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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

孙犁散文集-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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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他从上海带回一个小老婆,河南人,大概是跑到上海去觅生活的,没有办法跟了他。也有人说,疤增叔的二哥,还在打光棍,托他给找个人,他给找了,又自己霸占了,二哥并因此生闷气而死亡。

又有一年,他从河南赶回几头瘦牛来,有人说他把白面藏在牛的身上,牛是白搭。究竟怎样藏法,谁也不知道。

后来,他就没挣回过什么,一年比一年潦倒,就不常出门,在家里做些小买卖。有时还卖虾酱,掺上很多高粱糁子。

家里娶的老伴,已经亡故。在上海弄回的女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中间一度离异,母子回了河南,后来又找回来,现在已长大成人,出去工作了。

原来的房子,被大水冲塌,用旧砖垒了一间屋子,老两口就住在里面,谁也不收拾,又脏又乱。

一年春节,人们夜里在他家赌钱。局散了以后,老两口吵了起来,老伴把他往门外一推,他倒在地下就死了。

1983年9月3日

秋喜叔

秋喜叔的父亲,是个棚匠。家里有一捆一捆的苇席,一团一团的麻绳,一根大弯针,每逢庙会唱戏,他就被约去搭棚。

这老人好喝酒,有了生意,他就大喝。而每喝必醉,醉了以后,他从工作的地方,摇摇晃晃地走回来,进村就大骂,一直骂进家里。有时不进家,就倒在街上骂,等到老伴把他扶到家里,躺在炕上,才算完事。人们说,他是装的,借酒骂人,但从来没有人去拾这个碴儿,和他打架。

他很晚的时候,才生下秋喜叔。秋喜叔并无兄弟姐妹,从小还算是娇生惯养的,也上了几年小学。

十几岁的时候,秋喜叔跟着一个本家哥哥去了上海,学织布。不愿意干了,又没钱回不了家,就当了兵,从南方转到北方。那时我在保定上中学,有一天,他送来一条棉被,叫我放假时给他带回家里。棉被里里外外都是虱子,这可能是他在上海学徒三年的唯一剩项。第二天,又来了两个军人找我,手里拿着皮带,气势汹汹,听他们的口气,好像是秋喜叔要逃跑,所以先把被子拿出来。他们要我到火车站他们的连部去对证。那时这种穿二尺半的丘八大爷们,是不好对付的,我没有跟他们走。好在这是学校,他们也无奈我何。

后来,秋喜叔终于跑回家去,结了婚,生了儿子。抗日战争时,家里困难,他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又跑回来。

秋喜叔的个性很强,在农村,他并不愿意一锄一镰去种地,也不愿推车担担去做小买卖。但他也不赌博,也不偷盗。

在村里,他年纪不大,辈份很高,整天道貌岸然,和谁也说不来,对什么事也看不惯。躲在家里,练习国画。土改时,他从我家拿去一个大砚台,我回家时,他送了一幅他画的“四破”,叫我赏鉴。

他的父亲早已去世,他这样坐吃山空,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家里地里的活儿,全靠他的老伴。那是一位任劳任怨,讲究三从四德的农村劳动妇女,整天蓬头垢面,钻在地里砍草拾庄稼。

秋喜叔也好喝酒,但是从来不醉。也好骂街,但比起他的父亲来,就有节制多了。

秋天,村北有些积水,他自制一根钓竿,从早到晚,坐在那里垂钓。其实谁也知道,那里面并没有鱼。

他的儿子长大了,地里的活也干得不错,娶了个媳妇,也很能劳动,眼看日子会慢慢好起来。谁知这儿子也好喝酒,脾气很劣,为了一点小事,砍了媳妇一刀,被法院判了十五年徒刑,押到外地去了。

从此,秋喜叔就一病不起,整天躺在炕上,望着挂满蛛网的屋顶,一句话也不说。谁也说不上他得的是什么病,三年以后才死去了。

1983年9月2日下午

大嘴哥

幼小时,听母亲说,“过去,人们都愿意去店子头你老姑家拜年,那里吃得好。平常日子都不做饭,一家人买烧鸡吃。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现在,谁也不去店子头拜年了,那里已经吃不上饭,就不用说招待亲戚了。”

我没有赶上老姑家的繁盛时期,也没有去拜过年。但因为店子头离我们村只有三里地,我有一个表姐,又嫁到那里,我还是去玩过几次的。印象中,老姑家还有几间高大旧砖房,人口却很少,只记得一个疤眼的表哥,在上海织了几年布,也没有挣下多少钱,结不了婚。其次就是大嘴哥。

大嘴哥比我大不了多少,也没有赶上他家的鼎盛时期。他发育不良,还有些喘病,因此农活上也不大行,只能干一些零碎活。

在我外出读书的时候,我们家已经渐渐上升为富农。自己没有主要劳力,除去雇一名长工外,还请一两个亲戚帮忙,大嘴哥就是这样来我们家的。

他为人老实厚道,干活尽心尽力,从不和人争争吵吵。平日也没有花言巧语,问他一句,他才说一句。所以,我们虽然年岁相当,却很少在一块玩玩谈谈。我年轻时,也是世俗观念,认为能说会道,才是有本事的人;老实人就是窝囊人。

在大嘴哥那一面,他或者想,自己的家道中衰,寄人篱下,和我之间,也有些隔阂。

他在我们家,呆的时间很长,一直到土改,我家的田地分了出去,他才回到店子头去了。按当时的情况,他是一个贫农,可以分到一些田地。不过他为人孱弱,斗争也不会积极,上辈的成份又不太好,我估计他也得不到多少实惠。

这以后,我携家外出,忙于衣食。父亲、母亲和我的老伴,又相继去世,没有人再和我念道过去的老事。十年动乱,身心交瘁,自顾不暇,老家亲戚,不通音问,说实在的,我把大嘴哥差不多忘记了。

去年秋天,一个叔伯侄子从老家来,临走时,忽然谈到了大嘴哥。他现在是个孤老户。村里把我表姐的两个孩子找去,说:“如果你们照顾他的晚年,他死了以后,他那间屋子,就归你们。”两个外甥答应了。

我听了,托侄子带了十元钱,作为对他的问候。那天,我手下就只有这十元钱。

今年春天,在石家庄工作的大女儿退休了,想写点她幼年时的回忆,在她寄来的材料中,有这样一段:

在抗战期间,我们村南有一座敌人的炮楼。日本鬼子经常来我们村扫荡,找事,查户口,每家门上都有户口册。有一天,日本鬼子和伪军,到我们家查问父亲的情况。当时我和母亲,还有给我家帮忙的大嘴大伯在家。

母亲正给弟弟喂奶,忽听大门给踢开了,把我和弟弟抱在怀里,吓得浑身哆嗦。一个很凶的伪军问母亲,孙振海(我的小名——犁注。)到哪里去了?随手就把弟弟的被褥,用刺刀挑了一地。母亲壮了壮胆说,到祁州做买卖去了。日本鬼子又到西屋搜查。当时大嘴大伯正在西屋给牲口喂草,他们以为是我家的人。伪军问:孙振海到哪里去了?大伯说不知道。他们把大伯吊在房梁上,用棍子打,打得昏过去了,又用水泼,大伯什么也没有说,日本鬼子走了以后,我们全家人把大伯解下来,母亲难过地说:叫你跟着受苦了。

大女儿幼年失学,稍大进厂做工,写封信都费劲。她写的回忆,我想是没有虚假的。那么,大嘴哥还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抗战胜利,我回到家里,他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初进城那几年,我的生活还算不错,他从来没有找过我,也没有来过一次信。他见到和听到了,我和我的家庭,经过的急剧变化。他可能对自幼娇生惯养,不能从事生产的我,抱有同情和谅解之心。我自己是惭愧的。这些年,我的心,我的感情,变得麻痹,也有些冷漠了。

1985年6月27日下午

大根

岳父只有两个女儿,和我结婚的,是他的次女。到了五十岁,他与妻子商议,从本县河北一贫家,购置一妾,用洋三百元。当领取时,由长工用粪筐背着银元,上覆柴草,岳父在后面跟着。到了女家,其父当场点数银元,并一一当当敲击,以视有无假洋。数毕,将女儿领出,毫无悲痛之意。岳父恨其无情,从此不许此妾归省。有人传言,当初相看时,所见者为其姐,身高漂亮,此女则瘦小干枯,貌亦不扬。村人都说:岳父失去眼窝,上了媒人的当。

婚后,人很能干,不久即得一子,取名大根,大做满月,全家欢庆。第二胎,为一女孩,产时值夜晚,仓促间,岳父被墙角一斧伤了手掌,染破伤风,遂致不起。不久妾亦猝死,祸起突然,家亦中落。只留岳母带领两个孩子,我妻回忆:每当寒冬夜晚,岳母一手持灯,两个小孩拉着她的衣襟,像扑灯蛾似的,在那空荡荡的大屋子出出进进,实在悲惨。

大根稍大以后,就常在我家。那时,正是抗日时期,他们家离据点近,每天黎明,这个七、八岁的孩子,牵着他喂养的一只山羊,就从他们村里出来到我们村,黄昏时再回去。

那时我在外面抗日。每逢逃难,我的老父带着一家老小,再加上大根和他那只山羊,慌慌张张,往河北一带逃去。在路上遇到本村一个卖烧饼果子的,父亲总是说:“把你那柜子给我,我都要了!”这样既可保证一家人不致挨饿,又可以作为掩护。

平时,大根跟着我家长工,学些农活。十几岁上,他就努筋拔力,耕种他家剩下的那几亩土地了。岳母早早给他娶了一个比他大几岁,很漂亮又很能干的媳妇,来帮他过日子。

不久,岳母也就去世了。小小年纪,十几年间,经历了三次大丧事。

大根很像他父亲,虽然没念什么书,却聪明有计算,能说,乐于给人帮忙和排解纠纷,在村里人缘很好。土改时,有人想算他家的旧账,但事实上已经很穷,也就过去了。

他在村里,先参加了村剧团,演《小女婿》中的田喜,他本人倒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女婿。

二十岁时,他已经有两个儿子,加上他妹妹,五口之家,实在够他巴结的。他先和人家合伙,在集市上卖饺子,得利有限。那些年,赌风很盛,他自己倒不赌,因为他精明,手头利索,有人请他代替推牌九,叫做枪手。有一次在我们村里推,他弄鬼,被人家看出来,几乎下不来台,念他是这村的亲戚,放他走了。随之,在这一行,他也就吃不开了。

他好像还贩卖过私货,因为有一年,他到我家,问他二姐有没有过去留下的珍珠,他二姐说没有。

后来又当了牲口经纪。他自己也养骡驹子,他说从小就喜欢这玩意儿。

“文革”前,他二姐有病,他常到我家帮忙照顾,他二姐去世,这些年就很少来了。

去年秋后,他来了一趟,也是六十来岁的人了,精神不减当年,相见之下,感慨万端。

他有四个儿子,都已成家,每家五间新砖房,他和老伴,也是五间。有八个孙子孙女,都已经上学。大儿子是大乡的书记,其余三个,也都在乡里参加了工作。家里除养一头大骡子,还有一台拖拉机。责任田,是他带着儿媳孙子们去种,经他传艺,地比谁家种得都好。一出动就是一大帮,过往行人,还以为是个没有解散的生产队。

多年不来,我请他吃饭。

“你还赶集吗?还给人家说合牲口吗?”席间,我这样问。

“还去。”他说,“现在这一行要考试登记,我都合格。”

“说好一头牲口,能有多大好处?”

“有规定。”他笑了笑,终于语焉不详。

“你还赌钱吗?”

“早就不干了。”他严肃地说,“人老了,得给孩子们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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