“天哪，这实在是医学中令人颇为费解的奥妙。只要遗漏或忽略一个环节，就不可能抓住事情的本质，”凡·克里夫略有所悟地说。
“正如一个医生没掌握全部事实之前不能确诊一样，”凯特说。
凡·克里夫把黄色笔记本往旁边一推，起身在他的小办公室里踱起步来。倏地，他朝凯特转过身。
“有一个事实可以使其他细节都变得清晰起来，甚至可使一些失去的环节成为不必要。就是那个怀孕化验。”
“是的，”凯特忧郁地表示同意。“那个怀孕化验。”
“为什么你的结果是阴性的，而验尸官却找到了怀孕的根据？”凡·克里夫问。
“任何一个医学化验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凯特说。
凡·克里夫边想边大声说：“不久我就得走进法庭或州委员会的听证会，我的辩辞是：‘我的当事人福莱斯特医生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没错，但不准确的化验结果迷惑了她的诊断，因为任何医疗化验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这个说法不能说服人。”
“我想做B超证实化验结果，”凯特争辩说，“但当时没有能胜任的技师。你必须了解我们在急诊科工作的条件。马不停蹄无休止的干活，拥挤的空间，检查室短缺，有时只能在走廊里让病人躺在担架上治疗。进来的病人接连不断，医生的时间永远不够，我们对每一个病人都是尽力而为的。”
“福莱斯特大夫，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刚才承认了什么？”凡·克里夫指责的态度俨然是原告律师。
“承认？”凯特迷惘地问。
“你实际上在说，由于医院的条件，你没能很好地治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
“不对，我对她进行了认真的治疗！”凯特反驳说。
“你对她是‘尽力而为’，”凡·克里夫说。“这等于说不是最好的治疗，甚至连比较好的治疗都够不上。只是在困难条件下你尽力而为罢了。‘困难条件’成为不了无故死亡的借口。大夫，保险公司能在这场治疗不当官司中为你辩护，你该感谢你的幸运星座。”
“可听证会以及我的前程呢？凡·克里夫先生，我花了八年学医，两年做实习医生，为行医生涯做准备，这是我惟一的追求目标。我在中学还是个孩子时，就主动去当地医院帮忙，梦想着当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总不能就……我是说，他们总不能……”蓦地，凯特又换了一副坚定的口吻，说：“我绝不允许他们毁掉我的前程！”
“我会尽力帮你的，”凡·克里夫安慰她说。但又坦诚地补了一句：“但我不能许诺，大夫。”
凯特·福莱斯特走进特朗布尔律师事务所时，满怀希望他们能保护她，不致让一场官司将她的前程毁于一旦。然而离开时恐惧的心理反而更加剧了。
斯考特·凡·克里夫目送她离去，内心里的感受比向她说出来的还要惴惴不安。她面部坚定的表情对他震动很大，透着她一生献身于医学的坚韧信念。然而正是这一信念反倒加剧了他的担忧。
我决不能让此事上法庭，他暗忖。也决不能让听证会开成。肯定能想出什么办法，阻止上述两种可能性的发生。一定有办法，他暗自对自己说。一定有某种达到满意结果的办法，如果运气好的话。
最后他又不得不承认，面对这样一个后果严重的案子来说，实在不能仅凭运气，因为它又脆弱又难以琢磨。
当晚他很晚才离开办公室，仍搜肠刮肚地思索着解决办法。
有件事他是明白无误的。他绝对喜欢与一个像凯特·福莱斯特这样迷人和有信念的年轻女人约会，但并不是以律师的身份。
斯考特·凡·克里夫住在东区六十街的一栋褐色沙石房子的三层。出租车已开到房子门口，斯考特却对司机说：“去市立医院。”
“市立医院？”司机愤愤地掉过头来。“那得穿过中央公园，在西区呢。”
“我知道。市立医院！”
“嘿，老兄，你突然病了还是怎么着？”司机问。“近处有好多医院呢。”
“我没病，好奇。”
“没病，好奇？”司机不耐烦地学舌，“好吧，好奇先生。乘客永远是上帝。就算是个疯子也是上帝，市立医院。”
十分钟后，出租车停在了市立医院急诊科的门口。
“我几分钟就出来，能不能等我一下，”斯考特说。
“我说，好奇先生，你最好现在付钱。如果你溜进去，保不准能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