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1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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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谈及此书时,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
中国旧的传统道德,包含忠孝节义;在历史观念上,是尊重正统。《三国演义》的作者,以人心思汉和忠义双全这两个概念,来塑造关羽这个英雄人物,使他在这一部小说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
于是,在文学和民俗学上,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现象:关羽从一个平常的人,变为一个理想化的人,进而变为一尊神。
这一尊神还是非同小可的,是家家供奉的。旧时民间,一般人家,年前要请三幅神像:一幅是灶王,是贴在锅台旁边的,整天烟薰火燎;一幅就是关老爷,他的神龛在房正中的北墙上,地势很好;一幅是全神,是供在庭院中的。这幅全神像,包括天地三界的神,有释、道、俗各家,神像分数行,各如塔状。排在中间和各行下面的神像品位最高,而这位关羽,则身居中间最下,守护着那刻着一行大字的神牌,神态倨傲,显然是首席。
在各县县城,都有文庙和武庙。文庙是孔子,那里冷冷清清,很少有群众进去,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可观赏的,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至圣先师的牌位。武庙就是关羽,这里香火很盛,游人很多,因为又有塑像,又有连环壁画,大事宣扬关公的神威。
关羽庙遍及京城、大镇、名山、险要,各庙都有牌匾楹联,成为历代文士卖弄才华的场所。清朝梁章巨所辑《楹联丛话》中,关庙对联,数量最多,有些对联竟到了头昏脑热,胡说八道的田地。
当然,有人说,关羽之所以成为神,是因为清朝的政治需要。这可能是对的。神虽然都是人造出来的,但不经政治措施的推动,也是行之不远的。
幸好,我现在查阅的《三国志》,是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这个本子是据武英殿本校刊,所以《蜀志》的开卷,就有乾隆皇帝的一道上谕,现原文抄录: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论定,岂得谓公?
从前曾奉
世祖章皇帝
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圣烈。朕复于乾隆三十二年,降旨加灵佑二字,用示尊崇。夫以神之义烈忠诚,海内咸知敬祀,而正史犹存旧谥,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所有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第本传相沿日久,民间所行必广,难于更易。著交武英殿,将此旨刊载传末,用垂久远。其官版及内府陈设书籍,并著改刊此旨,一体增入。钦此!
这就不仅是胡说八道,而是用行政方式强加于人了。
至于在戏剧上的表现,关羽也是很特殊的。他有专用的服装、道具;他出场之前,要放焰火;出场后,他那种庄严的神态,都使这一个角色神秘化了。
但这都是文学以外的事了。它是一种转化现象,小说起了一定作用。老实说,《三国演义》一书,虽如此煊赫,如单从文学价值来说,它是不及《水浒》,甚至也不及《西游记》的。《水浒》、《西游记》虽也有所本,但基本上是文学创作,是真正文学的人物形象。而《三国演义》,则是前人所讥评的“太实则近腐”,“七实三虚惑乱观者”的一部小说。
把真人真事,变为文学作品,是很困难的。我主张,真人真事,最好用历史的手法来写。真真假假,真假参半,都是不好的。真人真事,如认真考察探索,自有很多材料,可写得生动。有些作者,既缺少识见,又不肯用功,常常借助描写,加上很多想当然,而美其名曰报告文学。这其实是避重就轻,图省力气的一种写法,不足为训。
《三国志·诸葛亮传》
本传与小说,出入较大的,还有诸葛亮。小说和戏剧上的诸葛亮,几百年来在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形象,即所谓摇羽毛扇的人物。还影响了其他历史小说,几乎各朝各代,在争战交替之时,都有这样一个军师:《封神演义》的姜子牙,《水浒传》的吴用,瓦岗寨起义的徐茂功,明朝开国的刘伯温等等。
诸葛亮在本传里,是一个非常求实的人,是一个实干家。
陈寿奉晋朝之命修《三国志》,蜀汉为晋之敌,但他对诸葛亮的评价,我以为还是很客观,实事求是的。他说:
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综览陈寿所记,诸葛亮的一生,功劳固然很大,失败和无能为力之处也不少。最后的失败主要是客观条件所致。诸葛亮的隆中对策,说孙权,前后出师表,高瞻远瞩,文词质朴,情真意诚,叮咛周至,感动百代,成为名文。他死以后,人民哀其处境艰难,大功未竟,敬仰他鞠躬尽瘁的精神。追思怀念,千古不衰。人民愿意看到他在文学艺术上的形象。但《三国演义》和一些戏剧,把这一人物歪曲了。
最失败的是把诸葛亮写成了一个非凡的人。把他写成了一个未卜先知,甚至能呼风唤雨,嘴里不断念念有词的老道,即鲁迅所说近于妖了。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曾对后主反复说明,世事难以逆料,举出当时很多事例,完全是科学态度。
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原因是作者有意识把这样一个人物,塑造得更高大,不知不觉走到反面去了。作者对这一人物性格,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作者的学识见解,都不足以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如在《水浒传》里,他写在郓城县当一名书吏的宋江,写得很真实生动,到写当了水浒首领的宋江,他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熟悉一个书吏,着实没有体验过一个水泊首领的生活,甚至见都没有见过。于是只能以主观想象出之。宋江和刘备,如出一辙。和他相反,《西游记》的作者写了猴、猪等怪,完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此,猴、猪都具备了完整的性格。写唐僧亦如此,所以唐僧颇具人性。
《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
群众是喜爱英雄的,群众可以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一个神,但这个神对他们来说,只能起到安慰的作用。群众有高级的心理、情操,也可能有低级的心理、趣味。人可以有作为人的本能,也可以有来自动物的本能。文学艺术,应该发扬其高级,摈弃其低级,文以载道,给人以高尚的熏陶。
创造英雄人物,扬厉高尚情操,是文学艺术的理所当然的职责。
其基础是现实的人和生活。
再现历史英雄人物,不是轻而易举的。作者除去学的修养,还要有识的修养,学识浅薄,如何创造英雄人物?在创作准备上,识力不高,则应辅之以学。如研究历史,考察地理民俗,采集口碑遗迹,像司马迁所做的那样,司马迁写了刘、项那样的英雄人物,全从周密的调查研究入手,然后以白描手法,自然出之。
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创造英雄人物,反倒成了很容易的事。今天,在文学艺术中,假诸葛亮的形象,还是不少的。
虽不羽扇纶巾,坐四轮车,但也多是口中念念有词,不断发誓赌咒,一言而天下定的。
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师、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1980年2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耕堂读书记(三)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共四十册,四函。宣统元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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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寄寓北京锥把胡同河北省驻京办事处,有病不能上街,托张翔同志购得此书,还由中国作家协会开一证明,此盖内部掌握之书也。从书后印记看,此书来自济南,原来定价甚微,一至北京,则加价一倍以上。京师人物荟萃之地,物价亦必随之增长。
浏览一过,亦无甚可观。此人名重,然其书法,实不甚佳。为京官时,似甚用功,间有日课,崇尚理学,所作字或草或楷,并皆庸俗。从所记琐事中,可略见其为人。例如此人用一女婢,写信给他的父亲,声言此女极丑,这有什么必要?其九弟,(即曾国荃)在他处寄居时,兄弟颇不和,涉及他的内人婢仆,他写信给家中,引咎自责,均属虚伪。居京官时,常为会馆办些公益事,乡人有婚丧,他去主事,利用这些机会,锻炼办事应对能力,则不无可取。文人厌俗,以致终生不堪任事负重,曾非文士,有这种见解,从小事做起,故以后能担当统治者委托给他的重任。
及至与太平天国作战,本想从日记中看到一些珍贵材料,然记载越发零碎,不得要领。此王辏г怂剑笔庇氡斯彩抡吣苤呛笕怂苤咭病�
及任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时,所记材料,有些可取。
当时朝廷惧洋媚外,他奉旨做些不得人心之事,自叹为“伤天害理”,似尚有天良者。然天良自天良,倒行逆施的行动,并未稍减。
日记中,有当时灾区人肉价目表,读之令人心悸。
《能静居士日记》
《能静居士日记》著者赵烈文,载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系节录。
赵烈文为曾氏兄弟幕宾,攻破南京时在场。所记甚为详细真实,是日记中的佳品。
如记曾国荃督战破城后,归来时的狼狈形象,以及随之而来的骄盈。正在关键之时,不听赵的进言,竟进房大睡其觉,致使李秀成率队,穿上清军服装,混出城去。如非农民告发,后事殊难定局。记城破之前,所有清军人员,不分文武,都预备筐笼箱箧,准备大发其财。报功封爵,多有假冒。
记忠王被俘之初,曾国荃向之刀剜锥刺,以胜军之主将,对待败军之俘虏,竟如青皮流氓,报复私仇。并记在这种情况下,忠王的言词表现。又记,当一帮幕客去看被俘忠王,忠王竟向这些人谈起夜观星象等语。赵烈文等答以只要朝廷政治清明,动乱自然平息等语。读之,均不胜感慨。天朝以互相猜忌,自相残杀,遂使大业倾于将成,金田起义时灿烂众星,纷纷陨落。千百万农民战士,顿时风流云散,十四年争战经营,一旦土崩瓦解。狂澜既止,龙虎无踞。忠王末路,哀言求生。此千古大悲剧,志士仁人,扼腕痛心,无可奈何者也。将革命大义,幻为私利者,当负此责乎?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矣。曾氏兄弟,侥幸成功,真如前人所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又如记曾国荃笼络士兵,为其效死。士兵负伤后,令其口嚼人参,然后将渣滓,敷于伤口。声言如此可以起死回生。
以致湖南人参,被购一空,参价百倍高于人价。又记曾国荃得势后,如何搜刮财物,兼并乡里,大置田产,均系曾国藩亲口对赵烈文所谈。
看来,小人物的日记,比起大人物的日记,可看的东西就多了。这是因为小人物忌讳较少,也想存些史实,传名后世。
《翁文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