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十五年祭-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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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常常要朋友为他办许多事情，可是，自己却不大乐意为朋友办事。记得有一次，他的胞弟王天乐写了一首诗歌请他看。他说，谷溪看得好。
给业余作者看稿子，实在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我这一辈子，在这件事上就耗费了许多精力。这是路遥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他对文学艺术事业的追求，执著到懒于与人谈文学的地步。
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几年里，他几乎脱离了家庭，脱离了社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他的养父病危，想见他一面，但路遥脱不开身；养父病逝了，他不能去料理后事，委托王天乐全权代表他去办理丧事……
路遥七岁时父亲把他从清涧王家堡送到延川郭家沟他的伯父家中。伯父母没有生养，他们把路遥视为亲生的儿子，宁愿自己不吃，也不能让路遥饿着；宁愿自己受冷，也要路遥有穿有戴；不管自己要承受多大的困难，也要供路遥进城上学……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伯父用老镢头在土地里刨出来的。可是，在他老人家病危的时候，路遥未能给他送上一碗水喝，在他老人家的黄土坟前，路遥未能焚烧一张纸钱……
作为儿子，应该说路遥没有行孝！
有一次路遥来延安，他的父亲领了好几个亲戚叫他办事。路遥的父亲对路遥说，在困难时期，某某给过咱家五升高粱，是咱家的救命恩人，现在他儿子有个什么事，你得给办了；某某是咱的什么亲戚，亲情关系可近哩，他们家有个什么问题，也要解决了……有要求调动工作的，有要解决户口的，还有打官司的，人们对路遥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许多要求。
所有的当事者对上述问题的提出和结果，始料未及：
路遥想不到给自己出难题的竟是自己的生身父亲；路遥的父亲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连一点儿面子都不给；满怀希望找路遥办事的人，更想不到：名声如此大的路遥，竟六亲不认，甚事也不办！
路遥对这一切突然“遭遇”，束手无策。他跑到市场沟山上我住的窑洞里，漫无目标地发了一通牢骚。
有谁理解路遥的苦衷呢？
如果，路遥把该办的、不该办的事情都办了，路遥还是路遥么？
路遥在免职、失恋的痛苦中与您相识，路遥又在疾病的痛苦中与您告别。回顾这四十年的交往，您如何看待您与路遥的友谊？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世界上有许多东西非常珍贵，比方金子，比方宝石。我的父辈不曾见过，我自己也从未拥有，但生活依然。倘若，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没有友谊，他恐怕就难以生存，即便得以生存，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大了。由此看来，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金子，不是宝石，是朋友和友谊。
这是我对朋友和友谊的理解。
有一回，我到医院看路遥。他问我：谷溪，你说“组织”是个什么东西？我难以回答。他说，组织是“五分钟”。我说，你瞎说甚哩？
路遥解释说：我得了“乙肝”，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疾病。省委副书记白益民来医院看过，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王巨才来医院看过。于是，比他们小的文化官员或者地方党政领导也就礼节性地到医院来看我。他们不敢和我握手，不敢在我的床边接触，连椅子也不敢坐一下，好容易熬过五分钟，撂一句话给我：路遥，有什么事，你叫小张来找我！
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5）
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现在，喝一口水，吃一口饭，上一回卫生间，都得让别人帮忙。帮助我的人都是朋友！
这是路遥对朋友对友谊的见解。
路遥病逝之后，我老伴非常惋惜地对我说：要是不转院到西安，也许不会这么快就走人。
我说，为什么？
她说：西安的吃喝不如延安。
记得有一天上午，路遥就吃过六种饭。曹改萍送的是莲子汤，王克文送的是洋芋馇馇，还有谁送的是“抿夹”，但是路遥尝上一口就不吃了。不吃饭怎么行呢？我老伴又给他煮了一小碗延川的红枣，他吃了六颗。多吃一口饭，就增加一点儿营养，也就增强一点儿抵抗病毒的能量。
在延安，路遥的朋友多，这种饭吃不对，再做另一种，变着花样让他多吃一点饭菜。西安的城市大了，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像老家里这样。我觉得我老伴说得不无道理。
哎呀，我说得是不是脱题了？
（没有脱题。您正在生动、真切地向我们讲述您和路遥的友谊）
是的，朋友和友谊是一种只有开头、永远不会有结尾的主题。
1969年认识路遥，我们之间就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延川时代，路遥好像是我和我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路遥忌讳与生人一起居住，很长一段时间，他和我合住一孔窑洞。有一年春节放假，年三十下午他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到郭家沟，只住一晚上。第二天吃饺子就和林达骑一辆自行车从郭家沟来到刘家沟我的家。按陕北风俗，大年初一是不走亲戚的。可是，路遥不管这些，而且，一来就不走了，一直要住到春节收假，我们相跟着到县城上班。
路遥病逝之后，我们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为了让路遥归故里，原省政法委书记、路遥生前好友霍世仁找我说这个事。他说，路遥的骨灰不能一直放西安，这个事儿咱不管谁管？铜川市政协主席张史杰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正在西安，为了路遥的事，他打电话让我到“芷园”见他。我说，霍世仁也对我讲过类似你的想法，他说，把霍世仁接过来一起谈。那次是省政协开会，延安市政协主席冯文德，榆林市政协主席赵兴国，也都是路遥的生前好友。于是，我们五个人在芷园的客房里，召开了一个民间小会。议定：我们这个组织叫“路遥纪念馆筹委会”，我们五个人都是成员，推举延大党委书记、校长申沛昌为筹委会主任。
我向申沛昌通报霍世仁、张史杰、冯文德、赵兴国和我在芷园开会的情况后，申沛昌说了两句话：办路遥的事儿，我热心；与这几个人一起共事，我放心。
省委宣传部长王巨才通过文艺处的王兰英同志为我带来口信：要我们就重新安葬路遥之事，打个报告，宣传部解决一点儿经费。
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说来容易，做时难”。重新安葬路遥这件事情，尽管一路“绿灯”，其实，做起事也非常麻烦。征求路遥亲属的意见，墓地的选择，设计和施工都非常具体。当时，我还在《延安文学》总编的岗位上。本来就是“超负荷”运转，而这些社会工作，又不能不做。记得有一次要腾出一上午的时间去延大办事，头一天晚上我加班到第二天的凌晨三点钟。
我感谢许多朋友对我的信任。我觉得一个人能够为别人做一些事情也是愉快的。我这个人，一辈子不说吃亏，不说吃苦，不说委屈……我曾在一首“致老妻和孩子们”的诗中写道：
对于我的死亡，
不要悲伤，不要哭泣；
我无怨无悔地走了，
像一颗成熟的种子，
从上帝的指缝滑落……
曹老师，我们还想请您换一个角度说路遥。您能否从社会学的角度为我们讲一讲，路遥及其作品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价值。
为了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先讲两个小故事。
有一次，我陪日本国研究路遥的学者、姬路独协大学教授安本实先生去路遥的墓地，我们首先给路遥送上束鲜花。安本实先生知道路遥爱抽“红塔山”，他颤微微地点燃三支香烟，放在路遥的墓前。他对着墓碑说：请路遥先生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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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6）
我和安本实先生，随意地在路遥的墓前表示了我们对这个亡灵的怀念和哀悼。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两个青年（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拿着一束他们刚从山上采来的野花，非常恭敬地置放在路遥的墓前，这才引起我的注意。
我原以为他们是延安大学的学生，来山上恋爱或者玩耍。我问他们是延大学生吗？那个男孩子说：不是延安的学生，我们是西安交大的学生。我又问他们，是爱好写作的文学青年吗？又回答说，不是的，我们是路遥作品的读者。
说话间，我才发现路畔上放着两个旅行包。也就是说，这两个青年早晨坐火车从西安到达延安，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就直奔文汇山看望路遥。
看着这两个青年，我心中一热：路遥活在了一代中国青年的心中！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故事。还在我做《延安文学》总编的时候，我编发过一篇题为《广岛离延安有多远》的稿子。作者是一位姓马的先生。文章说在他去香港的途中，看见一位日本姑娘，正在埋头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闲谈中，这位日本姑娘得知他来自西北，于是给了他两张名片，一张给马先生留作纪念，另一张请马先生设法送到路遥的墓前，并转告路遥：她迟早会到延安看望他的！
是的，路遥的作品，不仅感动了中国青年，也感动了不少外国青年。
“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是路遥的人生格言，也是路遥精神最简洁的概括。路遥这种精神，不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未来的世界，都会激励人们奋进，激励人们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而奉献！
路遥经受过人世的贫穷，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丰硕的精神财富；路遥的生命是短暂的，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劳动精神、奉献精神，将是久远的。
关于路遥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最近获悉：根据路遥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改编的电视剧，即将开拍，一个新的“路遥热”，正向着我们扑面而来。我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路遥的作品以及路遥的人生价值，将会显得更为重要。
感谢榆林的文学朋友们对路遥研究所作的努力。感谢《寻访路遥的足迹》摄制组对我采访。你们的劳动，一定会得到后世人的肯定和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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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雷：男儿有泪（节选）（1）
——路遥与谷溪
晓？雷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季到来了，“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声音中，各地的两大派群众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历经磨难的诗人谷溪完全有资格在公社的革委会里去当一名代表一派的副主任，但他坚决拒绝了。周总理多次说过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话引起他长久的深思，牢狱里的经历使他的思考深入。对立面的监牢里，给他送干柴的人，送玉米饭的人，串连着要搭救他出狱的人，还有传话说那个崇拜他诗名的总头头王卫国，都让他觉得，对立面里的确有好人，的确不是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仇敌，他的派性变得越来越淡，下决心离开公社互相撕杀的派性强烈的人，去一个新的环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他的人格和名字这个时候同时发挥了作用，他被调到县革委会政工组的通讯组，做了一名又搞新闻又搞文艺创作的宣传干事。就在这个时候，他正式见到已经当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年仅十八岁的王卫国，这个踌躇满志、一身英气的副主任对宣传干事谷溪说：“我早知道你，没想到今天才第一次见你。”
谷溪说：“我也早听到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