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1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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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历来对宋人传奇的评价，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胡应麟把“近实”看作是宋传奇的优长之处，所以鲁迅说他的那一段话，只能是“几近是”。
近人吕思勉说：“惟小说究以理致为主。唐人所为，好用辞藻，故其品实不逮宋人。”并说，“……小说也，皆唐人启其端，至宋而后臻于大成，唐中叶后新开之文化，固与宋当画为一期者也。”（《隋唐五代史》第二十一章）这只能说是历史家的一种见解，不必深辩矣。因为文学的飞动，不只靠奇思妙想，而且还要靠足能传达这种奇思妙想的词藻。这一点，较之唐，宋传奇就大大失色了。
词藻——语言的作用，绝不可忽视。此文人之法宝，久炼而成；小说之精华，非此莫属。
宋人并非不追求词藻，有时还常常在文中点缀诗词。不过总的说来，它的文词呆滞，不传神韵。失去魅力，失去读者。读者不能无精神食粮，平话小说乃乘运而兴。
五
唐人传奇之漂亮词句，幼年初读时，即拍案叫绝，至今仍能背诵。如《虬髯客传》之“张氏发长委地，立梳床前。”
“不衫不履，裼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柳毅传》：
“蛾脸不舒，巾袖无光，凝听翔立，若有所伺。”《霍小玉传》：
“引谕山河，指诚日月。句句恳切，闻之动人。”“时春物尚余，夏景初丽，酒阑宾散，离思萦怀。”都非强作美词，眩人眼目。
而是逐景生情，发自作者心中，所以能感人，并呈飞动之致。
唐人做诗做惯了，善于推敲，遣词造句，变化神奇，有如魔术。这自然影响到小说的修辞上。
六
唐人传奇的形式，多种多样，有长有短。其内容，也包罗万象。就其主要作品来看，已从记述怪异逐渐进入现实人生。即如写梦幻，实亦为写人间。彰彰者如《南柯太守传》与《枕中记》，写的就是官场的沉浮，人生的荣辱。鲁迅说，唐代文人，“歆羡功名”。所以写这种题材多。名为警世，实亦渲染。
有的是写政治。《虬髯客传》，目的在于政治，即天命不可违，神器不可夺，为李唐着笔，虽有男女间的相遇相慕，只是陪衬，最终是为政治服务的。《东城老父传》、《开元升平源》两篇，更是直言不讳地写政治，写国家的治乱兴衰。而《庐江冯媪传》，实际上是一篇现实性很强的农村小景。
完全进入现实生活，目的在于描绘世态的，是《李娃传》。这是唐人传奇中的一篇杰作。白行简不愧为大作家。它的优长之处，在于布局的完整、舒展，行文的自然、大方。对比之下，沈亚之等人的作品，则有些局促。鲁迅所说的“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它兼而有之。《霍小玉传》，虽亦缠绵，而波澜不敌。《无双传》，虽有波澜，而不自然。结尾处，为报一己之私情，草菅人命，伤害多人，以增传奇之意，虽步司马迁游侠遗意，然过于残酷，有失人道，不可取也。
《莺莺传》，作自名家，后人锦上添花，声名最显赫，然鲁迅谓“文章尚非上乘，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有贬义。
但在唐传奇中，仍为佼佼。至于后来施之弹唱，演为戏曲，则文章之遭遇，亦如人生，有幸有不幸矣。
这篇小说，故事本极平淡，人物除红娘外，性格亦各平平。然千百年来，家传户诵，其理即在于爱情二字。悲欢离合之情，固通于千家万户，通于群众之心。以平淡之造意，获传奇之硕果，元稹之文字工力，究不可没也。
唐人之创作传奇，态度严肃，每有所作，必于篇前篇后，记录自己以及友朋姓名，写作缘起，以及事件发生年月，虽为小说，亦取信于人之意。
七
然记有人名、地址者，不一定皆为传奇，有的则是寓言。
余幼年时，不明这种区分，曾把韩愈的《圬者王承福传》和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也视为唐人传奇。鲁迅则说，这种文字，“无涉于传奇”，因为它是“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的。
这也很难分。从道理上说：作者宣传一种思想，一种见解，借用一个人物的事迹，或通过他的语言，把一种思想和见解宣扬出来，这就是寓言。传奇当然有时也是为了宣扬一种思想，但采取的方式，不是直接说教，而是用具体形象。
我看，寓言和传奇，就是在文学史上，也很难分得清楚。
读者会把它们，一样看做是小说。
跋
我在中学读书时，在保定“马号”一家兼营文具的小书铺，买了一本“毛边”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三二年七月第八版，版权页有鲁迅印章），现在还在我的身边。这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抗战前所有书籍，都已化为灰烬。这本书是我在土改时，从家中带到饶阳大官亭，在贫农团办公的大院里，拣了一小块办丧事用的黄绫子，把书脊糊裱了一下，又带进天津来了。
一九五二年二月，人文出版了《唐宋传奇集》，三月，我就买了一本。此后，我还买过一本，旧日中华书局为中学生选的《唐宋传奇》。还买过一本神州国光社的《唐人传奇》。前者，“文革”后回故乡时，带着路上看，被同村的一位教书先生拿走了。此人已逝去，书不知流落何方。后者，则忘记送给谁了。
以上两件事，说明我对中国小说及其历史，很早就发生了兴趣，并从鲁迅的著作，得到一些知识。但自己并没有什么研究成果。直到今天，写这篇稿子，还是以先生这两本书，为主要依据，自己也没有什么发明与增补。这同时说明，先生的论述，非常精确，是历久不刊之论。因为他是从作家的角度，研究古代小说的。
不过，因为眼下我的藏书多了一些，为文时，又按照先生的指引，参阅了：
一、《太平广记》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二、《顾氏文房小说》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三、《资治通鉴考异》同上。
四、《文苑英华》近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五、《说郛》涵芬楼排印张宗祥抄本。
实际也未细读，翻翻而已。
呜呼，晚年无聊，侧身人海。未解超脱，沉迷旧籍。虽古人称，优于博奕，实亦如鲁迅所云：“顾旧乡而不行，弄飞光于有尽，此亦岂所以善吾生？”有可悲者矣！
1990年8月29日记
读《东坡先生年谱》
王宗稷编，在“东坡七集”卷首。
一
此年谱字数不多，非常简要。记述精当，绝不旁枝。年月之下，记东坡居何官，在何地曾作何诗文，以相印证。东坡诗文，多记本人经历见闻，取材甚便。诗文有不足以明，则引他人诗文旁证之。余以为可作文人年谱之楷模。
二
据年谱：苏东坡二十一岁举进士；二十五岁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二十六岁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三十岁判登闯鼓院，直史馆；三十四岁监官告院；三十六岁，因与王安石不和，通判杭州；四十岁，通判密州；四十二岁，知徐州；
四十四岁移湖州。
此间出事，年谱云：是岁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谢表以为谤。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摄。按子立墓志云：
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祝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南都。又按先生上文潞公书云：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舩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
耕堂曰：余读至此，废卷而叹。古今文字之祸，如出一辙，而无辜受惊之家庭妇女，所言所行，亦相同也，余曾多次体验之。
然宋时抄家，犹是通过行政手段：有皇帝意旨，官吏承办，尚有法制味道。自有人提倡和尚打伞以来，抄家变成群众行动，遭难者受害尤烈矣。司马相如死后，汉武帝令人至其家取书，（是求书不是抄家。）卓文君言：相如无书也，有书亦为人取去。所答甚得体，有见识，不愧为文君也。朱买臣之妻尤有先见之明，力阻其夫读书，不听，则与之离婚，盖深明读书无益，而为文易取祸也。此两位妇女，余甚佩服，故曾为两篇短文称颂之。
四十五岁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五十一岁哲宗元祐元年，入侍延和，迁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是苏东坡一生中最得意的几年，曾蒙太皇太后及哲宗皇帝召见，命坐赐茶，并撤御前金莲灯送归值所。
耕堂按：这在旧日官场看来，是一种殊荣。但令不喜官场的人看来，这不过是妇人呴呴之恩，买好行善而已。
五十四岁，出知杭州。五十七岁在颍州。五十八岁再入朝，任端明、侍读二学士。五十九岁，即绍圣元年，又不利，出知定州、英州，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过虔州，又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即过海矣。六十三岁在儋州。六十六岁，放还，死于常州。
耕堂按：“安置”即管制。后之“随意居住”，即解除管制矣。
三
纵观东坡一生为官，实如旅行，很少安居一处。所止多为驿站、逆旅、僧舍，或暂住朋友处，亦可谓疲于奔命矣。其官运虽不谓佳，然其居官兴趣未稍减。东坡幼读东汉书，慕范滂之为人，为母所喜，苏辙作墓志，及宋史本传均称引之。
可知其志在庙堂，初未在文章。古人从不讳言：学而优则仕，因士子于此外，别无选择。如言：学而优则商，在那时则不像话。既居官矣，则如骑虎，欲下不能，故虽屡遭贬逐，仍不忘朝廷。
东坡历仁、英、神、哲、徽五朝，时国士日蹙，财政困难，朝政纷更多变，虽善为政者，亦多束手，况东坡本非公卿之材乎。既不能与人共事，且又恃才傲物，率意发言，自以为是。苏辙作墓志，极力罗列其兄政绩，然细思杭州之兴修水利，徐州之防护水灾，定州之整顿军纪，亦皆为守土者分内之事，平平而已，谈不上大节大能。此外，东坡两度在朝，处清要之地，亦未见其有何重大建树。文章空言，不足据以评价政绩也。
远古不论，中国历史上，在政治上失意而在文学上有成者：唐有柳宗元，宋有苏东坡。柳体弱多病，性情忧郁，一贬至永州，即绝意仕途，有所彻悟。故其文字，寓意幽深，多隐讳。苏东坡性情开放，乐观，体质亦佳，能经波折，不忘转机，故其文字浅近通达，极明朗。东坡论文，主张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并以为文止而意不尽，乃是文章极致。然读其文章，时有激越之词，旁敲之意，反复连贯，有贾谊之风，与柳文大异。然在宋朝，欧公之外，仍当首选。其父与弟，以及王安石、曾巩，皆非其匹。以上数人，在处理政事上，皆较东坡有办法，有能力，因此也就不能多分心于文学。人各有秉赋、遭际，成就当亦不同。
苏东坡生活能力很强，对政治沉浮也看得开，善于应付突然事变，也能很快适应恶劣环境。在狱中，他能吃得饱，睡得熟；在流放中，他能走路，能吃粗饭。能开荒种地，打井盖屋。他能广交朋友，所以也有人帮助。他不像屈原那种人，一旦失势，就只会行吟泽畔，也不像柳宗元，一遇逆境，便一筹莫展。他随时开导娱乐自己，可以作画，可以写字，可以为文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