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1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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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评论中，清除这种对民族国家非常不祥的文风，无疑是一件极其迫切、极其艰巨的任务。文艺评论是要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对花木可以进行修剪，但不能一味地诉诸砍伐。古人有言：友直、友谅、友多闻。文学艺术家，希望于文艺评论家的，大概也是这种意思吧！
金梅同志从他多年来写的近百篇文艺评论中，选择三十多篇，准备结集出版，愿意我写几句话。金梅帮我做过不少事，我应该为他写一点。但我身体不好，视力也差，不能看很多文章，只能说些题外的话，也没有什么新意。这是要请他原谅的。
1981年6月10日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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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张志民小说选序
最近邹明同志去北京组稿，带回张志民同志的一封信，说是要把过去写的短篇小说，重新编整，出一本书，要我写几句话。对于老朋友在这一方面的嘱托，我总是即刻就构思、动笔的。
志民在参加抗日战争时，还是一个小孩子。在抗战中期，他开始写作，主要是写短篇小说和散文。一九四九年进入天津以后，他时常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发表作品。从那时，我同他熟识起来。志民后来以写诗为主，并以诗成为名家，他的小说散文作品，遂被诗作所掩。
志民为人热情诚挚，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战争年代培养起来的那一代青年的典型风貌。他后来致力于诗，更加深加强了他的这些气质。一九六二年，我大病初愈，在北京见到了他，亲切如故。一九七八年我去北京开会，又遇到了他。
他坐了多年牢房，头发已经有些白了，看不出有什么颓唐，还是很热情地和我谈了很久，并特意给我送去两枚野胡桃，说是人老了，手里拿着这个玩玩，是有好处的。他说，这种胡桃出自他的家乡深山里，近年来，大个的不容易找到了，这一副小些，但拿起来方便。
这点礼品，真是投我所好，使我非常喜欢，直到现在，每天闲时，还拿起来，在手心里搓磨。我想：志民从小入伍，手里拿的是枪、手榴弹和铲镐，当然也拿笔。现在，他居然想到叫我拿拿这个，总之是不愿意叫我的两只手闲着吧。想到这些，我就不由地笑了。当然也想到他在牢狱中，被铐起来的手，以及他的愤怒。
想起这些，我的心情就沉重起来，手里的核桃也就玩不下去了。是的，志民和许多人，经历了这样的一段历史。他们度过了艰苦贫寒的童年，然后进入了反抗残暴侵略的行列；
他们学会了运用文字，这些文字，是伴随着枪声，射向敌人的。是伴随着犁耧，生产粮食的。无论文武，他们只是一名来自农民的战士，和人民血肉相连。因此，他们的战斗、牺牲，是没有个人的要求的，是没有个人的计较的。你说是受苦受难也好，你说是命里注定也好，你说是一片空白也好，中国的历史，总会记得有这样一批战士，我们的地图，标志着他们荷枪实弹战斗过的许多地方。
自此以后，才有了幸福的一代人。才有了吃牛奶面包长大的一代。其中也有在政治风浪中，坐着氢气球、救生艇飘游，在风平浪静，政治清明之时，回到地面上，写几篇作品，然后就逐华筵，争驿舍，肥马轻车，登泰山小天下，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人。但是苏轼曾引欧阳修的话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况大言不惭者乎！
古人说：取材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但历史和文学，并非完全如此。超越之说，也不是很科学的。强调过甚，同样会成为一种历史虚无观点。对于志民的这些短篇小说，我是熟悉的。我以为这些作品，记录了时代，记录了志民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战斗和劳动的经历。其中没有虚妄，因此也就没有狂诞。这些作品，是朴实的，含有作家的激情和理想。作家对人民是忠诚的，是谦虚的，是知道一尺布、一升米来之不易，是知道天高地厚的。因此，可以断言：这些作品将被历史所容受、记录，也会被今天的生活所承认、证实。
现在听说志民想重新把小说拿起来，继续写下去，这就更好了。
1981年7月16日大雨过后灯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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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王昌定《绿叶集》序
太平天国自我毁灭，曾国藩侥幸成功，又窜身文艺，一时被阿谀权势者推为领袖，号称桐城派的复兴。他提出文章有三大领域，即义理、词章和考据。义理一类，实即指的散文。
其实，仔细读读曾氏的文章，只会感到矫揉造作，既无真情，亦无实感。在起承转合上，学习桐城派的气的运用，也不过是虚张声势。
因为所谓义理，在他那里，虽然说得冠冕堂皇，都是虚伪的，空洞的。刻之碑碣，自无不可；悬之庙堂，也是合乎体统的。如果想使读者信服感动，就很困难了。
义理依附于现实，依附于时代和社会。文章必作真实的反映，然后才有义理产生，义理才能深入人心。作者无真情，所反映者即非真相，虽然虚情假意地在那里大哭、大笑、大喊叫，只能使路人有滑稽之感，和莫名其妙的心情。
古往今来，这样的文章是很多的，并非曾国藩一个人。
桐城派古文，到了同、光时期，它原有的一点生命力，也渐渐消失了。这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很有关联。“五四”新文学运动，有人振臂一呼，这一派文章，应声土崩瓦解，是有时代的因素的。
广大读者厌弃了这种空谈义理的文章，乃去探求真情实感的文章。这一时期，人们推崇像《浮生六记》那样的作者，有很多人去模拟学习。其实写个人私情，不过是散文的一体；
散文和别的文字一样，所重仍在社会意义。同时因为翻译大兴，从国外又介绍进来很多新品种，英国的，俄国的，日本的，印度的散文，都对中国散文创作，起过很大影响。其中，有的在中国现实土壤生根，也有的只是昙花一现。
总的趋势是，避免空谈和说教，解放思想和感情，面对现实人生，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五四”以来，确实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散文作品。
所谓生活的义和理，在这些散文中，都有所反映，并有所形成。
王昌定同志要出一本散文集，征序于我，年老多病，眼界不宽，只能谈些感想如上。
昌定曾以一篇谈诗歌创作的杂文，招致大祸。短短一篇与政治毫无关系的文章，当时竟引出那样的声势和局面，千百年后，是一定不能理解的。“四人帮”倒台以后，昌定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揭露性的文章，我当时看后，曾对他说揭露得含糊了一些。昌定笑着答：太露骨了，恐怕再惹乱子。我听了以后，一方面自悔失言，因为自身卑弱，我是从来不在处事为文上，去鼓励别人“勇敢”和“大胆”的。另一方面，我又为昌定能不忘前事，作为后事之师，十分赞赏。
我有时想：在人生漫长坎坷的旅途上，受些苦难，心有余悸，并不是坏事；而有恃无恐，则很危险。历史上一些纨袴子弟，处一帆风顺之时，罢棹傲歌，玩忽天地之覆载，自视为时代的宠儿，目空一切，得意忘形，他们的前途，就常常有可忧虑的地方了。因为，以其膏粱娇嫩之躯，稍遇颠簸，必至倾覆，泥首污身，不能自拔，尚能望其如平日放言，以名节自立耶？
昌定的文才是多方面的，评论、创作，都有自己的风格。
习字贵藏锋敛锷，为文亦当如此，这应是我同昌定共勉的吧！
1982年3月6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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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 耕堂序跋 《田流散文特写集》序
太久远的事，非我所知。就亲身经历过的而言，我们的党，是非常重视新闻报道工作的。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在各个根据地办起了报纸，同时成立了通讯社。例如，在晋察冀边区，就于一九三八年冬季，成立了晋察冀通讯社，各分区成立分社，各县、区委宣传部，都设有通讯干事。我那时在晋察冀通讯社通讯指导科工作，每天与各地通讯员联系，写信可达数十封，我还编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铅印出版，可惜此书再也找不到一本存书了。
在战争年代，所谓文字工作，主要是通讯报道。大家都给报纸写稿，大家都做抗日宣传。在长期的战斗生活里，我们培养出大量的优秀的通讯员、记者，也牺牲了很多年华正茂、奋发有为的同志。在通讯员中间，并出现了不少诗人、作家，出现了不少新闻工作的骨干。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的通讯报道，都是与群众的战斗和生产、生活和感情，息息相关的，都是很真实诚挚的，都是为战争服务的。在这一时期，四方多难，大业始创，我们的党，在制定每一项政策时，都是非常谨慎的。政策是很鲜明实际的，与群众的意愿是完全一致的。每一名记者，都时时刻刻生活在群众之间，为群众工作；群众也时时刻刻关心他，帮助他，保护他，向他倾诉心曲。因此，在这一时期，新闻也好，通讯也好，特写也好，都不存在什么虚构的问题，其中更没有谎言。
战争年代的通讯，可以说是马上打天下的通讯。是战斗的，真实的，朴素的，可以取信当世，并可传之子孙的。
但是，自从我们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下马来治理天下的时候，通讯报道工作，就遇到了不少新的难题。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的政策偏左，主观的成分多了。而这些政策，又多是涉及农村工作的。有时，广大农民并不很理解这些政策，但慑于政治的风暴，当记者去采访时，本来质朴的农民，也学会了顺风走，顺竿爬，看颜色行事，要什么给什么，因此，就得不到什么真实的情况了。更何况，有些记者，在下乡之前，自己先有满腹的疑虑和杂念。在这种主客观的交织下，所写出的通讯，内容的真实性，就可想而知了，这种情况，到十年动乱，已经登峰造极。只有在党的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才又逐步回到实事求是的路途上来。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非我所能详知，留待新闻工作者去总结吧。
关于通讯、特写，现在我想到的，却还是一个真实问题。
我以为通讯、特写，从根本上讲，是属于新闻范畴，不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现在有一种所谓“报告文学”，把两者的性质混淆起来，造成了不少混乱。通讯、特写都是新闻，是直接为宣传工作服务的。说得冠冕一些，是制定政策或修订政策的基础。其真实性、可靠性是第一义的，是不允许想当然的。现在有些报告文学，名义上写的是真人真事，而对人物只是一知半解，各取所需；对历史情况，又非常生疏无知。强加一些感情抒发，捏造一些生动的场面，采取一些电影手法，以此吸引读者，其结果，因为与事实相违，就容易成为虚无缥缈的东西了。
当然，通讯、特写，其优秀者，也必然会成为文学作品、文学读物。有人把通讯、特写，看成是外来的样式，新兴的东西，其实在中国古典散文中，是常见的，占很大的比重。例如在古文选本上常见的，王禹偁的《唐河店妪传》，就可以称为“战地通讯”，至于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篇，就更可以说是“人物特写”了。有些记者，醉心于外国式的报道方式，
