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人-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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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怪我唐突，将来恐怕‘雏凤清于老凤声’呢”，朴公虽然嘴里说“不要谬奖他”，脸上却“不禁泛满了得意的笑容”。朴公对他这个孙子的严训兼慈爱，处处表现出来。譬如，效先奉上汤药时。朴公抬头看见他，脸上马上泛出了一丝笑容，但是却厉声喝道：“还不快叫雷伯伯？”然而，朴公若真以为他能靠这个八九岁的幼孙来继承传统，那恐怕只是自欺的幻想。朴公已经“七旬上下”，任凭他有何等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的肉体生命是持续不了多久的了。就算效先的父母肯让效先一直留居台湾，陪伴孤独的祖父，一旦朴公去世，他们还是会把他接回美国，使他很快变回一个“小洋人”。所以朴公和王孟养的命运，说起来也相差不多。这也就是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命运！（朴公不断在古铜香炉里点香，当然就是作者暗示香火接代的问题。）朴公的这种自欺与脱离现实，是这篇小说的主要反讽。但作者的基本态度是尊敬与同情，而非讥诮嘲笑。在我们现今这个只有“乡愿”才能飞黄腾达的世界里，朴公却不肯同流合污，讨好俗世，而坚持固守传统理想，排斥现实势力，做一个中道而行的儒士。如此，在不可避免的实际失败中，他却获得了一份庄严光荣的精神胜利。小说里，朴公的言谈表现，处处展示出他那令人钦佩但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性格。他的思想行为，实在太远离现世，太不合于科学昌明、讲究理性的今日。譬如他主持治丧会，坚持传统礼仪，因为有了任何错失，便是“对亡者失敬”。又因担心王孟养“打了一辈子的仗，杀孽重”，而替他许愿，代他手抄一卷金刚经，等做“大七”那天，拜大悲忏时替他还愿。雷委员告辞时，朴公又特别嘱咐：“还有一句话，是你老师临终时留下来的，日后回大陆，无论如何要把他的灵柩移回家乡去。你去告诉他的那些后人，一定要保留一套孟养常穿的军礼服，他的那些勋章也要存起来，日后移灵，他的衣衾佩挂是要紧的。”这些，都十足表现朴公对“精神”的尊重，与对王盂养的厚谊。但若以今日的科学眼光与现实理性态度来评论，人，死了就是死了，还忙什么？朴公是多么迷信！多么自找麻烦！也难怪王家骥听着朴公的话，“竟有点不耐烦的样子”。朴公确实已经老迈。但他一直保留着当年创建民国的耿直不屈精神，而这精神，使他那上了年纪的肉身，也增添一份异样之神采。我们注意到，五十上下的雷委员，“面容显得有点焦黄疲惫”。六十开外的穿中山装的赖副官，更是头发落尽，背部佝偻，每次想立正都伸不直背。只有朴公一人，虽已“七旬上下”，“神色却是十分的庄凝”，“胸前银髯临风飘然”，“踏着迟缓而稳健的步子”。而他的做事态度，是坚持原则，有始有终，不肯半途而废。他和雷委员对弈，下到二十手时，身体困乏而瞌睡起来。雷委员立即起身告辞。朴公自知身体不支，精神上却不肯放弃。“怔怔的思索了半晌”，他终于说：“也好，那么你把今天的谱子记住。改日你来，我们再收拾这盘残局吧。”朴公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肉身老朽但精神不屈的情状，正可比《岁除》之赖鸣升。其实，朴公就是贵族阶级的赖鸣升，文儒高雅的赖呜升。而《梁父吟》这篇小说，和《岁除》也很有相似处，作者皆藉用人物的言语行动，来揭露他们自己的性格。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篇小说是朴公的性格悲剧。 第二种解释——以诸葛亮影射王盂养依照上面所论，我们若把王孟养解释为张飞，则《梁父吟》的主角是影射刘备（汉室正统后裔）的翁朴园。如此，《梁父吟》便是朴公的故事，正如《岁除》是赖鸣升的故事。可是我们发现，白先勇在另一方面，又以诸葛亮影射已故之王孟养。而从这一出发点推展，《梁父吟》的含义就大为改变：没出面的王孟养变成了小说的主角，正如衰微的李家是《思旧赋》的真正主角。而朴公，和《思旧赋》里的二女仆一样，退居次要角色，变成了悼念凭吊主角的人。我们也可换一句话说，依照小说的第一种解释，便是朴公追念王孟养，朴公追念辛亥革命。依照小说的第二种解释，则是王孟养被追念，辛亥革命被追念。两者之间重点不同，主角也就不同。白先勇以诸葛亮影射王孟养的用心，我们可在小说里找到证据。从朴公谈话叙述中，我们得知他们三个结拜弟兄，在民国建立以后几十年间，东征西讨之时，以王盂养为最“叱咤风云”，官位也升得最高，当了“总司令”。朴公说：“平心而论，讲到才略机智，我要首推你们老师。”雷委员也说：“恩师行事，一向令重如山，口出必行。”王孟养的灵堂里，挽联嵌了两句，“出师未捷身先死。中原父老望旌旗。”这些显然都暗指王盂养为诸葛亮。但最有力的一个证据，是小说篇名“梁父吟”。梁父吟，又名梁甫吟，原来是汉乐府的曲名。据说诸葛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诸葛亮一心兴汉，而功败垂成，后人追念他壮志未酬的悲烈，作诗哀悼他，诗中就提到梁父吟。例如李商隐的《筹笔驿》：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馀。还有杜甫的《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这首杜甫的《登楼》，特别值得注意，因为朴公书房壁上所挂郑板桥手笔的对子，写的正是这首诗里的“锦江春色来天地，王垒浮云变古今”二句。由此可见，白先勇存心把这首诗的旨境意境，容纳入这篇小说里。另外，王孟养灵堂里的挽联之“出师未捷身先死”一句，亦取自杜甫诗《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鹏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十分崇敬诸葛亮，尤崇敬武侯立志复兴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气节。《登楼》一首，系天宝之乱，杜甫避蜀时所作。他当时悼念诸葛亮与感时忧国的心情，正是朴公在《梁父吟》小说里悼念王孟养与辛亥革命的心情。特别是小说最后一段，朴公独自留在院子，站在“冬日的暮风”中，面对盛开过的三五朵兰花残苞，哀悼曾经叱咤风云的王孟养，追念辛亥年间的往事，其心境与意境，恰好暗合杜甫之“日暮聊为梁父吟”。如此，我们若把王孟养解释为诸葛亮，《梁父吟》这篇小说就成了王盂养的故事，王孟养的悲剧。而朴公就退一步，成为主角的哀悼者，故事的叙述者。从他对雷委员的谈话，我们看到一个英雄的兴起、高腾、衰败与死亡。辛亥革命时，王孟养才不过是二十岁。三个结拜弟兄，他“最是激昂”，最有“豪狂的劲道”。武昌城内枪声一响，别人尚在犹疑，他却已“抢了几枚炸弹，拖起马刀往外面冲去”。混战了一夜，大势已定，他突然兴致大发，跑到黄鹤楼上，“脱下了一件血迹斑斑的白布褂子，用竹竿挑起，插到了楼檐上去，然后他站到黄鹤楼的栏杆上，挥着一柄马刀，朝了我们呼喊道：‘革命英雄——王孟养在此。’”中华民国创建后，几十年间，他又东征西讨，建立功勋，升为总司令，叱咤风云。他的才略机智无人能比，可是由于他的性格太刚太烈，把世人都得罪了，只有两个结拜义兄，还可拘阻他一些。至于王孟养如何从“总司令”的巅峰，降而走下坡路，小说里并未说明。我们只能根据雷委员的谈话，得知他超人的才智“还没能展尽”。而朴公则归咎于王孟养自己那种“不合时宜”的刚烈性格。无论如何，总归是目前的人事与局势，迫使这个胸怀大志的将军，英雄无用武之地。三国时代，诸葛亮帮同刘备打天下，刘备死后又继承他的遗志，忠诚辅助后主，一心一意要打回中原，复兴汉室。却不幸壮志未酬，老死异乡。所以杜甫哀悼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王孟养的命运也相似：先是追随国父革命，创建民国；接着遵从国父遗志（朴公书房一副对联也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几十年间东征西讨，一心一意要建立统一和平的中华民国。却也不幸壮志未酬，老死异乡。我们且不追究王孟养的刚烈性格如何挫折了他的大志，也且不论目前的现实情势如何迫使他“才智没能展尽”，他之开始走下坡路，却也和个人的年岁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任凭怎样一个叱咤风云的壮士，终有一大也会年老，也会死亡。辛亥年间勇不可当的革命英雄，北伐抗日期间轰轰烈烈的大总司令，曾几何时已衰老卧病在床，不得不由继室夫人“扶上扶下”。然后就默默死去，另又可悲的是，王盂养虽然有儿子，但儿子继承的只是他的肉体生命；他当年创国的那种不屈不挠的刚烈精神，却无人持续，从此断绝。难怪朴公喃喃自语：“他晚年也是十分孤独的。”全面接受理性现买向遗弃传统“包袱”的王家骥，根本不懂得也不屑于接受他父亲的精神遗产。或许根本就否认“精神”的存在。所以当然他会觉得对亡者致敬是一件很不必要的无聊事。至于到寺里念经超度，做“大七”等事，那就更不必提了。如此观之，《梁父吟》便是王孟养一生的故事。朴公一方面是故事叙述者，供给小说情节，另一方面作者又藉由他对王盂养的追念，制造与固定小说里的哀悼气氛。所以我们若把王孟养解释为诸葛亮，这篇小说就不再是朴公的性格悲剧，而变成近似《思旧赋》的悼念文章，凭吊一个英雄的死亡，和他所创伟业的失落。 两种解释的融汇综上所述，我们得知白先勇一方面把王孟养暗喻为张飞，另方面又把他暗喻为诸葛亮，而从这不同的起点出发，这篇小说可演绎而成为两个不同的故事，但小说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含义，在我们做最后一步研析时，却又神妙奇巧地回归一处，融汇成一体。首先，朴公、仲默、孟养三人早在辛亥年间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日后也真的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地步。他们是分不开的同体手足，已无你我的分界，所以王孟养的故事就是朴公的故事，而朴公的悲哀就是王盂养的悲哀，如此，小说主角不论是那一个，最终意义却是同样的。其次，他们共同创建民国，又继承国父遗志，一起东征西讨，一心一意要完成国民革命，达到世界大同的理想。正如刘关张与诸葛亮，将自身命运维系于蜀汉的命运，同心协力复兴汉室，朴公和王孟养也把自己奉献给共同的理想，将“小我”溶入“大我”，于是他们的命运和民国的命运戚戚相关，不能分开。如此，朴公和王孟养的悲哀，也就是民国的悲哀；而《梁父吟》就不仅是两位革命元老的故事，同时也成为民国的故事。再者，我们细读《梁父吟》里作者对朴公的描写，即发现朴公除了具有不屈不挠、贯彻始终的创国精神，更秉具中国五千年积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之精神。难怪辛亥革命志士，在武昌起义成功次日，马上“通电全国，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如此观之，《梁父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