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K-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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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伊丽莎白·斯通是个坚决的女权主义者，但在床上她表演得就象传说中的某些高等名妓，服服帖帖任他宰割。不过，特罗伊卡想，女人头一次都象这样，就象她们第一次来求职应试一样，然后再也不象当时那么漂亮了。然而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他证明他错了。
他们建立了一种几乎完美无缺的关系。每天，在紧张地工作了一天之后，金茨和兰姆勃蒂诺回了家，他俩一起出去吃顿晚饭，然后睡觉、做爱，第二天早上又一起去工作。这样的生活真是惬意极了，他一生中头一次想到了结婚，但他本能地知道这不是伊丽莎白想要的事情。
他们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对工作、对他们的伙伴关系、对他们之间的爱无不感到满意，他们也确实真爱起对方来。但最好和最令人陶醉的时刻是他们在一起筹划商讨国内外大事时，两人都认为肯尼迪会在十一月再次当选为总统，伊丽莎白肯定说国会和苏格拉底俱乐部现在对肯尼迪加紧的攻势注定会失败，特罗伊卡则木那么肯定，认为还有不少牌可玩呢。
伊丽莎白恨肯尼迪，这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对她认为的一个独裁者的坚决反对。“最重要的是，”她说，“不能让肯尼迪在下次大选中弄进一个他自己的议员，这是原则问题，从肯尼迪的竞选演说中明显可以看出，他准备要改变美国的民主结构和制度，这可能会带来非常危险的历史性的后果。”
“既然你现在这么反对他，干嘛还准备在大选之后到副总统手下任职呢？”索尔问她。
“我们不是决策者，”伊丽莎白说：“我们是行政管理人员，给谁干都行。”
这样，在两人亲热了一个月之后，当索尔打电话要伊丽莎白一起上饭馆去碰头时，她觉得奇怪，他们蛮可以回到她的住所舒舒服服地说话，现在那地方就象是他们两个人的家，但索尔坚持要到外边去见面。
在他们第一次约会的餐馆，他们碰了面，伊丽莎白说：“什么要紧事，为什么不回家去说话？”
索尔一副深思、严肃的模样，“你知道，我正在研究危机这段时间以来的一些档案文件，我注意到，司法部长克里斯。科利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嗯？”伊丽莎白应声道。
“他也许在你的房子里装了窃听器。”索尔说。
伊丽莎白笑了，“你是不是偏执狂？”她说。
“是，也许有点。”索尔说，“不过，想想这个，克里斯蒂把那两个小伙子格里斯和蒂动特逮了起来，却没有立即审讯他们，他本来有这个功夫。而且有人向两个小伙子预先传递了消息，告诉他们在他们家人找来律师之前什么也不要讲。还有，雅布里不也是这么回事吗？科利把他藏匿了起来，任何人不能探视他和跟他讲话。
科利砌了一道石墙，而肯尼迪做他的后台老板。我觉得科利简直无所不能。”
伊丽莎白·斯通想了想说：“你让金茨弄一个听证委员会传讯科利。我可以在兰姆勃蒂诺这边做同样的工作。我们要引蛇出洞。”
“肯尼迪会动用行政豁免权，禁止他作证，”他说，‘哦们会沾上一屁股屎，指也揩不净。”
伊丽莎白常常被他说的下流话逗得发笑，特别是在床上，但她这次没觉得逗。
“他要是动用总统特权这样做，就会毁了他。”她说，“报纸、电视不会轻饶了他。”
“那好吧，我们就这么干。”索尔说，“不过，咱们先去看看阿德布拉德·格雷，把他拉过来怎么样？我们不能让他站出来讲话，但也没准儿，他是个实心眼儿的理想家，或许在心理上对科利这么拙劣地让原子弹爆炸感到震惊和恶心，说不定他还能提供实情呢。”
这真是不幸，他们先拿格雷开刀。格雷很不情愿见他们，但伊丽莎白·斯通与海伦。
杜波里副总统的密切关系起了决定因素，格雷非常尊敬杜波里。
索尔·特罗伊卡开门见山：“司法部长克里斯蒂·科利在原子弹爆炸之别就抓到了那两个年轻人并把他们关了一段时间，但从他们身上没掏到任何情况，这是不是有点儿蹊跷？”
“他们有他们受宪法保护的权力。”格雷谨慎地说。
特罗伊卡不动声色地说：“科利不是一向很严厉、很有办法吗？
格雷斯和蒂勃特这两个小孩子怎么能招架得住他？”
格里耸耸肩说：“你永远搞不明白科利是怎么回事。”
伊丽莎白·斯通把问题直捅到底，“格雷先生，”她说，“你是否清楚，或至少有理由相信司法部长曾秘密拷问过那两个年轻人？”
格雷对这个问题木禁勃然大怒，可是等等，他妈的干嘛要护着科利，他想，无论如何，在纽约被炸死的大多数是黑人。“这没有任何证据，”他说，“而且我也会作证否认这件事情，科利在秘密审讯的时候，关掉了录音设备，没有任何记录，也许有过最坏的事发生，你们可以这么认为。但你们必须相信，总统没有参予这件事。”
第19章
清晨，在与总统一起出席会议之前，海伦·杜波里象往常一样跑了五英里，并以此清醒清醒头脑，她知道，不仅是这届政府，而且她本人也已处在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十字路口。
由于她拒绝在提请罢免总统的声明书上签名，肯尼迪和他的高级助手们现在把她当成了英雄，这使她感到自豪和高兴，尽管她一向鄙夷所谓男人的荣誉。
但现在不是值得高兴的时候，有许多棘手的问题要考虑，科利究竟干了些什么？他是否本来可以阻止原子弹的爆炸，但为了挽救总统而故意让它响了？她能相信科利会干出这种事，而不是弗兰西斯·肯尼迪，但无疑，若非经过肯尼迪的默许，科利敢这么做吗？
然而，然而……肯尼迪身上某种内在的东西现在散发着危险的气息，很清楚他竭力想组建一个服服帖帖按照他的意志行事的国会；很清楚地想对所有苏格拉底俱乐部的成员们进行刑事起诉。
真是可怕的极权，为了他臆想中的那个美好的美国，他是不是要抛弃所有民主和道德的基本原则？肯尼迪力图护着科利，但阿德布拉德·格雷不服气。海伦·杜波里怕的就是内讧。总统的助手必须为总统服务，总统的副总统必须支持他，必须！除非她辞职。但那样的话无疑是对肯尼迪沉重的打击，也是她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结，她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反叛者。可怜的弗兰西斯，他怎么来处理雅布里？
这是因为她认识到，肯尼迪会变得象他的敌人——国会、苏格拉底俱乐部、雅布里一样残酷无情，他所遭遇的不幸使他的性格不可逆转地变得乖戾冷酷。唉，上帝，弗兰西斯会把他们彻底碾成碎末。
她觉得大汗淋漓，腰酸腿疼。真想这样跑下去、跑下去，永远也不再回到白宫中去。
赞得·阿纳柯尼博士怕去见总统和他的助手们，他讨厌把他的科学研究同政治、社会目标拉扯在一起，要不是为了给他心爱的国家脑研究院搞到足够的经费，他才不会做什么总统医学顾问。
跟弗兰西斯·肯尼迪直接打交道并不赖，这人很聪明，而且懂得科学的重要性，尽管报纸上一些吹捧文章说肯尼迪也可以成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这未免显得荒廖可笑，但肯尼迪确实懂得科学研究的微妙的价值，他知道即使最晦涩抽象的科学理论也会带来神奇的应用结果。肯尼迪不成问题，麻烦的是他手下那些人、国会以及其他所有的官僚机构，加上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他们总盯着他。
直至阿纳柯尼博士来华盛顿政府研究部门任职之前，他从来没有意识到科学与社会之间实际上存着相当大的距离。人类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飞跃的成就，与此同时，政治、社会方面的格律却几乎没有任何变动，这不免可悲而又可鄙。
人类仍然穷兵黩武，耗资巨大，却没有一点益处；人与人之间依然还是互相残杀，永无休止。博士觉得这真是不可置信，因为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办法可以消除掉人头脑中邪恶凶残的一面，他鄙夷政客和新闻界对遗传移植学的攻击，好象生物学的变革是对某种圣灵的侵蚀，但现在显而易见，利用遗传学对人体及头脑的组织进行绞接和再塑造是必要的，目前的人种注定要毁灭。
阿纳柯尼博士事先已得到了有关这次会议议题的简单通知，看来有些情况还没有弄清楚，原子弹爆炸事件是否是恐怖分子打击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的全盘计划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那两个物理学高材生格里斯和蒂勃特，是否和恐怖分子头目雅布里有关系？他可能会被问及，他们是否应当用PET脑检测仪审讯罪犯，查明事实。
这使阿纳柯尼博士大光其火，他们为什么不在原子弹爆炸之前来请他作PET脑检测仪？
克里斯蒂·科利声称他当时忙于劫机危机，原子弹的威胁没有被太当真。骗人的鬼话，实际上是总统出于所谓的人道的考虑，拒绝了科利使用PET脑检测仪的请求。是的，假如那两个年轻人是无辜的话，那么万一他们在被检测过程中受到损害，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
但阿纳柯尼明白这不过是政治家的手腕，他曾向肯尼迪详细解释过操作过程，肯尼迪自然知道PET检测仪几乎毫无危险，而且能让被检测者正确回答问题。他们就可以找到并卸除掉那枚原子弹，他们本来有这个时间。
死伤了那么多人，起码该有点悔恨之意罢，可是，阿纳柯尼博士心里禁不住对那两个科学新秀感到敬佩，他真希望他能有这样的胆量，不管怎么样，他们提出了一个观点，的确有些疯狂，但是一个观点，这就是随着人的知识水平总体上的增长，个人挑起核灾难的危险性也大大增长了，个人的野心、贪婪，政客的权迷心窍的疯狂，都可能引起类似的灾难。不过，这两个孩子显然只是想到了从社会的角度对这些灾难予以控制，而没有想想科学手段，他们想的是抑制科学的应用，阻挡科学的发展，而正确的答案无疑应当是，改变人类的遗传基因，使暴力彻底成为不可能，也就是说，就象给火车头安装制动闸一样，在遗传基因和人脑中同样也可以安上“制动闸”。简单之至。
在内阁会议室中等着总统来时，阿纳柯尼有意拿出一摞材料和文章读了起来，把他和屋子里其他人分开。阿纳柯尼总是觉得不愿意理会总统的那几个助手，克里斯蒂·科利总好多管闲事，把国家脑研究院一直处在他的监督之下，没准儿什么时候，他心血来潮，还会没头没脑来上一纸命令，弄得博士哭笑不得，有时他略施小计，试图把事情搪塞过去，不过在这种事情上科利往往会占了他的上风，他的机智使博士不由感到意外；其他那几个总统助理，尤金。戴西、阿德布拉德·格雷和阿瑟·韦克斯，更是些蠢驴，连点基本的科学常识都没有，只会搞些并不重要的社会事务和行政管理。
阿纳柯尼注意到，副总统海伦·杜波里和中央情报局的头子西奥多。塔多也都来了。
他总是感到奇怪，一个女人竟会成为美国的副总统，他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