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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7部分

孙犁散文集-第1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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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我们的古老文化,我们的古代历史,如果只有儒家,没有杨墨,没有老庄,没有纵横家,小说家,没有神话传说,那将是多么单调啊!

书前他那篇《自叙》写得很好,我也读得懂,有兴趣。这篇文字,有真情,有实况,有很好的见解。他在讲述他对一些古书、一些人物的看法时,他常常引用当前的事例作证,有时是故事,有时是笑话,有时是谚语。使得这样深奥的学术文章,充满生机和活气。

遗书中有他的一本文集,是他的杂文。他的杂文写得并不很精彩,大概是幼年写“时文”写惯了,带有八股文的死板气息。就像现在有些人,前些年写大字报、大批判稿、应景诗文写惯了,现在想认真搞些创作,总是转不过来,带有新八股的虚假味道一样。

他是历史考证家,不是作家。

1984年6月1日写讫——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耕堂读书记(七)

读《伊川先生年谱》记

我读书不求甚解,又好想当然,以己意度古人文词,所以常常弄错。查词书的习惯也差。初中时,老师叫买《辞源》,我花了七块白洋买了一部丙种的,使用得不多,保存得很好。可惜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汉奸抢走了。进城后又买了一部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被造反派偷去了。

比如“程门立雪”这个典故,本来一查就可明了的,可是我一直没去查考。因此,这个词儿,长期在我的脑子里形成的印象是:有两个弟子,去拜访程颐,程的架子很大,正在闭门高卧,两个弟子站在门外,天下着大雪,他们直直地立在那里不动。

晚年读了《朱子文集》里的《伊川先生年谱》,才知道并不是这么回事。原文为:

游定夫、杨中立来见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顾曰:“二子犹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馀矣。其严厉如此。

这说明,两个弟子是侍立在屋里,而不是站立在大门以外。是老师叫他们去睡觉的时候,出门来才看见下了大雪。

这里记述了一下大雪,不过是为了增加描写的气氛。中国有许多散文,在结尾时,常常好用这个手法。这里,也反衬两个弟子侍立时间之长。

雪下到一尺深了,恐怕要有两、三个小时才行。不过站在屋里,总比站在门外暖和多了,不然老师也不会老是闭着眼坐在那里。

这个典故是表明古人的尊师重道的。然而,老师不说话,闭着眼睛,也许是在想自己的心事,也许是对两个弟子无话可说,也许是今天心情不好。也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就给他下个“严厉如此”。因为另有记载:“晚年接学者,乃更平易,盖其学已到至。”

不过程颐这个人,确是有些言语和行动,不近人情。例如他给皇帝讲书,过去都是站着讲,他独独要求坐着讲,以明尊师重道。朝廷的体制,是那么随便改得的?又如课间休息时,年幼的皇帝攀折了一条柳枝,他就说道:“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像训斥乡间小孩子一样,弄的皇帝“不悦”。

连举荐他来的司马光,“闻之变不悦”。和他同朝做官的苏轼苏辙兄弟,对他也很不满意。苏轼在上给皇帝的奏折中就曾说:“臣素疾程某之奸,未尝假以词色。”

按说苏氏兄弟也属于司马光这一派,但他们是会做官的,是办实事的,是讲究通达的。对程颐这种过于矫饰的空言泛论,时常加以无情的讽刺,直至结下仇怨。当然,也有人说,其中掺杂着一些争名夺利的成分。

当时宰臣们荐举程颐的奏章,措词很高。其中谓:

言必忠信,动遵礼仪;矜式士类,裨益风化。材资劲正,有中正不倚之风;识虑明彻,至知几其神之妙。

但这些溢美之词,并不保证程颐有实际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到了京城,朝廷只给他一些管文化教育的闲散官儿做,除去叫他“说书”外,还叫他“兼判登闻鼓院”,就是叫他去管上访。他说:“入谈道德,出领诉讼”,不愿意干。其实这倒是一件实际工作。

苏辙背后对太后说这个人“不靖”,就是说他不安分。但他为什么竟能享那么高的盛誉,而屡次为名公巨卿们所推荐呢?道理是:对宰臣们来说,他们能给天子找到这样一个刚正纯粹的大儒,以为是尽了自己的职责,为太平盛世添加了光彩。对程颐本人来说,既然自己是因为刚正纯粹,被朝野看重,就无妨再加大这方面的资本,弄得更突出些。

这也是一种进身之道。不过也埋伏下了危机。当时朝廷的政局,像棋局一样,斗争激烈。等到荐引他的一派人失势,他也就跟着倒楣。或者他的一些奇特的令人非议的行径,给反对派提供了口实,把帐算在举荐他的一派人头上。所以后来,谏议大夫孔文仲奏程颐:

污下儉巧,素无乡行。经筵讲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型。

以后又弄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事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复隶党籍。”就是说,不只著作被禁,株连弟子,而且又被挂上黑牌了。

如果他老老实实,在乡下聚徒授书,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遭遇吧!

1984年9月14日改讫

读《朱熹传》记

我现在读的《朱子文集》,是丛书集成中的正谊堂全书本,共十册。清康熙年间张伯行编订。我另有四部丛刊本《朱文公集》,也是十册,是根据明刊本影印的。两相对照,张本删去的东西很多,主要是诗和奏议。他所编入的书信回答,都是关于性理之学的论辩,所录少量杂文,也都是与理学有关的。张伯行是清朝的理学家,用各取所需的方法,编辑了这部文集。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此曾加以严厉评讥。

这样编辑的文集,当然是有很多缺点的。不过,商务印的这部丛书集成,书版小巧,印刷清楚,校对也算精审,读起来很方便。而我那部四部丛刊本,因为是缩印,字体有些模糊,老年人读起来费力,只好作为参考之用,束之高阁。

张本前面附有朱熹本传。

熹生于建炎四年。成名很早,年十八贡于乡,中进士第。

但官一直做得不顺利,有人为他统计,“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九,考立朝仅四十日。”主要是因为他的主张,与当时的朝论不合,皇帝不肯重用他。淳熙六年,朱熹上疏言事,皇帝读了大怒说:“是以我为亡君也。”宰相赵雄言于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则人之誉之益众,无乃适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长而用之,彼渐当事任,能否自见矣。”上以为然。

这是宰相替他说了好话,救了他。历史上常有这种例子,有人自以为忠,向皇帝直言进谏,结果惹得皇帝大怒,闯下杀身大祸,这时就常常有人,从旁讲这一类好话,使言者转危为安。不然,这也要看在什么时候,遇见什么皇帝。南宋之时,国家偏安,人材为重,注意影响,皇帝的脾气也好些。

如果遇到的是清朝雍正乾隆那样的“英明之主”,就不听这种劝告。他们要想对付哪一个人,是先收集能使此人名声扫地的“材料”,或是动用酷刑,叫他招承一连串耸人听闻的罪状。

这样一来,就是杀了这个人,他的名誉也不会再在群众中存在了。

因为朱熹赈济灾民有方,皇帝称赞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见他还是有一些实际工作能力的。四部丛刊本的文集中,就保留了不少他从吏时的文书。

但他是继承周、程之学的,不甘心做地方官,而是想把他心目中的道统,推行于天下。他屡次上书,都是不合时宜的话,既惹得皇帝厌烦,也得罪了不少权贵。于是他的下场,就和他的前辈程颐一样了。

先是吏部尚书郑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后来监察御史陈贾又对皇帝说:“臣伏见近世道学,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邪?”

这样,政府开始禁止他的学说。

后来因为他得罪了韩胄,韩竟诬他“图谋不轨”。把他和他学生,定为“伪党”、“逆党”,有人还上疏“乞斩朱熹”。

此时,他的“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认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别其非党。”这种情景,和十年动乱中有些人的遭遇,何其相似!也可以说是够悲惨够凄凉的了。他活了七十一岁,死后才得平反。

我对朱子的学说,因为缺少研究,不敢妄加评议。但我尊重这位学者,我买了不少他的著作。除了两种文集外,寒斋尚藏有《朱子年谱》一部,他辑录的《三朝名臣言行录》和《五朝名臣言录》各一部,《近思录》一部。此外还有《诗集传》和《论语集注》等。

他的一生,除去极力宣传他的正心诚意的学说,还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古书的整理集注工作。不过我也有些管窥之见,以为:孔子的学说,本来是很实际的、活泼的、生动的。孔子的言论,很少教条,都是从经验得来,从实际出发,以启发的方式,传给弟子。因此能长期不衰,而为历代帝王所重。而性理之学,把圣人的学说抽象了,僵化了,变为教条,成为脱离实际的意识活动,一般人既难以理解,难以领会,做起来也很困难,没有一定的标准。因此,也就常常与追求实效、习惯变通的政治,发生抵牾和矛盾,作为点缀还可,要想施之行政,就不为政治家所喜欢了。

1984年9月15日读《宋文鉴》记《宋文鉴》,国学基本丛书本,共十六册。卷首有周必大的序。他说:“文之盛衰主乎气,辞之工拙存乎理。”又说,“天启艺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为事,列圣相承,治出于一。”

第一段话,是表明他对文章的看法;第二段话,说明宋自开国以来,在五代长期兵荒马乱之后,在文化典籍的废墟上,做了很多重建、修整和创造的工作。北宋时,他们编辑了几部大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广徵传引》,使得一些古书内容得以流传。司马光等人,又撰写了一部历史著作《资治通鉴》。历观各个朝代,在整理历史文化方面,宋朝的成就可说是最突出的。以上这几部大书,寒斋有幸,都已购存插架。因为有这个传统,南渡以后,他们还编辑了这一部《宋文鉴》,规模虽然不及以上各书,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算很不容易了。

此集所选,断自北宋,周必大提出衡选标准:

古赋诗骚,则欲主文而谲谏;典册诏诰,则欲温厚而有体;奏疏表章,取其谅直而忠爱者;箴铭赞颂,取其精悫而详明者。以至碑记论序书启杂著,大率事辞称者为先,事胜辞则次之;文质备者为先,质胜文则次之。

《宋文鉴》一共一百五十卷。是吕祖谦编辑的。他选文的主张是:

国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宽。仁庙以后,文士辈出,故所取稍严。如欧阳公、司马公、苏内翰、黄门诸公之交,俱自成一家,以文传世,今姑择其尤者,以备篇帙。

或其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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